09新编《斯大林全集》第九卷（1926.12—1927.7）.txt

    斯大林全集
    第九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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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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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全集
    第九卷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至一九二七年七月
    一九五四年·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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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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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出版的。宇研究院)编輯、蘇聯國家政治書箱出版局一九四六年蘇共中央馬克思列率主義研究院（原名馬克思恩格斯列版是根據蘇聯共產黨（布爾什誰克中央委員會决定，由局依照『斯大林全集」俄文版譯出的。『斯大林全集」俄文會决定，由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斯大林全集」中文版是根據中國共產驚中央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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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例
    一、本全集第一至十三卷的卷次、分篇等与俄文版相同，第十四卷及之后各卷的卷次、分篇等由本电子书制作者编辑排定。
    二、本全集的注释，一为著者注、译者注和本电子书制作者注，均用圆形注码（①、②、③…）标明，附在当页正文的底部；二为俄文版编者注，用六角注码（〔一）、〔二)、〔三)…)标明，附在全书正文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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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本书文字虽经多次校对，错讹之处仍恐难免，希读者指正。
    本电子书制作者诸夏怀斯社联系邮箱：hqxsk@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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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录
    第九卷说明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至一九二七年七月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至十二月十六日)…3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
    (十二月七日报告)…
    一几点预先的说明
    3
    一、党内发展的矛盾
    二、党内矛盾的根源…
    8
    二联共（布)党内反对派的特点…
    10
    三联共（布）党内的意见分歧…
    15
    一、社会主义建设的几个问题
    16
    二、“喘息”的因素
    19
    三、革命的“民族”任务和国际任务的一致性和不可分割性…20
    四、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历史…21
    五、目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特别重要的意义…26
    六、关于革命的前途…29
    七、实际上问题是怎样的…30
    八、关于胜利的机会
    32
    0000000000中0中中中
    九、实际政策上的意见分歧…33
    四在工作中的反对派…35
    五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为什么称赞反对派…38
    六反对派联盟的失败…
    42
    七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的实际意义和作用…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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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斯大林全集
    第九卷
    结论
    (十二月十三日)
    45
    一几点意见..........................
    45
    一、我们需要的是事实，而不是捏造和诽谤
    45
    二、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为什么称赞反对派
    50
    三、错误是有各种各样的
    54
    四、季诺维也夫所理解的无产阶级专政…57
    五、托洛茨基的巫师箴言
    60
    六、季诺维也夫像小学生那样引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
    62
    七、季诺维也夫所理解的修正主义…69
    二社会主义在个别资本主义国家内胜利的问题
    72
    一、帝国主义时期个别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提…72
    二、季诺维也夫怎样“改正”列宁的话
    80
    三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83
    一、反对派的“手腕”和列宁党的“民族改良主义”
    83
    二、我们正在苏联建立并能建成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91
    三、我们和全世界无产者结成联盟来建设社会主义
    99
    四、蜕化问题
    101
    四反对派和党的统一问题
    102
    五结论
    106
    给克谢诺丰托夫的信…
    109
    在联共（布）莫斯科省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的演说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四日)…
    111
    给札依采夫同志的信
    116
    给连纳的工人们
    119
    致斯大林格勒“斗争报”的贺电
    120
    在十月铁路局斯大林铁路工厂工人大会上的演说（摘要）
    (一九二七年三月一日)…121给茨维特柯夫和阿雷坡夫两同志的信
    125
    论工农政府问题（答德米特利也夫）…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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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录
    3
    给申凯维奇的信…135在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演说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九日)…137给邱贡诺夫的信
    143
    论党在农民问题上的三个基本口号（答杨一斯基）…145中国革命问题
    (联共（布）中央批准的给宣传员的提纲)…157中国革命的前途…157
    二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
    158
    三中国革命的第二阶段
    160
    四反对派的错误
    161
    给“真理报”（纪念创刊十五周年）…164论中国革命的几个问题（答马尔秋林同志）
    166
    和中山大学学生的谈话
    (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三日)…
    171
    论十月革命准备时期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专政的口号
    (答坡克罗夫斯基)…191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第八次全会第十次会议上的演说)…201几个小问题…201
    二农民土地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
    203
    三屠杀共产党人的南京右派国民党及
    与共产党人保持联盟的武汉左派国民党…209
    四论中国工农代表苏维埃
    211
    五两条路线
    218
    给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学生们
    223
    答坡克罗夫斯基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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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斯大林全集第九卷
    时事问题简评
    229
    一论战争的威胁
    229
    二关于中国
    235
    注释
    257
    年表
    266
    插图（新增）
    一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
    108
    二《真理报》创刊号(1912年5月5日)
    165
    三中国大革命风云突变…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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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九卷说明
    《斯大林全集》第九卷包括斯大林同志自一九二六年十二月至一
    九二七年七月的著作。
    这一个时期，苏联的工人和农民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根据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和第十五次代表会议的决定，继续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奋斗。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的巩固使帝国主义国家的反苏斗争和国内资本主义成分反社会主义成分的斗争急剧地尖锐化了。当时“正在建立一种从张伯伦到托洛茨基的统一战线之类的东西”来反对苏维埃政权。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的报告“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中，在对该报告所做的结论中，在联共（布）莫斯科省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和在斯大林铁路工厂工人大会上的演说中，在“时事问题简评”和其他著作中，斯大林同志捍卫了并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党是苏维埃国家基本的指导力量和领导力量的学说，揭穿了托洛茨基一季诺维也夫集团首领们跟工人阶级和布尔什维克党的事业为敌的“理论”，揭穿了他们在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内的破坏活动。
    斯大林同志的这些著作发挥了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及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强调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民族任务和国际任务的统一性和不可分割性，确定了党在苏联受到更大的新的军事进攻威胁情况下的对外政策路线，规定了加强苏联国防力量的任务。
    在“论党在农民问题上的三个基本口号”、“论工农政府问题”、“论十月革命准备时期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专政的口号”等著作中，发展了列宁关于工农联盟以及无产阶级在这一联盟中的领导作用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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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斯大林全集第九卷
    说，阐明了苏维埃国家和苏联政府的阶级性质。
    分析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间中国人民的革命民主主义运动和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动力和发展前途的著作在第九卷中占很大篇幅，这些著作就是“中国革命问题”、“和中山大学学生的谈话”、“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等。
    本卷第一次发表了斯大林同志给克谢诺丰托夫、札依采夫、申凯维奇、邱贡诺夫、茨维特柯夫和阿雷坡夫、坡克罗夫斯基的书信。
    联共（布）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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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至
    一九二七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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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一(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至十二月十六日)
    载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九日、十日、
    十九日、二十一日和二十二日“真理报”第二八五、第二八六、第二九四、第二九五和第二九六各号
    ◇3◇0
    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
    (十二月七日报告)
    几点预先的说明
    同志们！在讲到问题的实质以前，让我先作几点说明。
    一、党内发展的矛盾
    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党内斗争的问题，这个斗争不是昨天才开始的，而且现在还没有停止。
    如果考察我们党自诞生以来，自一九。三年布尔什维克派形成以来的历史，并探讨我们党从那时起直到今天的各个阶段，那末，可以
    ①此夹注符号为之前文字在《斯大林全集》1953年中文版（繁体竖排版)中的页次，下同。一一本书制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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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斯大林全集第九卷
    毫不夸大地说，我们党的历史就是党内各种矛盾斗争的历史，就是克服这些矛盾并在克服这些矛盾的基础上逐渐巩固我们党的历史。也许有人以为俄国人太好吵架，喜欢争辩，爱闹意见，所以他们的党是通过克服党内矛盾而发展的。同志们，这是不对的。这里问题不在于好吵架。这里问题在于存在着原则上的意见分歧，这些分歧是在党的发展的进程中，在无产◇5◇阶级阶级斗争的进程中发生的。这里问题在于：只有为一定的原则、为一定的斗争目标、为达到目标的一定的斗争方法而斗争，才能克服矛盾。在当前政策问题上，在纯属实际性质的问题上，可以而且应该和党内抱有不同想法的人作各种妥协。但是，如果这些问题和原则上的意见分歧有关，则任何妥协、任何“中间”路线都无济于事。在原则性的问题上没有而且不能有“中间”路线。应当成为党的工作基础的不是这些原则，便是另一些原则。原则问题上的“中间”路线是引起思想混乱的“路线”，是掩饰意见分歧的“路线”，是使党在思想上蜕化的“路线”，是使党在思想上灭亡的“路线”。
    西方社会民主党目前是怎样生活和发展的呢？它们有没有党内矛盾，有没有原则上的意见分歧呢？当然有。它们有没有在党员群众面前诚恳坦白地揭露这些矛盾并竭力克服这些矛盾呢？没有，当然没有！社会民主党的实践是要把这些矛盾和分歧掩盖起来，隐藏起来。社会民主党的实践是要把自己的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变成空洞的粉饰太平的集会，竭力隐藏和掩饰内部的意见分歧。但是，这除了引起思想混乱并使党在思想上贫困化外，是什么也得不到的。这就是过去是革命的而现在是改良主义的西欧社会民主党堕落的原因之一。
    但是，同志们，我们是不能这样生活和发展的。原则上的“中间”路线政策不是我们的政策。原则上的“中间”路线政策是衰颓的和蜕化的党的政策。这样的政策不能不使党变成空忙一阵和脱离工人群众的空洞的官僚主义机构。这条道路不是我们的道路。我们党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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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
    5
    的一切都证实了这个原理：我们党的历史就是克服党内矛盾并在克服这些矛盾的基◇6◇础上不断巩固我们党的队伍的历史。
    拿第一个时期，即“火星报”时期，亦即我们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时期来看，当时在我们党内第一次发生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意见分歧，我们党的上层终于分裂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布尔什维克（列宁），一部分是孟什维克（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马尔托夫、查苏利奇、坡特列索夫)。列宁当时是孤立的。你们要知道，当时对于那些离开了列宁的“了不起的人物”曾发出多少叫喊和呼号！然而斗争的实践和党的历史表明，这种意见分歧是有其原则基础的，这种分歧是真正革命的和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政党诞生和发展所必经的阶段。斗争的实践当时表明：第一、问题不在于量而在于质；第二、问题不在于形式上的统一，而在于统一要有原则基础。历史表明列宁是对的，而那些“了不起的人物”是不对的。历史表明，如果不克服列宁和“了不起的人物”之间的矛盾，我们就不会有真正革命的党。
    拿下一个时期即一九。五年革命前夜的时期来看，当时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作为两个政纲完全不同的营垒，仍然在一个党内处于互相反对的状态，当时布尔什维克正处于党的正式分裂的前夜，他们为了坚持我们革命的路线，不得不召开自己的单独的代表大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党的布尔什维克部分当时何以占了上风，何以博得了党内多数的同情呢？这是因为它没有掩饰原则上的意见分歧，并且用孤立孟什维克的办法来为克服这些分歧而斗争。
    其次，我还可以举出我们党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即一九O五年革
    命失败以后的时期，亦即一九O◇7◇七年的时期，当时有一部分布
    尔什维克，即以波格丹诺夫为首的所谓“召回派”，背弃了布尔什维主义。这是我们党生活中的一个危急时期。这个时期有许多资格很老的布尔什维克离开了列宁和列宁的党。孟什维克当时大叫布尔什维克要灭亡。然而布尔什维主义并没有灭亡，短短一年半的斗争实践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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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斯大林全集第九卷
    列宁和列宁的党为克服布尔什维主义队伍中的矛盾而斗争，是正确的。这些矛盾之被克服，并不是由于掩饰了它们，而是由于揭露了它们，由于进行了有利于我党的斗争。
    其次，我还可以举出我党历史的第四个时期，即一九一一年至一
    九一二年的时期，当时布尔什维克己恢复了几乎被沙皇反动势力击溃的党并驱逐了取消派。这时，也像以往各个时期一样，布尔什维克之恢复并巩固了党，并不是由于掩饰了和取消派之间的原则上的意见分歧，而是由于揭露了并克服了这些分歧。
    再其次，我还可以指出我党发展的第五个阶段，即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前夜的时期，当时以布尔什维克党几个著名领袖为首的一部分布尔什维克动摇了，不想举行十月起义，认为这是一种冒险。大家知道，布尔什维克之克服这个矛盾，也不是由于掩饰了意见分歧，而是由于为十月革命进行了公开的斗争。斗争的实践表明，如果不克服这些分歧，我们就会使十月革命陷于危急的境地。
    最后，我还可以指出此后我们党内斗争发展的各个时期，即布列斯特和约时期，一九二一年（工会问题的争论）时期以及其他各个时期，这些时期你们都已知道，我在这里就不多说了。大家知道，在所有这些时期中，也像过去一样，我们党是通过克服内部矛盾而成长和巩固起来的。◇8◇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
    结论就是：联共（布）是通过克服党内矛盾而成长和巩固起来的。结论就是：以斗争来克服党内意见分歧是我们党的发展规律。可能有人会说，这是联共（布）的规律，而不是其他无产阶级政党的规律。这是不对的。这个规律是一切较大政党的发展规律，无论苏联无产阶级政党或西方无产阶级政党都是一样。如果在小国中的小党内可以用某种方法掩饰意见分歧，用一个人或几个人的威信把意见分歧掩盖起来，那末在大国中的大党内，通过克服矛盾而发展，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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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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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成长和巩固所必不可少的因素。过去如此，现在还是如此。
    我想在这里引证和马克思一起领导西方无产阶级政党达数十年的恩格斯的一段有权威的话。这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事情，当时德国施行反社会主义者特别法二，马克思和恩格斯侨居伦敦，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国外秘密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三）实际上指导着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工作。伯恩施坦当时是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还没有变成改良主义者)，恩格斯常常和他通信讨论德国社会民主党政策中最迫切的问题。下面就是他当时（一八八二年）写给伯恩施坦的
    一段话：
    “看来大国的任何工人政党，只有在内部斗争中，只有在完全符合于一般辩证发展规律的情况下，才能发展起来。德国党是在爱森纳
    赫派和拉萨尔派O的斗争中变成了现在的样子的，在这个斗争中连吵
    架本身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只有被拉萨尔特意豢养起来充当其工具的帮坏蛋没◇9◇落以后，团结才有可能，其实就在那时我们的人去谋取团结也是过于匆忙了。在法国，有些人虽然抛弃了巴枯宁的理论，却继续运用巴枯宁的斗争手段，同时还想为了自己的特殊目的而牺牲运动的阶级性质，这些人也必须先行没落，然后团结才有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宣传团结就是十足的愚蠢。道德的说教对于反对目前情况下不可避免的幼稚病是没有帮助的。”（见“马克思和恩格斯文库”第
    一册第三二四页至第三二五页〔四))
    ①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叶德国工人运动中的两个政党。爱森纳赫派是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由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领导，在一八六九年爱森纳赫代表大会上创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拉萨尔派是拉萨尔思想的信徒。他们认为可用和平手段把资本主义改造成社会主义。马克思曾严厉批评过拉萨尔派。这两个政党进行过激烈的斗争，后来于一八七五年间在哥达代表大会上合并成一个德国社会民主工党，而拉萨尔派则为党内机会主义派。一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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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斯大林全集第九卷
    在另一个地方（一八八五年）恩格斯说道：
    “矛盾绝不能长期掩饰起来，它们是以斗争来解决的。”（同上，第三七一页)
    首先必须这样来解释我们党内矛盾的存在并说明我们党是以斗争的方法克服这些矛盾而发展起来的。
    二、党内矛盾的根源
    可是，这些矛盾和意见分歧从何而来，其根源何在呢？我想，无产阶级党内矛盾的根源在于两种情况。这两种情况是什么呢？
    第一、就是在阶级斗争的环境中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使用压力，无产阶级中最不坚定的阶层和无产阶级政党中最不坚定的分子往往受到这种压力的影响。不能认为无产◇10◇阶级是完全与社会隔离而站在社会之外的。无产阶级是社会的一部分，它和社会各种不同的阶层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党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因此，党也就不能和资产阶级社会中各种不同的阶层断绝联系并摆脱它们的影响。资产阶级及其思想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压力表现于：资产阶级的观念、风俗、习惯和情绪往往通过某些和资产阶级社会有一定联系的无产阶级阶层而渗透到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来。
    第二、就是工人阶级的庞杂性，工人阶级内部存在着各种阶层。我认为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说可以分为三个阶层。
    第一个阶层就是无产阶级的基本群众，它的核心，它的固定部分，就是那些早已和资产阶级断绝联系的“纯血统的”无产者群众。这一无产阶级阶层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可靠的柱石。
    第二个阶层就是那些不久以前才从非无产阶级，即从农民、小市民队伍、知识分子中分化出来的人。这批出身于其他阶级的人，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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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
    9
    久以前才加入无产阶级队伍，并把自己的作风、习惯、犹豫和动摇带到工人阶级中来。这个阶层是滋长各种无政府主义派、半无政府主义派和“极左派”的最好的土壤。
    最后，第三个阶层就是工人贵族，工人阶级的上层分子，无产阶级中生活最有保障的一部分，他们力求和资产阶级妥协，极爱巴结有权有势的人物，喜欢“出人头地”。这个阶层是滋长露骨的改良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的最好的土壤。◇11◇
    工人阶级的这后两个阶层虽然在外表上有所不同，却或多或少是培养一般机会主义的共同园地，在工人贵族的情绪占上风时，养成公开的机会主义，而在和小资产阶级还没有完全断绝关系的工人阶级半小市民阶层的情绪占上风时，则养成以“左的”词句掩盖着的机会主义。“极左的”情绪和公开的机会主义的情绪往往是一致的，一一这个事实一点也不奇怪。列宁不止一次地说过，“极左的”反对派是右的、孟什维克的、露骨的机会主义的反对派的另一面。这是完全正确的。如果说“极左派”主张革命仅仅是因为他们盼望革命在明天就胜利，那末很明显，如果革命一旦受到阻碍，如果革命在明天不能胜利，他们一定会悲观失望，对革命丧失信心。
    自然，每当阶级斗争发展到转折点的时候，每当斗争尖锐化和困难加重的时候，无产阶级各个阶层间在观点、作风和情绪上的差别，必不可免地表现为党内的某些意见分歧，而资产阶级及其思想的压力必然使这些分歧尖锐化，使这些分歧通过无产阶级政党内部的斗争来解决。
    这就是党内矛盾和意见分歧的根源。
    能不能避开这些矛盾和意见分歧呢？不，不能。以为能避开这些矛盾，就是欺骗自己。恩格斯说得对：长期掩饰党内矛盾是不可能的，这些矛盾是以斗争来解决的。
    这并不是说，党应当变成一个争论的俱乐部。相反地，无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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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斯大林全集第九卷
    政党是而且应当始终是无产阶级的战斗组织。我仅仅想说，对党内的意见分歧，如果这些分歧是原则性的，不能把手一挥，把眼一闭，置之不理。我仅仅想说，只有为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路线而斗争，才能使无产阶级政党摆脱资产阶级的◇12◇压力和影响。我仅仅想说，只有克服党内矛盾才能使党健全和巩固起来。
    二
    联共（布）党内反对派的特点
    现在让我从几点预先的说明进而谈到联共（布）党内反对派的问题。
    首先，我想指出我们党内反对派的几个特点。我指的是它表面上的显而易见的特点，而暂不涉及意见分歧的实质。我想这些特点可以归结为三个主要的特点。第一、联共（布）党内的反对派是联合起来的反对派，而不是什么“简单的”反对派。第二、反对派竭力以“左的”词句掩盖自己的机会主义，以“革命的”口号炫耀自己。第三、反对派由于自己没有一定的原则，往往抱怨别人不了解他们，反对派的首领们实质上代表着“不被了解的人们”的派别组织。（笑声）
    先从第一个特点谈起。反对派在我们这里是作为联合起来的反对派，作为过去受过党的谴责的种种派别的联盟而出现的，并且它不是怎样“简单地”出现，而是在托洛茨基主义领导下出现的，一一这一事实用什么来说明呢？
    这要用下面的情况来说明：
    第一、结成联盟的一切派别，不论是托洛茨基派、“新反对派”、“民主集中派”五残余或是“工人反对派”过残余，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机会主义的派别，它们不是从产生时起就和列宁主义作斗争，便◇13◇是近来才开始和列宁主义作斗争。不用说，这个共同特点一定促使它们结成联盟来进行反党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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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
    11
    第二、目前这一时期是个转折时期，这个转折时期重新直截了当地提出了我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因为这一切派别在某些革命问题上是和我们党有过意见分歧而且继续有意见分歧的，所以很自然，在目前这个时期所具有的总结性质，要清算我们的一切意见分歧，一定会推动这一切派别结成一个联盟，结成一个反对我党基本路线的联盟。不用说，这种情况不能不促使各色各样的反对派别联合成一个共同的营垒。
    第三、一方面是我们党的强大有力和团结一致，一方面是一切的反对派别的软弱无力和脱离群众，这就不能不使这些派别的分散的反党斗争成为显然无望的事情，因此，各反对派别必然要走上把力量联合起来的道路，以便以各个集团的结合补救它们的弱点，这样，至少从表面上可以增加反对派成功的机会。
    为什么领导反对派联盟的正是托洛茨基主义呢？
    第一、因为托洛茨基主义是我们党内现有一切反对派别中最完整的机会主义派别（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认定托洛茨基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的倾向，这是对的七))。
    第二、因为在我们党内没有一个反对派别能像托洛茨基主义那样灵活而巧妙地以“左的”和最最最革命的词句掩饰自己的机会主义。(笑声)
    在我党历史上，托洛茨基主义领导各种反对派别来反对我们党，这并不是第一次。我想举出我党◇14◇历史上一个人所共知的前例，这是在一九一。年至一九一四年间发生的，当时成立了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各种反党的反对派别的联盟，即所谓八月联盟。我所以要举出这个前例，是因为它是目前反对派联盟的某种原型。当时托洛茨基把取消派（坡特列索夫、马尔托夫等人）、召回派(“前进报派”)和他自己的集团联合起来一同反对党。而现在他又企图把“工人反对派”、“新反对派”和他自己的集团联合成一个反对派联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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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斯大林全集第九卷
    大家知道，列宁当时反对八月联盟历时三年之久。在八月联盟形成的前夜，列宁就这样写道：
    “因此，我们代表全党声明：托洛茨基在执行反党的政策，他在破坏党的合法性，走上冒险和分裂的道路…托洛茨基对这个不容争辩的真理所以默不作声，是由于真理和他的政策的实际目的是不相容的。可是实际目的愈来愈明白，甚至连最没有远见的党员都看得很清楚了。这种实际目的就是坡特列索夫分子和前进报派的反党联盟，这个联盟正由托洛茨基支持和组织起来…这个联盟当然要支持托洛茨基的‘基金’和他所召集的反党的代表会议，因为坡特列索夫先生们和前进报派先生们可以从这里得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自己派别组织的自由，使派别组织神圣化，掩盖它们的活动，在工人面前为这种活动辩护。
    正是从‘原则基础’上来看，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个联盟是千真万确的冒险主义。托洛茨基不敢说他把坡特列索夫和召回派看做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看做社会民主主义原则性的真正维护者。冒险家立场的实质也就在于他不得不经常躲躲闪闪…正是从‘原则基础’上来看，托洛◇15◇茨基和坡特列索夫及前进报派的联盟是一种冒险行为。从党的政治任务上来看，这样说也是对的…中央全会以后一年来的经验在事实上说明：体现着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这种影响的，正是坡特列索夫集团，正是前进报派的派别组织…最后，第三、托洛茨基的政策是组织上的冒险行为，因为，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它破坏了党的合法性，而且代表一个国外集团（或代表呼声报派和前进报派这两个反党的派别组织的联盟)召开代表会议，直接走上分裂的道路。”（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十七卷第十三、十五、十七、
    十八各页)
    这就是列宁对以托洛茨基为首的第一个反党派别联盟的批判。对目前还是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反党派别联盟，基本上也必须给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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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同的但更加严厉的批判。
    这就是我们的反对派目前作为一个联合起来的反对派出现，并且不是“简单地”而是在托洛茨基主义领导下出现的原因。
    反对派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如此。现在谈谈第二个特点。
    我己经说过，反对派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力图以“左的”、“革命的”词句掩盖自己的机会主义的行为。我认为在这里不必多举事实去证明在我们反对派的实践中经常是“革命的”词句和机会主义的行为不一致。只要看看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所通过的论反对派的提纲八)，就足以明了这套把戏的秘诀。我只想从我们党的历史上举出几个例子来说明我们党内的一切反对派别，在取得政权以后的时期中，竭力以“革命的”词句掩盖自己的非革命的行为，不断“从左◇16◇面”批评党和党的政策。
    例如拿“左派”共产主义者来看，他们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期（一
    九一八年)是反对党的。大家知道，他们“从左面”批评党，反对布列斯特和约，并认为党的政策是机会主义的、非无产阶级的、对帝国主义者妥协的政策。事实上却是这样：“左派”共产主义者在反对布列斯特和约时，妨碍了党获得“喘息”以组织和巩固苏维埃政权，帮助了当时反对布列斯特和约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使帝国主义易于在苏维埃政权萌芽时就把苏维埃政权消灭。
    拿“工人反对派”（一九二一年）来看。大家知道，“工人反对派”也“从左面”批评党，百般“攻击”新经济政策，把列宁的要恢复工业必先发展供给工业以原料和粮食的农业这一论点“痛骂”得“体无完肤”，“痛骂”列宁这一论点是忘记了无产阶级的利益，是
    一种农民的倾向。事实上却是这样：如果不实行新经济政策，如果不发展供给工业以原料和粮食的农业，那我们就不会有任何工业，而无产阶级就会丧失阶级性。此外，“工人反对派”此后向哪方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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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右还是向左，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最后，拿托洛茨基主义来看，它“从左面”批评我们党己有好几年了，而且如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所正确指出的，它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倾向。在小资产阶级倾向和真正的革命性之间能有什么共同点呢？“革命的”词句在这里不过是小资产阶级倾向的掩盖物，这难道还不明显吗？至于用“左的”叫喊来掩盖自己做了托洛茨基主义的俘虏的“新反对派”，我就不谈了。◇17◇
    这些事实说明什么呢？
    它们说明用“左的”假面具来掩盖机会主义的行为，是取得政权以后我们党内所有一切反对派别的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
    这是由于苏联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由于我国无产阶级内部留下来的伟大的革命传统。这是由于苏联工人根本仇视反革命分子和机会主义分子。这是由于我国工人不会轻信露骨的机会主义分子，因此，“革命的”假面具就是反对派用来至少在表面上吸引工人注意并使工人信任他们的钓饵。例如我国工人不能了解为什么英国工人直到现在还没有想到把汤姆斯这样的叛徒溺死，把他们扔到井里去。（笑声）凡是知道我国工人的人都容易了解，像汤姆斯那样的人和那样的机会主义者在苏联工人中间简直是无容身之处的。然而大家知道，英国工人不仅不打算把汤姆斯这帮先生们溺死，而且一再把他们选入总委员会〔九)，同时不是平平淡淡地选举他们，而是在选举时还举行游行示威。显然，对于这样的工人是用不着以革命的假面具掩盖机会主义的，因为他们本来就不反对把机会主义者吸收到自己的队伍里去。
    这是由于什么呢？这是由于英国工人缺乏革命的传统。这种革命的传统目前正在产生。它们正在产生和发展，而且没有理由怀疑英国工人正在革命战斗中受到锻炼。但是当这一点还不具备时，英国工人和苏联工人间的差别是依然会存在的。这也就说明了这一事实：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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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如不◇18◇戴上某种“革命的”假面具便去接近苏联工人，那是很冒险的。
    反对派联盟使用“革命的”假面具的原因就在这里。
    最后，谈谈反对派的第三个特点。我已经说过，这个特点就是反对派联盟没有一定的原则，它没有原则性，它像变形虫一样地善变，因此，反对派首领们经常抱怨“人们不了解”他们，“曲解了”他们，把他们“没有说过”的话硬加在他们身上等等。这的的确确是“不被了解的人们”的派别组织。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告诉我们，这个特点(“人们不了解！”)是一般机会主义最平常和最普遍的特点。同志们，你们应当知道，在九十年代末和二十世纪初，德国社会民主党队伍中著名的机会主义者伯恩施坦、福尔马尔、奥艾尔等人的“遭遇”完全与此相同，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是革命的，这些顽固不化的机会主义者曾经在好几年内抱怨“人们不了解”他们，“曲解了”他们。大家知道，当时德国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曾骂伯恩施坦的派别组织是“不被了解的人们”的派别组织。因此，人们把反对派联盟列入“不被了解的人们”的派别组织一类，这一事实不能认为是偶然的。
    反对派联盟的几个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如此。
    三
    联共（布）党内的意见分歧
    现在谈谈意见分歧的实质。◇19◇
    我想，我们的分歧可以归结为几个基本问题。我不打算详细讲这些问题，因为时间很少，而报告又已拉得很长了。况且你们有了关于联共（布）问题的材料，这些材料在翻译上虽然有些错误，但对我们党内意见分歧基本上仍能提供一种正确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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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社会主义建设的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可能性的问题，关于胜利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问题。这里所说的当然不是彻尔诺戈里亚，也不是保加利亚，而是我们的国家，是苏联。这里所说的是这样一个国家，那里有过而且发展过帝国主义，那里有一定数量的大工业，那里有一定数量的无产阶级，那里有领导无产阶级的政党。这样，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是否可能呢？靠我国内部力量，靠苏联无产阶级所拥有的条件，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是否可能呢？
    如果用具体的阶级语言解释这一公式，建成社会主义是什么意思呢？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就是在斗争进程中用本身的力量战胜苏联本国的资产阶级。所以问题归结起来就是苏联无产阶级能不能战胜苏联本国的资产阶级。因此，当人们说在苏联有没有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时，也就是想说苏联无产阶级能不能用本身的力量战胜苏联的资产阶级。在解决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课题时，问题就是如此，而且只能如此。
    党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党所持的出发点是：苏联无产阶级、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有◇20◇可能用本身的力量战胜苏联的资产阶级。
    假如这是不正确的，假如党没有理由断定说，虽然我国在技术上比较落后，但苏联无产阶级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社会，那末党就没有理由继续掌握政权，它无论如何应当放弃政权并转到在野党的地位。
    因为二者必居其一：
    或者是我们能战胜本国“民族”资产阶级，能建设社会主义，并终于把它建成，那末党就应该继续掌握政权，领导国内社会主义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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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期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获得胜利：
    或者是我们不能用本身的力量战胜本国的资产阶级，那末，鉴于不能立即得到外援，即其他国家革命胜利的支援，我们就应当老实地和公开地放弃政权，而采取在苏联组织未来的新革命的方针。
    党能不能欺骗自己的阶级即工人阶级呢？不，不能。这样的党是要被肢解的。正因为我们党没有权利欺骗工人阶级，它就应该直截了当地说：对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缺乏信心，就会使我们党放弃政权，使我们党由执政党的地位转到在野党的地位。
    我们争得了无产阶级专政，从而建立了走向社会主义的政治基础。我们能不能用本身的力量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建成社会主义所必需的新的经济基础呢？社会主义的经济实质和经济基础是什么呢？是不是在人间创造“天堂”使大家都心满意足呢？不，不是这样的。这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实质的庸俗的、市侩的见解。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就是把农业和社会主义工业结合为一个整体◇21◇经济，使农业服从社会主义工业的领导，在农产品和工业品交换的基础上调整城乡关系，堵死和消灭阶级首先是资本藉以产生的一切孔道，最后造成直接消灭阶级的生产条件和分配条件。
    对于这一点，列宁同志在我国施行新经济政策的时候，在建立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基础的问题整个摆在党的面前的时候，曾这样说：
    “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这一代替的根本意义就是从‘战时’共产主义转向正常的社会主义基础。不是余粮收集制，也不是粮食税，而是用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化的”)工业的产品来交换农民的产品，这就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实质，社会主义的基础。”（见“列
    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三OO页)
    列宁对于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问题的看法就是如此。
    但是，为了把农业和社会主义化的工业结合起来，首先必须有巨大的产品分配机关网，巨大的合作社机关网，即消费合作社和农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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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合作社机关网。列宁在他的小册子“论合作制”中说到下面一点时，正是从这个原理出发的：
    “在我国的条件下，合作制往往是和社会主义完全一致的。”(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四三三页)
    那末，在我国被资本主义包围的条件下，苏联无产阶级能不能用本身的力量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呢？◇22◇
    党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见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决议〔一0))。列宁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是肯定的（只要看看他的小册子“论合作制”就可知道)。我国建设的全部实践对这个问题作了肯定的回答，因为我国经济中的社会主义部分的比重，无论在生产方面或流通方面，都由于私人资本比重的减少而逐年增加，同时我国经济中的私人资本的作用和社会主义成分的作用比较起来却在逐年降低。
    可是反对派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呢？他们对这个问题作了否定的回答。
    可见社会主义在我国的胜利是可能的，可以认为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可能性是有保证的。
    这是不是说可以把这种胜利称为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最后胜利，这种胜利能保证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免除任何外来的危险，免除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以及与之相联的复辟的危险呢？不，不是这个意思。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是战胜本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问题是战胜世界资产阶级的问题。党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单靠本身的力量是不能战胜世界资产阶级的。党告诉我们，为了使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获得最后胜利，就必须战胜世界资产阶级或至少使之中立。党告诉我们，这样的任务只有靠几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才能完成。因此，社会主义在某一个国家内的最后胜利就意味着无产阶级革命至少在几个国家内的胜利。
    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没有引起特别的意见分歧，因此，我就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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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了。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同志◇23◇可以参看前几天发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各个委员的我党中央的材料。
    二、“喘息”的因素
    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苏联目前所处的国际地位的条件问题，关于我国开始和展开社会主义建设工作的这一“喘息”时期的条件问题。我们能够而且应当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但是要建设社会主义，首先必须生存。必须有一个摆脱战争的“喘息时机”，必须没有武装干涉企图，必须争取到为生存和建设社会主义所必需的某些起码的国际条件。
    试问，如果已经证明武装干涉的危险存在着而且将来还会存在，证明这个危险只有在几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才能消灭，那末，目前苏维埃共和国所处的国际地位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就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而言的我国目前这种“和平”发展时期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己经争得的、使资本主义世界没有可能立即进行严重的武装干涉的、并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造成必要的外部条件的这个“喘息”或“喘息”时期，是以什么为根据的呢？
    目前的“喘息”时期至少是以下面四个基本事实为根据的。第一、帝国主义者阵营内的矛盾，这些矛盾并没有减弱，这些矛盾使他们难以勾结起来反对苏维埃共和国。
    第二、帝国主义和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矛盾，殖民地和附属国解放运动的发展。◇24◇
    第三、资本主义国家中革命运动的发展和全世界无产者对苏维埃共和国的同情日益增长。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者还无力直接进行革命以反对本国资本家来支援苏联的无产者。但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家已经无力推动“自己的”工人来反对苏联无产阶级了，因为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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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者对苏维埃共和国的同情正在增长而且不能不日益增长起来。而现在没有工人是不能进行战争的。
    第四、苏联无产阶级的强大有力，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苏联红军的组织力量。
    诸如此类的条件结合起来，便造成一个成为苏维埃共和国目前国际地位的特点的“喘息”时期。
    三、革命的“民族”任务和国际任务的
    一致性和不可分割性
    第三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是关于某一国家内无产阶级革命的“民族”任务和国际任务的问题。党所持的出发点是：苏联无产阶级的“民族”任务和国际任务融合为一个共同的任务，即从资本主义压迫下解放各国无产者的任务；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利益和各国革命运动的利益完完全全融合为一个共同的利益，即社会主义革命在世界各国的胜利。
    假使世界各国无产者不同情和不支持苏维埃共和国，那会怎样呢？苏维埃共和国就会受到武装干涉，就会被摧毁。
    假使资本得以摧毁苏维埃共和国，那会怎样呢？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内最黑暗的反动时代就会到来，工人阶级和被压迫的民族就会受到摧残，国际共产主义的阵地就会被摧毁。◇25◇
    如果各国无产者对苏维埃共和国的同情和支持加强和增长起来，那将怎样呢？那将根本有助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
    如果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不断扩大，那将怎样呢？那将根本改善世界各国无产者和资本作斗争的革命阵地，将摧毁国际资本和无产阶级作斗争的阵地，将使世界无产阶级有更多的机会取得胜利。
    因此，应得出结论说，苏联无产阶级的利益和任务是同各国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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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动的利益和任务交织在一起并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反过来说，各国革命无产者的任务是同苏联无产者在社会主义建设战线上的任务和胜利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
    因此，把某个国家无产者的“民族”任务与国际任务对立起来，就是在政治上犯了极严重的错误。
    因此，把苏联无产者在社会主义建设战线上的那种勤奋和热忱说成“民族闭关自守”和“民族狭隘性”的表现，像我们的反对派有时所做的那样，这不是失去了理智，就是害了幼稚病。
    因此，把一个国家无产者的利益和任务跟各国无产者的利益和任务的一致性和不可分割性确立起来，乃是各国无产者的革命运动获得胜利的最可靠的道路。
    正因为如此，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不是最终目的，而是各国革命的发展和胜利的手段和助力。
    因此，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就是从事各国无产者的共同事业，就是不仅在苏联而且在一切资本◇26◇主义国家内逐步造成对资本的胜利，因为苏联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是世界革命的开端及其发展的基础。
    四、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历史
    第四个问题。第四个问题是关于所讨论的问题的历史。反对派硬说，在一个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是一九二五年才在我们党内第
    一次提出的。至少托洛茨基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曾直截了当地声明：“为什么要求在理论上承认一个国家能建成社会主义呢？这个前途从何而来呢？为什么在一九二五年以前谁也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呢？”
    这样说来，在一九二五年以前这个问题没有在我们党内提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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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说来，只有斯大林和布哈林在党内提出了这个问题，并且是在一
    九二五年才提出的。
    这对不对呢？不，不对。
    我肯定地说，在一个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还在一九一
    五年就由列宁第一次在党内提出了。我肯定地说，当时反驳列宁的不是别人，正是托洛茨基。我肯定地说，从那时起，也就是从一九一五年起，在一个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在我们报刊上和我们党内就曾多次地论述过。
    我们看看事实。
    (甲)一九一五年。布尔什维克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二)上列宁的论文“论欧洲联邦◇27◇口号”。列宁在这篇论文中说道：
    “然而把世界联邦口号当做一个独立的口号未必是正确的，因为第一、它和社会主义混合起来了；第二、它会产生认为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不正确的见解，以及对这个国家和其余各国间的关系的不正确的见解。
    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既然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①，就会起来反对其余的资本主义的世界，把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这些国家中掀起反对资本家的起义，必要时甚至用武力去反对剥削阶级及其国家。”…因为“没有各社会主义共和国对各落后国家的相当长期的顽强斗争，便不能实现各民族在社会主义中的自由联合。”（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一卷第三一一页)
    ①着重号是我加的。一一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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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托洛茨基于同年（一九一五年）在他所领导的报纸“我们的言论报”〔一二)上反驳道：
    “‘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社会民主党人报’（一九一五年布尔什维克中央机关报，列宁的上述论文就是在该报上发表的。一一斯大林注)由此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因而每一个别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无须以建立欧洲联邦为其先◇28◇决条件…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当在自己的斗争中‘等待’其他国家，这是一个浅显的道理，为使国际间同时行动的思想不致为国际间消极等待的思想所代替，把这个道理反复加以说明是有益的，而且是必要的。我们不等待其他国家而在本国的基础上开始斗争并继续下去，深信我们的倡导会推动其他各国的斗争；假如事实并不如此，就休想革命的俄罗斯能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得住脚，或社会主义的德意志能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子然独存，这是历史上的经验和理论上的推论都证明了的。在民族范围内观察社会革命的前途，就意味着变为构成社会爱国主义实质的民族狭隘性的牺牲品。”①（见托洛茨基“一九一七年”第三卷第一部第八十九页至第九十页)
    可见“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问题，早在一九一五年，在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前夜，在帝国主义大战时期，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摆在日程上的时候，就由列宁提出来了。
    可见当时反对列宁同志的不是别人，正是托洛茨基，他显然知道列宁论文所指的是“社会主义的胜利”和“在一个国家内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可能性。
    可见关于“民族狭隘性”的责难，早在一九一五年就由托洛茨基第一次提出来了，而且这个责难不是用来反对斯大林或布哈林，而是用来反对列宁的。◇29◇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一一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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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季诺维也夫也常常发出关于“民族狭隘性”的可笑的责难。但他大概不了解他是在重复并从而恢复托洛茨基旨在反对列宁和列宁的党的论点。
    (乙)一九一九年。列宁的论文“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列宁在这篇论文中写道：
    “不管各国的资产者及其公开的和暗藏的帮凶们（第二国际的“社会主义者”)怎样诬蔑，怎样造谣，有一点是不容怀疑的：从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经济问题来看，我国已经有了共产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保证。全世界资产阶级所以猖狂地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组织军事进攻和阴谋等等来反对布尔什维克，正是由于它完全懂得要是不用武力压倒我们，我们在改造社会经济方面就必然获得胜利。可是资产阶级要这样来压倒我们是办不到的。”①（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
    十卷第九十页)
    可见列宁这篇论文中说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问题”，是为了“共产主义胜利”而“改造社会经济”的问题。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问题”和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改造社会经济”呢？这无非是在一个国家即我们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
    (丙)一九二一年。列宁的小册子“论粮食税”〔一三)。关于我们能够而且应当建立“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基础”这一著名的论点(见“论粮食税”)。◇30◇
    (丁)一九二二年。列宁同志在莫斯科苏维埃会议上的发言。他在发言中说道：“我们把社会主义拖进日常生活中了”，“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
    卷第四O五页)。
    一九二二年托洛茨基在其“和平纲领”的“跋”中加以反驳，而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一一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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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直接指出他在和列宁进行论战。托洛茨基在这篇“跋”中说道：
    “在‘和平纲领’中一再重复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不能在民族范围内胜利完成的论断，在某些读者看来也许己被我们苏维埃共和国将近五年的经验推翻了。但这样的结论是没有根据的。工人的国家在一个国家而且是一个落后的国家里抗住了全世界，这个事实证明无产级有雄伟的力量，这种力量在其他比较先进、比较文明的国家里是真能做出奇迹来的。可是，我们虽然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保持为一个国家，但是我们并没有达到甚至还没有走近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阶段。这个时期为革命的国家的自卫而进行的斗争引起了生产力的异常低落；只有在生产力发展和繁荣的基础上，社会主义才是可能的。同资产阶级国家进行的商务谈判、租让、热那亚会议等等，是不可能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孤立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极其显明的证据…俄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只有无产阶级在欧洲几个最重要的国家内获得胜利以后，才会是可能的。”①（见托洛茨基“一九一七年”第三卷第一部第九十二页至第九十三页)◇31◇
    托洛茨基在这里讲的“不可能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孤立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反驳谁呢？当然不是反驳斯大林或布哈林。托洛茨基在这里是反驳列宁同志，并且他所反驳的不是别的问题，而是一个基本问题，即关于“在民族国家范围内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可能性问题。
    (戊)一九二三年。成为列宁的政治遗嘱的小册子“论合作制”。列宁在这本小册子中说道：
    “的确，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最小农结成联盟，无产阶级有领导农民的保证等等，难道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难道这不是我们经过合作社，仅仅经过合作社，经过我们从前鄙视为买卖机关，并且现时在新经济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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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下我们从某一方面也有理由加以鄙视的合作社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吗？这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这是为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①（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四二八页)
    看来不能说得更明白了。
    在托洛茨基看来，“在民族国家范围内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不可能的。列宁则肯定说，我们苏联无产阶级，现在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具有“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这两种观点是完全对立的。◇32◇
    事实就是如此。
    由此可见，在一个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还在一九一五年就己经在我们党内提出来了，这个问题是列宁亲自提出的，在这个问题上和列宁争论过并以“民族狭隘性”责难列宁的，不是别人，正是托洛茨基。
    可见从那时起直到列宁同志逝世为止，这个问题并未从我们党的工作日程上取消。
    可见这个问题曾几次被托洛茨基以某种形式，即以掩蔽的但分明是和列宁同志争辩的形式挑起来，而且托洛茨基每次都不是本着列宁和列宁主义的精神，而是以反对列宁和列宁主义的精神来解释这个问题的。
    可见托洛茨基硬说一个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在一九二五年以前谁也没有提出过，这是公开的撒谎。
    五、目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特别重要的意义
    ①着重号是我加的。一一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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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个问题。第五个问题是关于目前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的现实性的问题。为什么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惟有在目前，惟有在近来具有特别现实的性质呢？为什么在一九一五年、一九一八年、一九一九年、一
    九二一年、一九二二年、一九二三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只是偶然在个别的文章中讨论过，在一九二四年、一九二五年、一九二六年，这个问题却在我们党的实践中占了特别突出的地位呢？其◇33◇原因何在呢？
    在我看来有三个主要原因。
    第一、近几年来，其他国家的革命速度缓慢下来了，所谓“资本主义的局部稳定”到来了。由此便产生一个问题：资本主义的局部稳定是否会削弱或甚至消灭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可能性呢？由此人们对我国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命运问题的注意就增加了。
    第二、我们施行了新经济政策，容许私人资本存在并实行了某种退却，以便重新部署力量，再行进攻。由此便产生一个问题：新经济政策的施行是否会削弱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可能性呢？由此人们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可能性问题就更加注意了。
    第三、我们在内战中取得了胜利，赶走了武装干涉者，争得了摆脱战争的“喘息时机”，保证了和平，保证了为消灭经济破坏状态、恢复国内生产力和从事我国新经济建设提供有利条件的和平时期。由此便产生一个问题：应该把经济建设导向哪一方面，导向社会主义方面还是导向别的方面呢？由此便产生一个问题：如果把经济建设导向社会主义方面，是否有根据指望我们在新经济政策和资本主义局部稳定的条件下有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呢？由此便引起了全党和整个工人阶级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命运问题的莫大注意。由此党和苏维埃政权机关便从增加工业、商业和农业方面的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比重这一观点上每年对各种统计材料加以总结。
    这就是说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对于我们党和我国无产阶级以及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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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共产国际都是最迫切的问题◇34◇的三个主要原因。
    反对派以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只有理论上的意义。这是不对的。这是极糊涂的。这样论述问题只能说明反对派完全脱离了我们党的实践，脱离了我国的经济建设，脱离了我国的合作社建设。现在，当我们消灭了经济破坏状态，恢复了工业，并进入了在新的技术基础上改造整个国民经济的时期以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便具有莫大的实践意义。经济建设时期的事业应导向哪里，朝哪个方向建设，建设些什么，我们建设的前途应当怎样，这些问题如不解决，诚实的和细心钻研的经济工作人员就一步也不能前进，假使他们愿意真正自觉地和细心地来对待建设事业的话。我们从事建设是为了给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施肥，还是为了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一一这就是现在我们建设工作的根本问题。现时，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局部稳定的条件下，我们是否有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可能，一一这就是现在我们党和苏维埃工作中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列宁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只要看看小册子“论合作制”就可知道)。党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是肯定的（见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决议)。而反对派呢？我已经说过，反对派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我己经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说过，而现在不得不在这里重复一遍：反对派联盟的首领托洛茨基，还在不久以前，即在一九二六年九月，曾在其人所共知的告反对派书中声称：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在理论上为民族狭隘性辩护”（见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的报告(-四))。◇35◇
    把托洛茨基的这段话（一九二六年）和他在一九一五年所写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他就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可能性问题和列宁进行论战，第一次提出了关于列宁同志和列宁主义者的“民族狭隘性”问题)比较一下，你们就会懂得，托洛茨基对于在一个国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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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依然是站在自己原来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否定的立场上的。
    正因为如此，党认定托洛茨基主义是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
    六、关于革命的前途
    第六个问题。第六个问题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前途问题。托洛茨基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的演说中说道：“列宁认为在二十年内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由于我们农民国家的落后性就是三十年也不能建成。最低限度也要三十年至五十年。”
    同志们，我应当在这里声明，托洛茨基所臆造的这个前途和列宁同志指出的苏联革命的前途毫无共同之处。几分钟以后，托洛茨基本人就开始在他的演说中和这种前途作斗争。不过这是他自己的事情。但是我应当声明，不论是列宁或党都不能对托洛茨基所臆造出来的这种前途和由此得出的结论负责。托洛茨基捏造了这种前途，然后开始在自己的演说中和他自己的捏造作斗争，这个事实只能说明托洛茨基糊涂已极并使自己陷入可笑的境地。
    列宁根本没有说过在三十年或五十年内“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建成社会主义”。其实列宁说◇36◇的是：
    “只要在十年至二十年内和农民保持正确的关系，就能保证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甚至在发展着的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延迟的情况下），否则就会遭到二十年至四十年白匪恐怖的苦难。”（见“列宁全集”
    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三O二页至第三O三页)
    能不能从列宁这一论点得出我们“在二十年至三十年或五十年内无论如何也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结论呢？不，不能。从这一论点只能得出下列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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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在和农民保持正确关系的条件下，我们可以保证在十年至
    二十年内取得胜利（即社会主义的胜利）；
    (乙)这个胜利将不仅是苏联的胜利，而且是“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
    (丙)如果我们在这个时期内没有取得胜利，这就说明我们被击溃了，无产阶级专政制度被白匪恐怖制度代替了，白匪恐怖制度可能延长二十年至四十年之久。
    当然，对列宁这个论点以及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可同意可不同意的。但像托洛茨基那样地歪曲它是不行的。
    “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不是说这样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的胜利意义相同呢？不，不是这个意思。列宁在自己的著作中是把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的胜利和“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严格地区别开来的。列宁谈到“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他的意思是说：我国◇37◇社会主义的成就，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具有如此巨大的国际意义，它（胜利）不能局限于我国范围内，它定要在各资本主义国家中引起强大的社会主义运动，如果它在时间上和其他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不能一致，那末，它无论如何也将掀起其他国家无产者的导向世界革命胜利的强大运动。
    如果指的是革命胜利的前途，则列宁所说的革命前途就是如此，其实我们党内所谈的也是如此。
    将这个前途和托洛茨基的三十年至五十年的前途混淆起来就是诬蔑列宁。
    七、实际上问题是怎样的
    第七个问题。反对派对我们说：好吧，但究竞和谁联盟好些，和世界的无产阶级还是和我国的农民呢？选择谁做同盟者最好呢，是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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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界的无产阶级还是苏联的农民呢？于是事情被描绘成这样：好像在苏联无产阶级面前有两个同盟者，一个是世界无产阶级，它准备立即推翻自己的资产阶级，但等着我们对此欣然同意；另一个是我国的农民，他们准备帮助苏联无产阶级，但不完全相信苏联无产阶级会接受这种帮助。同志们，这是问题的幼稚的提法。问题的这种提法，无论与我国革命的进程或与世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斗争战线上的力量对比，都毫无共同之处。请原谅我这样说，这样提问题的只能是贵族女学生，可惜事情并不像一些反对派向我们描绘的那样，而且没有理由怀疑这
    一点：我们会乐意接受两方面的帮助，假使这仅仅取决于我们的话。不，在实际生活中问题并不是这样的。
    问题是这样的：既然世界革命运动的速度缓慢下来，在西方还没有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而苏联◇38◇无产阶级已掌握政权，一年年地巩固这个政权，把基本农民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在社会主义建设战线上己经取得重大胜利，并且顺利地巩固着自己与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的友好联系，那末，是否有理由否认虽然资本主义包围存在，但苏联无产阶级能够战胜本国的资产阶级并在我们国内继续胜利地建设社会主义呢？
    当然，如果不像反对派联盟那样从幻想出发，而是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斗争战线上的实际力量对比出发，那末现在问题就是这样。
    党回答这个问题说，苏联无产阶级在这种条件下能够战胜本国“民族”资产阶级并胜利地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反对派却说：
    “没有欧洲无产阶级直接的国家①援助，俄国工人阶级就不能保持政权，就不能把自己暂时的统治变成长期的社会主义专政。”（见托洛茨基“我们的革命”第二七八页)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一一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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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洛茨基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欧洲无产阶级的国家援助”又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西方无产阶级不预先取得胜利，西方无产阶级不预先夺得政权，苏联无产阶级不仅不能战胜本国的资产阶级和建设社会主义，甚至不能保持政权。◇39◇
    问题就是这样，我们意见分歧的根源就在这里。
    托洛茨基这个立场和孟什维克奥托·鲍威尔的立场有什么区别呢？可惜一点也没有。
    八、关于胜利的机会
    第八个问题。反对派说：好吧，可是谁有更多的胜利的机会呢，是苏联无产阶级呢，还是世界无产阶级？
    托洛茨基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的演说中说道：“能不能设想欧洲资本主义会腐朽三十年至五十年，而无产阶级还没有能力完成革命呢？我要问：为什么我应当接受这个只能称之为对欧洲无产阶级怀着毫无根据的极端悲观心理的前提呢？…我断言，我没有任何理论的和政治的根据来设想我们和农民一起建成社会主义要比欧洲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容易些。”（见托洛茨基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的演说)
    第一、应当毫无保留地抛弃欧洲要停滞“三十年至五十年”的前途，谁也没有要托洛茨基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这个前途出发，这个前途与我们党的前途是毫无共同之处的。托洛茨基本人既把自己和这个臆造的前途联在一起，自己就应当对这种做法的后果负责。我想，如果指的是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真正的前途，这个期限至少应该缩短一半。◇40◇
    第二、托洛茨基毫无保留地决定西方无产者战胜现在执政的世界资产阶级，要比苏联无产阶级战胜在政治上己被打垮的、己被赶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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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经济指挥所的、在经济方面不得不在无产阶级专政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压力下退却的本国“民族”资产阶级有更多的机会。
    我认为这样提问题是不正确的。我认为托洛茨基这样提问题恰好露了马脚。难道孟什维克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异口同声地大叫时，不也是向我们说西方无产者推翻资产阶级和夺取政权要比技术不大发达、无产阶级人数不多的俄国的无产者有更多的机会吗？不管孟什维克怎样痛哭流涕，俄国无产者在一九一七年十月比英国、法国或德国的无产者有更多的机会推翻了资产阶级并夺取了政权，这难道不是事实吗？难道全世界革命斗争的实践没有表明和没有证实不能像托洛茨基那样提问题吗？
    谁有更多的机会迅速获得胜利的问题，其解决办法不是拿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相对比，或者拿我国农民和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相对比。这样的对比是把比较当儿戏。谁有更多的机会迅速获得胜利的问题，是要由现实的国际环境，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间斗争战线上的实际的力量对比来解决的。在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建成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时，也许西方无产者就已战胜自己的资产阶级并夺得政权。这并不是不可能的。反之，在西方无产者还没有推翻自己的资产阶级时，也许苏联无产阶级就已建成本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这也不是不可能的
    谁有机会迅速获得胜利的问题的解决，是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间斗争战线上的实际情况为转移的，而且只是以这种实际情况为转移的。◇41◇
    九、实际政策上的意见分歧
    以上就是我们意见分歧的基础。
    从这些基础中产生了一些在对外对内政策方面和在纯粹党内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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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面的实际政策性质的意见分歧。这些分歧就是第九个问题的题目。
    (甲)党从资本主义局部稳定这个事实出发，认为我们正处于两个革命之间的时期，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我们正走向革命，各国共产党的基本任务是开辟接近群众的道路，加强自己和群众的联系，掌握无产阶级的群众组织，使广大的工人群众作好准备去迎接即将到来的革命搏斗。
    可是反对派不相信我们革命的内部力量，惧怕资本主义局部稳定这个事实会毁灭我们的革命，认为（或者曾经认为）可以否认资本主义局部稳定这个事实，认为（或者曾经认为）英国罢工五是资本主义稳定已经结束的标志；但当终于发现稳定是事实的时候，反对派却强词夺理说，那就该事实倒霉，那就可以跳过事实，同时他们装腔作势地提出修改统一战线的策略、与西方职工运动破裂等等耸人听闻的口号。
    可是不顾事实，不顾事物的客观进程，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离开科学的基础而站到巫术的基础上去了。
    由此就产生了反对派联盟在政策上的冒险主义。◇42◇
    (乙)党从工业化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道路而我国的国内市场又是社会主义工业的基本市场出发，认为应当在不断改善基本农民群众（更不用说工人）的物质生活的基础上实行工业化，认为工业和农业间、无产阶级和农民间的结合以及无产阶级在这个结合中的领导，正如列宁所说，乃是“苏维埃政权的全部”〔一六)和我国建设胜利的全部，因此，我们的一般政策，其中包括税收政策和价格政策，应当符合于这个结合的利益。
    可是反对派不相信有吸收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可能性，显然他们认为可以损害基本农民群众的利益来实行工业化，因而走上资本主义工业化方法的道路，走上把农民当做“殖民地”、当做无产阶级国家的“剥削”对象的道路，而且提出一些只能瓦解工业和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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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结合、损害贫农和中农的经济地位、破坏工业化基础的工业化办法(加紧对农民的捐税压榨，提高工业品的出厂价格等等)。
    由此就产生了反对派对无产阶级和农民联盟以及无产阶级在这个联盟中的领导权这一思想的否定态度一一这是社会民主党所特有的态度。
    (丙)我们的出发点是：党，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工具：
    一个党的领导（这个党不与其他政党而且不能与其他政党分掌这种领导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条件，没有这个条件就不可能有任何巩固的和发展的无产阶级专政。因此，我们认为在我们党内不容许有派别存在，因为显而易见，在党内存在着各种有组织的派别，就会使统
    一的党分裂成一些平行的组织，就会在国内形成一个或几个新党的萌芽和细胞，也就是说，会瓦解无产阶级专政。◇43◇
    反对派虽然不公开反驳这些论点，但他们在自己实际工作中所持的出发点却是：必须削弱党的统一，必须有在党内成立派别的自由，也就是说，必须造成建立新党的因素。
    由此就产生了反对派联盟在实际工作中的分裂政策。
    由此就产生了反对派对党内“制度”的号叫，其实这正是国内非无产阶级分子反抗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的反映。
    由此就产生了关于两个政党的问题。
    同志们：我们和反对派的意见分歧总括起来就是如此。
    四在工作中的反对派
    现在来谈谈这些意见分歧是怎样表现在实际工作中的。
    那末，我们的反对派在其实际工作中，在其反党斗争中究竟是怎样表现的呢？
    大家知道，反对派不仅在我们党内为非作歹，而且在共产国际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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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支部，如德、法等国党内为非作歹。因此，问题应该这样提出：反对派及其门徒们在联共（布）党内以及在共产国际其他支部内的实际工作究竟是怎样的呢？
    (甲)反对派及其门徒们在联共（布）党内的实际工作。反对派是从对党发出最严厉的责难来开◇44◇始其“工作”的。反对派说党正在“爬上机会主义的道路”。反对派说党的政策“与革命的阶级路线背道而驰”。反对派说党在蜕化并走向特米多尔①。反对派说我们的国家“远非无产阶级的国家”。这一切不是在反对派代表的公开宣言和演说（一九二六年中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七月全会）中发表过，就是在反对派门徒们所散发的反对派的秘密文件中发表过。
    反对派对党发出这些严厉的责难，从而为在党内组织平行的新支部、组织平行的新的党中央、成立新政党造成基础。反对派的门徒之
    一奥索夫斯基先生在其论文中曾直言不讳地说，现有的党即我们党是保护资本家利益的，因此，必须组织一个新党，即与现有的党一同存在和活动的“纯无产阶级政党”。
    反对派可以说他们对奥索夫斯基的立场不负责任。但这是不对的。反对派对奥索夫斯基先生的“行为”要负完全责任。大家知道，奥索夫斯基公开自命为反对派的门徒，反对派对这一点一次也没有试图加以反驳。其次，大家知道，托洛茨基在中央七月全会上曾经祖护奥索夫斯基而反对莫洛托夫同志。最后，大家知道，虽然党一致反对奥索夫斯基，但反对派在中央表决时却反对开除奥索夫斯基出党。这一切说明反对派对奥索夫斯基的“行为”负有道义上的责任。
    ①特米多尔是法国资产阶级第一共和国在一七九三年颁布的新历法中一个月份（七月）的名称。雅各宾党人执政后，因逐渐离开支持他们的广大阶层，而于一七九四年七月二十七日（特米多尔月九日）被大资产阶级代表推翻。联共（布）党内的反对派企图从法国革命中举出例子，诬蔑布尔什维克党走向特米多尔，断言党必然会遭到与法国雅各宾党人同样的毁灭。一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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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反对派在联共（布）党内的实际工作，已经表现在奥索夫斯基的立场上，表现在他所持的必须在我国成立一个与联共（布）平行并反对它的新党这一立场上了。
    不这样也不可能。因为二者必居其一：◇45◇
    或者是反对派在对党发出这些严厉的责难时，自己并不相信这些责难的严重性，提出来仅仅是为了示威，那末，他们就是把工人阶级引入迷途，这是犯罪的：
    或者是反对派过去相信而且现在仍然相信自己的责难的严重性，那末，他们就应当采取打垮党的领导干部和组织新党的方针，他们也真的采取了这个方针。
    一九二六年十月以前，我们的反对派在其反对联共（布）的实际工作中的面貌就是如此。
    (乙)反对派的门徒们在德国共产党内的实际工作。以柯尔什先生为首的德国“极左派”，从我们的反对派对党的责难出发，做出了自己的“进一步的”结论并说得更加露骨。大家知道，德国“极左派”的思想家柯尔什硬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是“纯粹资本主义的工业”。大家知道，柯尔什把我们的党叫做“富农化了的”党，而把共产国际叫做“机会主义的”组织。其次，大家知道，柯尔什因此就鼓吹反对苏联现存政权的“新革命”的必要性。
    反对派可以说他们对柯尔什的立场不负责任。但这是不对的。反对派对柯尔什先生的“行为”要负完全责任。柯尔什说的话，就是从我们的反对派首领以众所周知的对党的责难的形式传授给自己门徒的那些前提得出的自然的结论。因为党既然在爬上机会主义的道路，党的政策既然与革命的阶级路线背道而驰，党既然在蜕化并走向特米多尔，而我们的国家又“远非无产阶级的国家”，那末从这里只能得出
    一个结论：进行新的革命来反对“富农化了的”政权。此外，大家知道，德国的“极左派”，包括维丁派士在内，曾反对开除柯尔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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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党籍，因而对柯尔什的反革命宣传负有道义上的责任。可◇46◇是，谁不知道“极左派”是拥护联共（布）党内的反对派的呢？
    (丙)反对派的门徒们在法国的实际工作。关于法国的反对派门徒也必须这样说。我指的是苏瓦林及其在法国一个著名杂志上活动的集团。从我们的反对派在其对党的责难中所提供的前提出发，苏瓦林得出结论说，革命的主要敌人是党内的官僚，是我们党的上层领导集团。苏瓦林硬说：“生路”只有一条，就是进行新革命反对党和苏维埃政权中的上层领导集团，首先是反对联共（布）中央书记处。在那里，在德国，是反对苏联现存政权的“新革命”。在这里，在法国，是反对中央书记处的“新革命”。那末怎样组织这个新革命呢？没有
    一个适合于新革命的目标的特殊政党，能不能组织这个新革命呢？当然不能。由此便产生了建立新党的问题。
    反对派可以说他们对苏瓦林的言论不负责任。但这是不对的。第
    一、大家知道，苏瓦林及其集团是反对派的门徒，特别是托洛茨基那
    一部分反对派的门徒。第二、大家知道，不久以前反对派还计划把苏瓦林先生安插到法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去。诚然这个计划没有成功。但这不是我们的反对派的过失，而是他们的倒霉！
    由此可见，如果不看反对派自己所描绘的外貌，而看他们在我们苏联以及法国和德国的工作过程中的表现，那末我要说，反对派在自己的实际工作中已经就要走到打垮我党现有干部并组织新党的地步了。◇47◇
    五
    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为什么称赞反对派
    社会民主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为什么称赞反对派呢？或者换句话说，反对派反映着哪种人的情绪呢？
    你们大概已经注意到，所谓“俄国问题”近来已经成为西方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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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党和资产阶级报刊极为注意的问题了。这是偶然的吗？当然不是偶然的。苏联社会主义的成长和西方共产主义运动的开展，不能不在资产阶级及其在工人阶级中的代理人一一社会民主党的首领们一一当中引起极度的惊惶。革命和反革命间的界限，现时就截然表现在一些人对苏联无产阶级政党采取深恶痛绝的态度而另一些人则采取同志友好的态度上。目前“俄国问题”的极伟大的国际意义已成为共产主义的敌人不能不加以重视的事实了。
    围绕着“俄国问题”形成了两条战线，一条是苏维埃共和国的敌人的战线，一条是苏维埃共和国的奋不顾身的朋友的战线。苏维埃共和国的敌人所希望的是什么呢？他们力求在广大民众中造成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上和精神上的前提。苏维埃共和国的朋友所希望的是什么呢？他们力求在无产阶级广大阶层中间造成支持和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的思想上和精神上的前提。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社会民主党人和俄国资产阶级的流亡分子中的立宪民主党人为什么称赞我◇48◇们的反对派。
    例如德国著名的社会民主党首领保尔·列维说道：
    “我们一向认为工人的特殊利益归根到底就是社会主义的利益，它是与农民私有制的存在相矛盾的，工农利益的一致只是表面的现象，俄国革命进一步的发展将使这个矛盾更加尖锐更加鲜明。我们认为利益相同的思想是一种变态的联合思想。如果一般说来马克思主义还有
    一点根据，如果历史是辩证地发展着的，那末这个矛盾一定会粉碎联合的思想，正如它在德国已被粉碎一样…我们这些从旁边，从西欧观察苏联事变的人看得很清楚：我们的观点和反对派的观点是一致的…当前的事实是：在阶级斗争的口号下，独立的、反资本主义的运动又在俄国开始了。”（见一九二六年七月三十日“莱比锡国民日报”)
    在这里，在这段引文中，对于工农利益“一致”的问题存着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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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念，这是显而易见的。但保尔·列维因我们的反对派与工农联盟思想作斗争而称赞他们，这也是无庸置疑的。
    “俄国”社会民主党首领、主张在苏联复活资本主义的“俄国”孟什维克的首领、并非无名之辈的唐恩关于我们的反对派说道：
    “布尔什维克的反对派对现存制度的批判几乎是逐字逐句地重复着社会民主党的批判，他们正以这种批判进行…思想上的准备来接受社会民主党的优良的纲领。”
    往下又说：◇49◇
    “反对派不仅在工人群众中间而且在工人共产党员中间培养这种思想和情绪的幼苗，这种幼苗若是好好地加以培植，很容易结出社会民主主义的果实。”(“社会主义通报”第十七、十八两期合刊)
    看来是很明白的了。
    米留可夫的反革命资产阶级政党的中央机关报“最近新闻报”〔一八)关于我们的反对派写道：
    “今天，反对派在破坏专政，反对派的每一种新的刊物都在发表越来越‘可怕’的言论，反对派自己正在向愈益猛烈抨击统治制度这方面演变，在目前这己足以令人感激不尽地把反对派当做政治上不满的广大居民阶层的喉舌来看待了。”（见“最近新闻报”第一九九○号)
    往下又写道：
    “对苏维埃政权来说，现在最可怕的敌人就是悄悄地爬近苏维埃政权，用自己的触角从各方面把它包围起来，并在它没有发觉之前就把它消灭的那些人。苏维埃的反对派所扮演的正是这种在我们还没有度过的准备时期中所不可缺少的角色。”（见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七日“最近新闻报”第一九八三号)
    我想，这里是用不着解释的。
    由于时间有限，我只引用了这几段话，虽然这样的引证还可以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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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几十段几百段来。
    这就是社会民主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称赞反对派的原因。◇50◇这是偶然的吗？不，不是偶然的。
    由此可见，反对派所反映的不是我国无产阶级的情绪，而是不满无产阶级专政、仇视无产阶级专政、急切期待无产阶级专政瓦解和崩溃的非无产阶级分子的情绪。
    这样，我们的反对派的派别斗争的逻辑，实际上就使得我们的反对派的战线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对者和敌人的战线在客观上合而为一了。
    反对派是否愿意这样呢？也许他们不愿意这样。但是这里的问题不在于反对派愿意怎样，而在于他们的派别斗争在客观上会引起怎样的后果。派别斗争的逻辑胜过某些人的愿望。正因为如此，反对派的战线实际上便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对者和敌人的战线合而为一了。
    列宁曾教导我们说，共产党员的基本义务就是保卫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然而事情却颠倒成这样：反对派由于采取派别政策而堕落到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的阵营中去了。
    正因为如此，我们说反对派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也脱离了列宁主义。
    不这样也是不可能的。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斗争战线上的力量对比是这样的：工人阶级队伍里现在只能有一种政策，不是共产主义的政策，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政策。反对派企图在反联共（布）的斗争尖锐化的时候采取第三者的立场，这必然要以反对派被派别斗争的进程抛到列宁主义的敌人的营垒中去而告终。
    从上述事实来看，结果也正是如此。◇51◇
    这就是社会民主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称赞反对派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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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反对派联盟的失败
    我在上面说过，反对派在其反党斗争中对党发出了种种极严厉的责难。我已说过，反对派在其实际工作中就要走到分裂党和组织新党的地步。由此就产生一个问题：反对派在这个分裂的立场上能够维持多久呢？事实告诉我们，反对派在这个立场上才维持了几个月。事实告诉我们，到今年十月初，反对派已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失败，已不得不退却了。
    反对派退却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认为反对派退却的原因有下列几种。
    第一、反对派在苏联没有自己的政治军队。很可能，建立新党是
    一种吸引人的事情。但是在争论以后既已发现没有可资建立新党的人，那末很明显，退却便是唯一的出路了。
    第二、在派别斗争进程中，不论我们苏联的或国外的各种卑鄙龌龊分子都和反对派结成一伙了，而社会民主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则竭力称赞反对派，同他们接吻，使他们在工人眼中大丢其脸。因此，反对派应该有所选择：或者接受敌人的这种称赞和接吻，视为理所当然；或者翻然悔改，使粘附在他们身上的肮脏尾巴自动地掉下来。反对派既己退却而且承认了自己的退却，也就是承认了第二◇52◇条出路是他们唯一可走的道路了。
    第三、苏联国内状况要比反对派所预料的好些，而党员群众的觉悟程度和团结程度也要比反对派在斗争开始时所看到的高些。当然，假如国内发生了危机，假如工人日益不满，假如党表现得不够团结，那末反对派就会走上另一条道路，他们是决不会退却的。但是，事实表明反对派在这方面的打算也落空了。
    这就是反对派失败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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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反对派退却的原因。反对派的失败经过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这就是反对派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六日的“声明”。反对派在这个文件中放弃了派别自由的理论和实践，放弃了派别斗争的方法，公开地毫不含糊地承认了自己在这方面的错误。但反对派所放弃的不止于此。既然反对派在自己的“声明”中同“工人反对派”以及一切柯尔什分子和苏瓦林分子划清了界限，从而他们也就放弃了不久以前还使他们和这些派别接近的思想立场。
    第二个阶段，这就是反对派事实上放弃了不久以前对党发出的种种责难。应该承认这一点，而且在承认以后应该着重指出，反对派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己不敢重复自己对党的责难了。如果把中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七月全会的记录与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的记录比较一下，那就不能不指出，以前的种种责难，说党是机会主义，是特米多尔主义，是背弃了革命的阶级路线等等，◇53◇在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连一点影子也没有了。此外，如果注意到这种情况，即好多代表向反对派提到过去的种种责难的问题，而反对派对此仍然默不作声，那就不能不承认反对派实际上已经放弃他们过去对党的种种责难了。
    是否可以把这种情况看做反对派事实上放弃了自己一系列的思想立场呢？可以而且应该。这是反对派在失败面前自觉地抬起了自己的战斗旗帜。不这样也是不可能的。发出责难是打算建立一个新党。既然这种打算落了空，这些责难至少暂时要收起来了。
    第三个阶段，这就是反对派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的完全孤立。应该指出，反对派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连一票也没有得到，因而完全陷于孤立。你们回想一下反对派在今年九月底向党举行进攻、举行公开的进攻时所发出的叫嚣，并把这种叫嚣和反对派在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可以说处于孤立无援状态的事实比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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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你们就会懂得反对派的失败真是“无以复加”了。
    反对派实际上放弃了他们对党的责难，虽然有代表要求，他们也不敢在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重复这些责难，这个事实能不能否认呢？
    不，不能，因为这是事实。
    反对派为什么走上了这条道路，他们为什么卷起了自己的旗帜呢？因为反对派思想旗帜的展开必然地和不可免地意味着组织两个党的理论，意味着所有的卡茨分子、柯尔什分子、马斯洛夫分子、苏瓦林分子及其他卑鄙龌龊的分子的活跃，意味着我们国内一切反◇54◇无产阶级的力量的蠢动，以及俄国流亡分子中的社会民主党人和自由资产者对反对派的称赞和同他们的接吻。
    反对派的思想旗帜害了反对派。同志们，这就是问题的所在。因此，反对派为了不致彻底腐败起见，便不得不退却并抛掉自己的旗帜。
    反对派联盟失败的根源就在于此。
    七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的
    实际意义和作用
    同志们，我要结束我的讲话了。现在我只从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的各项决议的意义和作用方面来把几个结论谈一谈。
    第一个结论就是：这次代表会议总结了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以后的党内斗争，正式肯定了党对反对派的胜利，孤立了反对派，结束了反对派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以前硬在我们党内造成的派别混乱局面。
    第二个结论就是：这次代表会议在我国建设的社会主义前途的基础上，在为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而向我们党内一切反对派别、向我们党内一切倾向作斗争的思想的基础上，使我们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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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党内最迫切的问题就是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列宁说得对：全世界都看着我们，看着我们的经济建设，看着我们在建设战线上的胜利。可是为了在这个战线上取得胜利，就必须使我们党
    一一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工具一一有进行这个事业的决心，使它意识到这个任务的重要性，使它能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胜利的杠杆。第
    十五次代表会议的意义和作用，就在于它正式地和最后地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胜利的思想武装了我们党。
    第三个结论就是：这次代表会议坚决反击了我们党内所有一切思想上的动摇，从而促进了列宁主义在联共（布）党内的完全胜利。
    如果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批准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的决议并承认我们党对反对派的政策是正确的（我没有理由怀疑这一点)，那就可以得出第四个结论说，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为使列宁主义在整个共产国际、在世界各国和各族人民的革命无产阶级队伍里获得胜利准备了若干必需的重要条件。（热烈鼓掌，全场欢呼。）◇56◇
    结
    论
    (十二月十三日)
    几点意见
    一、我们需要的是事实，而不是捏造和诽谤
    同志们！在谈到问题的实质以前，请允许我对反对派那些不是歪曲事实就是捏造和诽谤的声明作几点事实上的修正。
    (一)第一个问题就是反对派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上的发言问题。反对派声明说，他们之所以决定发言，是因为联共（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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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没有直接指出反对派的发言会违背反对派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六日的“声明”，假如中央禁止他们发言，反对派首领们是不会决定发言的。
    其次，反对派声明说，他们在这里，在扩大全会上发言，是要用
    一切办法不使斗争尖锐化，他们只是作几点一般的“解释”：老天在上，他们连想也没有想到向党进攻；老天在上，他们丝毫没有打算◇57◇责备党和控诉党的决定。
    同志们，这都是不真实的。这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这是反对派阳奉阴违的表现。事实表明，特别是加米涅夫的发言表明，反对派首领们在扩大全会上的发言并不是“解释”，而是向党进攻，向党袭击。
    公开提出谴责党右倾的问题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向党进攻，这是向党袭击。
    难道联共（布）中央在自己的决定中没有指出反对派的发言会使斗争尖锐化，会激起派别斗争吗？是指出了的。这也就是联共（布）中央对反对派的警告。中央能不能比这再进一步呢？不，不能。为什么呢？因为中央不能禁止发言。每个党员都有权向高级机关控诉党的决定。中央不能不重视党员的这种权利。可见联共（布）中央为了防止斗争更加尖锐化，防止派别斗争更加剧烈，是做了它力所能及的一切的。
    反对派的首领们既然都是中央委员，那就应当知道他们的发言不能不变成对自己党的决定的控诉，对党的进攻，对党的袭击。
    这样，反对派的发言，特别是加米涅夫的发言，并不是他个人的发言，而是整个反对派联盟的发言，因为他所宣读的演说词是由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签了名的，加米涅夫的这次发言是反对派联盟从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六日提出的放弃派别斗争方法的“声明”发展到重新采用派别斗争方法进行反党斗争的新阶段的转折点。◇58◇
    由此得出结论：反对派违背了他们自己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六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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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又采用了派别斗争的方法。
    同志们，让我们就这样记下来吧。用不着粉饰。加米涅夫说得对：猫应该叫做猫。（喊声：“对！”“猪应该叫做猪！”）
    (二)托洛茨基在发言时说：“斯大林在二月革命后宣传过列宁称之为考茨基倾向的错误策略。”同志们，这是不真实的。这是诽谤。斯大林没有“宣传过”任何考茨基倾向。我流放回来后有过一些动摇，这一点我并没有隐瞒，而且亲自写在我的“走向十月革命的道路”那本小册子里了。但是，我们中间谁没有过一瞬间的动摇呢？至（一九）于说到列宁在一九一七年的立场和他的“四月提纲”（这里所说的正是这一点)，那末党知道得很清楚，我当时是同列宁同志站在一道并和当时反对列宁提纲的加米涅夫及其集团作斗争的。读过我党一九一
    七年四月代表会议记录的人不能不知道，我是和列宁站在一道并和他
    一起反对加米涅夫反对派的。
    这里的魔术就是托洛茨基把加米涅夫弄成我了。（笑声，鼓掌。）加米涅夫当时站在反对列宁、反对他的提纲、反对党内多数的立场上，并且发挥了近似护国主义的观点，这是千真万确的。当时加米涅夫在“真理报”上，例如在三月间发表了半护国主义性的文章，对这样的文章我当然不能负丝毫责任，这也是千真万确的。
    托洛茨基的倒霉就在于他在这里把加米涅夫弄成斯大林了。◇59◇托洛茨基当时究竟在什么地方呢？在一九一七年四月代表会议时，当党和加米涅夫集团进行斗争时，他是在哪一个党里面呢，在左派孟什维克里面呢，还是在右派孟什维克里面？为什么他当时没有加入齐美尔瓦尔得左派口呢？让托洛茨基对我们讲清这一点吧，哪怕在报刊上也好。至于他当时不是我们的党员，这是托洛茨基应该记得的事实。
    (三)托洛茨基在发言时说：“在民族问题上斯大林犯了很大的错误。”什么错误，在什么情况下犯的，托洛茨基始终没有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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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们，这是不真实的。这是诽谤。在民族问题上，我和党或者和列宁从来没有过任何意见分歧。托洛茨基在这里所说的大概是一件小事，即列宁同志在我们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前责备过我，说我对于穆吉万尼（不久以前做过驻法国的商务代表）这一类格鲁吉亚的半民族主义者、半共产主义者采取了过严的组织政策，说我“迫害”他们。可是后来的事实表明，对待所谓“倾向分子”如穆吉万尼一类人的态度，实际上应比作为我们党中央的书记之一的我所采取的态度更严厉些。后来的一些事件证明这些“倾向分子”是最露骨的机会主义的腐化的派别。让托洛茨基证明不是这样的吧。列宁当时不知道而且不能知道这些事实，因为他卧病在床，不可能注意这些事件。但是这件小事和斯大林的原则立场能有什么关系呢？分明是托洛茨基挑拨是非地暗示我和党之间有什么“意见分歧”。可是，整个中央委员会，连托洛茨基也在内，一致投票赞成斯大林的民族问题提纲，这难道不是事实吗？这次投票是在穆吉万尼事件以后，在我们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前举行的，这难道不是事实吗？在◇60◇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做民族问题报告的正是斯大林而不是别人，这难道不是事实吗？民族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到底在哪里呢？托洛茨基究竟为什么要提起这件小事呢？
    (四)加米涅夫在发言时说，我们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犯了“向左边开火”即向反对派开火的错误。这样说来，党反对过而且继续在反对党的革命核心。这样说来，我们的反对派是左派而不是右派。
    同志们，这都是胡说。这是我们的反对派分子散布的诽谤。第十
    四次代表大会没有想到向革命的多数开火，而且不能这样做。实际上代表大会是向右派开火，向我们的反对派分子开火，他们是右的反对派，虽然他们披着“左的”外衣。当然，反对派喜欢以“革命的左派”自居。但是我们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相反地认为，反对派只是用“左的”词句来掩饰自己，实际上他们是机会主义的反对派。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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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右的反对派常常用“左的”外衣来掩饰自己，以便把工人阶级引入歧途。“工人反对派”也自以为最左，而实际上他们是最右的。现在的反对派也自以为最左，而现在的反对派的实践和全部工作都证明他们是一切右的机会主义派别（从“工人反对派”和托洛茨基派到“新反对派”和所有那些苏瓦林分子)的集中点和策源地。
    加米涅夫在“左派”和“右派”的问题上犯了“小小”倒是非的毛病。
    (五)加米涅夫引证了列宁著作中说我们还没有打好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基础那句话，于是宣称党犯了错误，说党好像断言我们已经打好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基础了。◇61◇
    同志们，这是胡说。这是加米涅夫的一点小诽谤。党从未宣称过它已经打好了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基础。现在争论的完全不是我们已经打好还是没有打好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基础。现在争论的并不是这
    一点。争论的只是我们能不能用自己的力量来打好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基础。党肯定说我们有可能打好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基础。反对派却否认这一点，因而滚到失败主义和投降主义的道路上去了。现在争论的正是这一点。加米涅夫感到自己立场不稳，力图回避这个问题。但他是回避不了的。加米涅夫又犯了“小小”颠倒是非的毛病。
    (六)托洛茨基在发言时说，他“已先知列宁在一九一七年三四月间的政策”。这样说来，托洛茨基“已先知”列宁同志的“四月提纲”。这样说来，托洛茨基还在一九一七年二三月间就已经独自想出列宁同志在一九一七年四五月间的“四月提纲”中所维护的政策了。
    同志们，请允许我说，这是愚蠢而无耻的吹牛。托洛茨基比列宁“先知”一一这种情景真值得一笑。碰到这样的事情，农民总说得很对：“以苍蝇比巨人。”（笑声）托洛茨基比列宁“先知”…让托洛茨基试出头在报刊上证明这一点吧。为什么他连一次也不尝试呢？托洛茨基比列宁“先知”…那末，一九一七年四月列宁同志一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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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俄国舞台上就认为必须和托洛茨基的立场划清界限，这个事实如何解释呢？“后知者”认为必须和“先知者”划清界限，这个事实如何解释呢？列宁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几度声明他和托洛茨基的基本公式“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毫无共同之处，这难道不是事◇62◇实吗？列宁当时几度声明他和企图跳过农民运动、跳过土地革命的托洛茨基毫无共同之处，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先见之明”究竟在哪里呢？
    结论：我们需要的是事实而不是捏造和诽谤，可是反对派喜欢运用捏造和诽谤。
    二、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为什么称赞反对派
    我在报告中说过，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流亡国外的俄国孟什维克和立宪民主党人，都在称赞反对派。我说过，他们称赞反对派是因为反对派正在干破坏党的统一也就是干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勾当。我作了许多引证，说明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称赞反对派正是因为这一点，正是因为反对派进行活动来策动国内反无产阶级的力量，力图破坏我们党的威信，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威信，从而便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的事业。
    为了回答这一点，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也一样）首先引用了称赞我党和斯大林的西方资本主义报纸的言论，然后引用了赞成我党立场的我国资产阶级专家的代表人物一一路标转换派分子二乌斯特里雅洛夫的话。
    说到资本家，那末他们对我党的看法有很大的分歧。例如不久以前，资本家在美国报纸上赞扬斯大林，说他使他们有可能获得很大的承租权。而现在又百般责骂斯大林，硬说斯大林“欺骗了”他们。◇63◇一个时候在资产阶级报纸上出现了讽刺斯大林的漫画，画着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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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林手里提着一桶水在扑灭革命的火焰。可是后来又出现了跟它相反的讽刺画，画着斯大林手里提着一只桶，但桶里不是水而是煤油，原来斯大林不是在扑灭革命的火焰，而是在火上加油。（鼓掌，笑声。）
    可见他们资本家对我党的立场也像对斯大林的立场一样有很大的分歧。
    我们来谈一谈乌斯特里雅洛夫的问题。乌斯特里雅洛夫是什么人呢？乌斯特里雅洛夫是资产阶级专家和一般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敌人。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敌人是有各种各样的。有一种阶级敌人，他们不愿跟苏维埃政权和好，无论如何要推翻它。也有这样一种阶级敌人，他们愿在某种程度上跟苏维埃政权和好。有
    一种敌人，他们竭力准备条件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立宪民主党人等等。但也有这样一种敌人，他们跟苏维埃政权合作，反对主张推翻苏维埃政权的人，希望专政一点点地削弱、蜕化，以至将来能适合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乌斯特里雅洛夫就是属于后一类的敌人。
    加米涅夫为什么要引用乌斯特里雅洛夫的话呢？也许是为了表明我党蜕化了，因此乌斯特里雅洛夫也就称赞斯大林，或者称赞我们党吧？看来不是为了这一点，因为加米涅夫不敢直言不讳。那末，加米涅夫究竟为什么在这种场合要引用乌斯特里雅洛夫的话呢？显然是为了暗示“蜕化”。
    但是加米涅夫忘记说，就是这位乌斯特里雅洛夫更加称赞列宁。乌斯特里雅洛夫那篇称赞列宁的文章是我们全党都知道的。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也许列宁同志在施行新经济政策的时候就◇64◇“蜕化了”，或开始“蜕化”了吧？只要把这个问题一提出，就足以了解这种关于“蜕化”的推测是多么荒谬的了。
    这样看来，乌斯特里雅洛夫为什么称赞列宁和我们党，孟什维克和立宪民主党人为什么称赞反对派，这是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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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米涅夫千方百计力图回避的问题。
    孟什维克和立宪民主党人之称赞反对派，是因为反对派破坏我们党的统一，削弱无产阶级专政，从而帮助孟什维克和立宪民主党人去干颠覆苏维埃政权的勾当。这一点已由引文证明了。乌斯特里雅洛夫称赞我党，则是因为苏维埃政权采取了新经济政策，容许私人资本存在，容纳了资产阶级专家，这些专家的帮助和经验是无产阶级所需要的。
    孟什维克和立宪民主党人之称赞反对派，是因为反对派以自己的派别活动去帮助他们准备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而乌斯特里雅洛夫们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推翻不了，便抛弃了颠覆苏维埃政权的观点，力图在无产阶级专政旁边占一席之地，力图沾无产阶级专政的光：至于他们之称赞党，则是因为党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在一定的条件下容许新兴资产阶级存在，这个新兴资产阶级想利用苏维埃政权去达到本阶级的目的，而苏维埃政权则利用他们来达到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
    我国无产阶级的各种阶级敌人之间的差别就在于此。
    孟什维克和立宪民主党人称赞反对派，而乌斯特里雅洛夫这班先生们则称赞我们党，其根源就在于此。◇65◇
    我想请你们注意列宁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列宁说：“在我们苏维埃共和国内，社会制度是以工人和农民这两个阶级的合作为基础的，而现在也容许‘耐普曼’即资产阶级在一定的条件下参加这个合作。”（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
    四四四页)
    正因为容许新兴资产阶级参加某种有条件的合作（当然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并在苏维埃政权的监督下)，一一正因为这一点，乌斯特里雅洛夫才称赞我们党，希望抓住这个机会，并利用苏维埃政权去达到资产阶级的目的。我们，我们党则有另外的打算：利用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及其经验和知识，以便使他们一部分人苏维埃化和被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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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而另一部分不能苏维埃化的人则叫他们滚开。
    列宁把新兴资产阶级跟孟什维克和立宪民主党人区别开来，容许前者存在并加以利用，而建议逮捕后者，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关于这个问题，列宁同志在其“论粮食税”中写道：
    “不要害怕让共产党员向资产阶级专家，也包括向商人，向合作社小资本家，向资本家‘学习’。向他们学习，虽与我们过去向军事专家学习在形式上有所不同，但在实质上是一样的。‘领教’的结果，只有靠实际经验来检查：要比自己旁边的资产阶级专家做得更好些，要善于用各种办法振兴农业，振兴工业，使农业和工业间的周转发达起来。‘为了领教’要不惜破费：多花点钱去学习并不可惜，只要能受到教益。”（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三四三页）◇66◇
    关于以乌斯特里雅洛夫为代表的新兴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专家，列宁就是这样说的。关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列宁则讲过下面的话：
    “而对于那些实际上不外乎换上了时髦的喀琅施塔得式非党服装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非党人物’，那就要小心地把他们关在监狱里，或者把他们遣送到柏林马尔托夫那里去自由地享受纯粹民主制的一切滋味，去自由地和切尔诺夫、米留可夫以及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们交换意见吧。”（同上，第三四三页）
    列宁就是这样说的。
    也许反对派不同意列宁吧？那就让他们直截了当地说出来。正因为如此，我们逮捕孟什维克和立宪民主党人，而容许新兴资产阶级在一定的条件和一定的限制下存在，以便用经济手段和他们作斗争，一步步地战胜他们，同时利用他们的经验和知识来进行我们的经济建设。
    由此可见，某些乌斯特里雅洛夫之类的阶级敌人之称赞我党，是因为我们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容许资产阶级和现存的苏维埃制度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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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种有条件的和有限度的合作：而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利用这个资产阶级的知识和经验来进行我们的建设，我们在实现这个目的时，大家知道，并不是没有成绩的。而孟什维克和立宪民主党人一类的阶级敌人之称赞反对派，却是因为反对派的活动在破坏我党的统一，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帮助孟什维克和立宪民主党人去干推翻专政的勾当。◇67◇
    我希望反对派最后会了解第一类称赞和第二类称赞之间的全部差别。
    三、错误是有各种各样的
    反对派在这里说到个别中央委员的一些错误。当然，个别的错误是有过的。我们没有绝对“不犯错误的”人。这样的人是没有的。但错误是有各种各样的。有一种错误，犯者并不坚持，而且不致由此形成政纲和派别。这种错误很快就被忘却。另外还有一种错误，犯者一直坚持，而且由此形成派别、政纲和党内斗争。这种错误就不能很快被忘却了。
    必须把这两种错误严格地区别开来。
    例如托洛茨基说，我在对外贸易垄断问题上有一个时候犯过错误。这是确实的。在我们收购机关混乱时期我的确提议过暂时开放一个港口来输出谷物。但我没有坚持自己的错误，在和列宁商谈后我立刻就纠正了。至于托洛茨基的这类经中央纠正后不再坚持的错误，我可以举出数十个数百个。如果我列举托洛茨基在中央工作中犯过的但没有坚持而且被忘却的一切极严重的、不大严重的和不严重的错误，那末我得为此做几次专题报告。但是，我认为在政治斗争中，在政治论战中，应当谈的不是这类错误，而是后来发展成政纲并引起党内斗争的那种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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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谈到的问题，恰好是这类没有发展成反对派别而且很快就被忘却的错误。因为反对派谈的正是这些问题，让我在这里也提一下反对派首领们过去所犯的这样一些错误吧。◇68◇也许这对他们是一个教训，下次他们就不会再想拚命抓住已被忘却的错误了。
    有一个时候，托洛茨基在我们党中央委员会里硬说：苏维埃政权正处于千钧一发的境地，“布谷鸟已经叫过了”，苏维埃政权存在的时间即使不是几个星期，也只有几个月了。这是一九二一年的事情。这是最危险的错误，说明托洛茨基具有危险的情绪。但是中央因此嘲笑了他，而托洛茨基也没有坚持自己这个错误，于是错误就被忘却了。
    有一个时候（在一九二二年），托洛茨基提议准许我们的工矿企业和托拉斯把国家财产连固定资本在内抵押给私人资本家，以便获得贷款。（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喊道：“这是投降的道路。”）也许就是这样。无论如何，这是我们企业的非国有化的前提。但是中央否定了这个计划，托洛茨基争了一下，可是后来不再坚持自己的错误，于是错误就被忘却了。
    有一个时候（在一九二二年)，托洛茨基提议把我们的工业严格地集中起来，那么狂乱地集中起来，以致必然会把我们将近三分之一的工人阶级抛出工厂大门。中央否决了托洛茨基的这个烦琐的、狂乱的和政治上危险的提议。托洛茨基几次向中央提到将来势必走上这条道路。然而我们并没有走上这条道路。（有人喊道：“那就非把普梯洛夫工厂关门不可。”)是的，事情是会弄到这个地步的。可是后来托洛茨基不再坚持自己的错误，于是错误就被忘却了。
    如此等等。
    或者我们拿托洛茨基的朋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来说吧，他们常常喜欢提到布哈林有一次说◇69◇的“发财吧”，并且围着这个“发财吧”手舞足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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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一九二二年的事情，当时我们正讨论乌尔卡尔特①的租让和这一租让的极苛刻的条件的问题。结果怎样呢？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建议接受乌尔卡尔特租让的苛刻条件，并且坚持自己的建议，这难道不是事实吗？可是中央拒绝租让乌尔卡尔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不再坚持自己的错误，于是错误就被忘却了。
    或者再从加米涅夫的错误中举出一件事实来说吧，本来我是不想说它的，但是加米涅夫使我不得不提到它，因为他令人厌烦地屡次提到布哈林的错误，提到布哈林早己纠正和消灭了的错误。我说的是加米涅夫流放到西伯利亚时的一件事。在二月革命后，加米涅夫与西伯利亚阿琴斯克城的巨商合拍了一封贺电给立宪派米哈依尔·罗曼诺夫，(喊声：“可耻！”)就是沙皇逊位后授以“即位权”的那位米哈依尔·罗曼诺夫。当然这是一个愚蠢的错误，加米涅夫由于这个错误在
    一九一七年四月代表会议上受到我们党的严厉斥责。可是，加米涅夫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于是错误就被忘却了。
    要不要提到这类错误呢？当然不要，因为它们已被忘却而且早已消灭了。为什么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拿这种错误来指责党内论战的对方呢？他们这样做只能使我们不得不提起反对派首领们的许多错误，这不是很明显吗？即使是为了杜绝反对派的吹毛求疵和恶意诽谤，我们也不得不这样做。
    但是还有另一种错误，这种错误为犯者所坚持而且后来发展为派别的政纲。这完全是另一种错误。党的任务就是要揭发这类错误并克服它们。因为克服这类错误是在党内确立马克思主义原则、保◇70◇持党内统一、消灭派别活动并保证不再重犯这类错误的唯一手段。
    ①乌尔卡尔特是英国的工业家，他是十月革命前在俄国拥有大量土地、森林和矿产的“俄亚联合公司”的经理。此处乌尔卡尔特即指“俄亚联合公司”。一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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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托洛茨基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时的错误，就变成了一套完整的反党政纲。应不应该公开而坚决地反对这种错误呢？是的，是应该的。
    又如托洛茨基在工会问题争论时期的错误，在我们党内就引起了全国性的争论。
    又如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革命前夜的错误就造成了党在
    一九一七年十月起义前的危机。
    又如反对派联盟目前的错误则形成了派别的政纲和反党的斗争。如此等等。
    是否需要公开而坚决地反对这种错误呢？是的，是需要的。谈到党内意见分歧时能不能对这种错误绝口不谈呢？显然是不能的。
    四、季诺维也夫所理解的无产阶级专政
    季诺维也夫在发言中谈到无产阶级专政时，硬说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这篇人所共知的论文中不正确地解释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
    同志们，这是胡说。季诺维也夫在这里是嫁祸于人。实际上只能说季诺维也夫是在曲解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观。◇71◇
    季诺维也夫对无产阶级专政有两种说法，其中没有一种能称为马克思主义的，而且两种说法根本互相矛盾。
    第一种说法。季诺维也夫从党是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基本领导力量这个正确的论点出发，得出一个完全不正确的结论：无产阶级专政是党的专政。这样，季诺维也夫就把党的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混为
    一谈了。
    把党的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混为一谈是什么意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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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这就是在阶级和党之间，在整体和部分之间划上等号，这是荒谬绝伦的。列宁从来没有把党和阶级混为一谈。在党和阶级之间有许多无产阶级的非党的群众组织，在这些组织背后则站着无产阶级的全体群众。忽视这些非党的群众组织的作用和比重，尤其是忽视工人阶级全体群众的作用和比重，并认为党可以代替无产阶级的非党的群众组织以及无产阶级全体群众，那就是使党脱离群众，使党极度官僚化，使党变成不容指责的力量，在党内培植“涅恰也夫主义”二、“阿拉克切也夫制度”三。
    不用说，列宁和这种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毫无共同之处的。第二、这就是说，不是像列宁同志那样从转义上、从党领导工人阶级的意义上去了解党的专政，而是从“专政”这个名词的本义上，即以暴力代替党对工人阶级的领导的意义上去了解党的专政。专政这个名词的本义是什么呢？专政这个名词的本义是依靠暴力的政权，因为从专政这个名词的本义◇72◇上看，没有暴力的因素就没有专政。党能不能成为以暴力对付本阶级，以暴力对付工人阶级的多数的政权呢？显然不能。不然，这就不是对资产阶级的专政，而是对工人阶级的专政了。
    党是本阶级的导师、领导者、领袖，而不是以暴力对付工人阶级的多数的政权。不然，就谈不上说服方法是无产阶级政党在工人阶级队伍中的基本工作方法了。不然，就谈不上党应当使无产阶级广大群众信服党的政策的正确性，就谈不上党只有在执行这个任务的过程中才能认为自己是能够领导无产阶级进行战斗的真正群众性的党。不然，党对于无产阶级势必以命令和恐吓代替说服的方法。这是荒谬的，是和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观完全不相容的。
    请看季诺维也夫把党的专政（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混为一谈的“理论”达到了何等荒谬的地步。
    不用说，列宁和这种“理论”是毫无共同之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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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反对季诺维也夫的时候，就驳斥了这种荒谬绝伦的说法。
    在这里声明一下这篇论文的写作和付印都是得到我党领导同志的完全同意和赞许的，大概不是多余的吧。
    季诺维也夫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种说法就是如此。
    再来看看第二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在一个方向上曲解列宁主义，而第二种说法则是在完全和前者相反的另一个方向上曲解列宁主义。这第二种说法就是季诺维也夫确定无产阶级专政不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领导，而是工人和农民两个阶级的领导。◇73◇
    季诺维也夫关于这一点说道：
    “现在，国家生活的领导权、船舵、方针是在工人和农民这两个阶级手中。”（见季诺维也夫“工农联盟和红军”一九二五年列宁格勒“波涛”出版社版第四页)
    能不能否认我国现在存在着无产阶级专政呢？不，不能。我国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呢？在季诺维也夫看来，无产阶级专政原来是两个阶级管理我们国家的生活。这和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观是否相容呢？显然是不相容的。
    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统治。在无产阶级和农民联盟的条件下，这个无产阶级独裁表现于这个联盟中的领导力量是无产阶级和它的政党，这个政党不与也不能与其他力量或其他政党分掌国家生活的领导权。这一切都是如此的浅显和不容争辩，几乎没有必要再作解释。季诺维也夫却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两个阶级的领导。那为什么把这个专政称为无产阶级专政而不称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呢？按照季诺维也夫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了解，我们就应当有两个政党的领导，以符合于两个阶级掌握“国家生活大权”的情况，这难道还不明白吗？季诺维也夫的这个“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观能有什么相同之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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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说，列宁和这种“理论”是毫无相同之处的。
    结论：不论季诺维也夫“理论”的第一种说法或第二种说法，都同样说明季诺维也夫显然是在曲解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74◇
    五、托洛茨基的巫师箴言
    其次，我想谈一谈托洛茨基的几个含糊不清的声明，这些声明的目的实际上是要把人引入迷途。我想举出几件事实。
    一件事实。关于托洛茨基如何看待自己孟什维克的过去这一问题，托洛茨基装模做样地回答说：“我加入布尔什维克党这件事实本身…这件事实本身己经证明，我己经把过去所有那些使我和布尔什维主义分开的东西放在党的门口了。”
    “把所有那些使”托洛茨基“和布尔什维主义分开的东西放在党的门口了”是什么意思呢？列梅勒当时质问得对：“怎能把这些东西放在党的门口呢？”真的，怎能把这些肮脏东西放在党的门口呢？(笑声)对这个问题托洛茨基始终没有答复。
    此外，把托洛茨基的孟什维克残余放在党的门口是什么意思呢？他把这些东西放在党的门口是为了储藏起来以备将来在党内进行斗争之用呢，还是乾脆把它们拿去烧掉？看样子，托洛茨基把它们放在党的门口是为了储藏起来。否则，如何解释托洛茨基入党后不久就跟党发生的并且直到现在还没有停止的那些连续不断的意见分歧呢？
    请大家自己判断吧。一九一八年，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和约问题
    上与党发生分歧，引起了党内斗争。一九二O年至一九二一年，托洛
    茨基在工会运动问题上与党发生分歧，引起了全国的争论。一九◇75◇二三年，托洛茨基在党的建设和经济政策的基本问题上与党发生分歧，引起了党内争论。一九二四年，托洛茨基在对十月革命的评价问题和党的领导问题上与党发生分歧，引起了党内争论。一九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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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至一九二六年，托洛茨基及其反对派联盟在我国革命和当前政策的基本问题上与党发生分歧。
    对于一个“把所有那些使他和布尔什维主义分开的东西都已放在党的门口”的人来说，意见分歧不是太多了吗？
    能不能说托洛茨基与党发生的这些连续不断的意见分歧是“偶然发生的事件”而不是合乎规律的现象呢？
    恐怕不能这样说。
    那末，托洛茨基这个极端含糊的声明追求的是什么目的呢？我想只有一个目的：混淆视听，把听众引入迷途。
    另一件事实。大家知道，从我们党的思想体系来说，从我们革命的前途来说，关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理论”的问题是有重要的意义的。大家知道，这个“理论”曾经妄图而且继续妄图在我国革命动力问题上与列宁主义理论一争上下。因此，人们屡次要托洛茨基表明他现在（一九二六年）对其不断革命“理论”的态度，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全会上发言时是怎样回答的呢？回答得十分含糊。他说，不断革命“理论”有某些“缺陷”，这个“理论”的某些方面在我们革命实践中没有得到证实。这样说来，这个“理论”的某些方面虽然有“缺陷”，但这个“理论”的其他方◇76◇面并没有“缺陷”，而且仍旧有效。但是，怎样把不断革命“理论”的某些方面和这个“理论”的其他方面分开来呢？难道不断革命“理论”不是一套完整的观点吗？难道可以把不断革命“理论”看做一只箱子，此方说，它的两角已经腐朽，而其余两角依然完整无缺吗？其次，难道在这里可以只作一个简单的毫不负责的声明，一般地提到有“缺陷”，而不说出托洛茨基所指的究竟是哪些“缺陷”，不说出他认为不断革命“理论”究竟在哪些方面是不正确的吗？托洛茨基说不断革命“理论”有某些“缺陷”，可是他所指的究竟是什么“缺陷”，他认为这个“理论”有哪些方面是不正确的，这一切他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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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未提。因此，应当把托洛茨基对于这个问题的声明看做敷衍塞责的答复，看做以“缺陷”这样含糊不清、毫不负责的词句来搪塞别人的企图。
    托洛茨基在这里的举止正像古时一些狡猾的巫师一样，这些巫师总是用含糊不清的回答来搪塞问卜者，例如“渡河时一支大军将被击溃”。渡什么河，谁的军队将被击溃，那谁知道。（笑声）
    六、季诺维也夫像小学生那样引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
    其次，我想谈谈季诺维也夫引证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家的特殊手法。季诺维也夫这种手法的特点就是把一切时期和日子弄乱，搅做一团，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个别原理和公式同它们与现实的有机联系分隔开来，把它们变为陈腐的教条，从而违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一基本要求。◇77◇
    请看几件事实。
    第一件事实。季诺维也夫在自己的演说中引证了马克思的“法兰
    西阶级斗争”（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O年）一书中的尽人皆知的一句
    话：“工人阶级的任务（指社会主义的胜利。一一斯大林注）在民族范围内是不能完成的。”（二四）
    其次，季诺维也夫从马克思在一八五八年给恩格斯的信中摘引了下面一段话：“对我们来说，困难的是下面这个问题：大陆上的革命是必不可免的，并将立即具有社会主义性质。但由于在广阔无比的领域内资产阶级社会还在走上坡路，这个小小的角落里的革命是不是一定会被镇压下去呢？”①（见“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集”俄文版第七十
    四页至第七十五页二五))
    ①着重号是我加的。一一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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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诺维也夫引证了马克思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至五十年代所说的这几段话并做出结论说：因此，就资本主义的一切时期来说，对社会主义在个别国家内胜利的问题的解答都是否定的。
    能不能说季诺维也夫了解了马克思及其关于社会主义在个别国家内胜利的问题的观点和基本路线呢？不，不能这样说。相反地，从这些引证中可以看出季诺维也夫完全没有了解马克思，他歪曲了马克思的基本观点。
    从马克思这几段话中能不能得出结论说，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任何条件下，社会主义在个别国家◇78◇内的胜利都是不可能的呢？不，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从马克思的话中只能得出结论说，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还在走上坡路”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在个别国家内胜利才是不可能的。可是，如果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运动由于事物发展的进程而改变了自己的方向，开始走下坡路，那怎么办呢？从马克思的话中可以得出结论说，在这样的条件下，否认社会主义在个别国家内胜利的可能性的根据便消失了。
    季诺维也夫忘记马克思这几段话是指垄断前的资本主义时期而言，当时整个资本主义是在向上发展，当时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未伴随着像英国那样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的腐朽过程，当时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还不是而且不能是瓦解资本主义的强有力的因素，像它以后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在帝国主义时期那样。对于垄断前的资本主义时期来说，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的基本任务不可能在个别国家内完成的话是完全正确的。我还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就说过：在旧时，在垄断前的资本主义时期，对社会主义在个别国家内胜利的问题的解答是否定的，而且解答得完全正确。可是现在，在目前的资本主义时期，当垄断前的资本主义变成了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时候，能说整个资本主义现时还在向上发展吗？不，不能这样说。列宁对帝国主义经济实质的分析说明，在帝国主义时期，整个资产阶级社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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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下坡路的。列宁说得完全对：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列宁同志关于这一点说道：
    “不难了解为什么帝国主义是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垂死的资本主义，因为从资本主义中成◇79◇长起来的垄断已是资本主义的垂死状态，是它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开始。帝国主义造成的大规模的劳动社会化（即辩护士一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称之为“互相错综”的东西)，其含义也是一样。”（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三卷第九十六页)
    整个向上发展的垄断前的资本主义是一回事。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是另一回事，这时，世界已被各资本主义集团瓜分，资本主义跃进式的发展需要以军事冲突重分己被瓜分的世界，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各帝国主义集团间的冲突和战争，削弱着资本主义的世界战线，使它易被击破，造成在个别国家内突破这一战线的可能。在那时，在垄断前的资本主义时期，社会主义在个别国家内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在现时，在帝国主义时期，在垂死的资本主义时期，社会主义在个别国家内的胜利已成为可能的了。
    同志们，问题就在这里，而季诺维也夫不愿意了解的也就是这一点。
    你们看，季诺维也夫像小学生那样引证马克思，抛开马克思的观点，抓住马克思的个别词句，不是作为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作为社会民主主义者来应用这些引文。
    修正派引证马克思的手法是什么呢？修正派引证马克思的手法就是离开一定时代的具体条件，从马克思的个别原理中引出一些话来顶替马克思的观点。
    季诺维也夫引证马克思的手法是什么呢？季诺维也夫引证马克思的手法就是引证马克思的词句，割断这些词句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发展条件的有机联系，把它们变成教条，来顶替马克思的◇80◇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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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这里是用不着解释的。
    第二件事实。季诺维也夫从“共产主义原理”（二六）(一八四七年)中引证了恩格斯关于工人革命“不能在某一个国家内发生”的话，把恩格斯的这些话和我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关于我们在苏联已经实现了恩格斯所提出的十二条要求的十分之九的声明加以对比，并由此做出两个结论：第一、社会主义在个别国家内胜利是不可能的；第二、我在自己的声明中粉饰了苏联的现时条件。
    说到引自恩格斯的话，需要指出，季诺维也夫在解释恩格斯这段话时所犯的错误，也和他在解释马克思的话时所犯的错误一样。显然，在垄断前的资本主义时期，在资产阶级社会整个向上发展的时期，恩格斯对社会主义在个别国家内可能胜利的问题应当给以否定的解答。把恩格斯这个适用于旧的资本主义时期的原理机械地应用到新的资本主义时期即帝国主义时期，这就是歪曲恩格斯和马克思的观点，以适合于那些离开垄断前的资本主义时期的实际发展条件而引来的个别词句。我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己经说过，恩格斯的这个公式在当时是唯一正确的公式。可是应该了解，不能把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还谈不上垂死的资本主义的时期和资本主义发展的现时期，即整个资本主义成了垂死的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时期相提并论。从前认为不可能的，现在在资本主义新的条件下己经成为可能的和必要的了，这难道难以了解吗？
    你们看，季诺维也夫在这里对待恩格斯，正如对待马克思一样，始终是忠于修正派的引证马克思◇81◇主义经典著作家的手法的。
    至于季诺维也夫的第二个结论，那他是直接歪曲了恩格斯关于工人革命的十二条要求或措施的。季诺维也夫把事情描绘成这样，似乎恩格斯在他的十二条要求中提供了一个包括消灭阶级、消灭商品生产以及消灭国家的详尽的社会主义纲领。这是完全不对的。这完全曲解了恩格斯。在恩格斯的十二条要求中，没有一个字提到消灭阶级，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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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灭商品经济，消灭国家，消灭各种各样的私有制。相反地，恩格斯的
    十二条要求是以“民主”（恩格斯当时所理解的“民主”是指无产阶级专政)的存在、阶级的存在和商品经济的存在为出发点的。恩格斯直截了当地说，他的十二条要求指的是直接“侵犯私有制”（而不是完全消灭它)和“保证无产阶级的生存”（而不是消灭无产阶级这个阶级)。下面是恩格斯的话：
    “无产阶级革命，将来很可能发生的无产阶级革命，只能逐步改造现社会，并且只有在为废除私有制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已创造出来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首先无产阶级革命将建立民主制度，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假如无产阶级不能立即利用民主来实行直接侵犯私有制和保证无产阶级生存①的各种措施，那末，这种民主对于无产阶级就会毫无用处。这些由现有条件中必然产生出来的最主要的措施如下…”◇82◇
    接下去就是列举大家已经知道的十二条要求或措施（见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
    由此可见，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不是消灭阶级、国家、商品生产等等的详尽的社会主义纲领，而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初步，是直接侵犯私有制、保证工人阶级生存、巩固无产阶级政治统治所必需的初步措施。
    结论只有一个：季诺维也夫曲解了恩格斯，把他的十二条要求说成详尽的社会主义纲领。
    我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的结论中说的是什么呢？我说的是恩格斯所提出的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初步的那些要求或措施，有十分之九已在我们苏联实现了。
    这是不是说我们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呢？显然不是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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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见，忠于自己的引证手法的季诺维也夫，在说到我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的声明时犯了“小小”颠倒是非的毛病。
    请看，季诺维也夫引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特殊手法竟使他走到怎样的地步。
    季诺维也夫的引证手法使我想起了关于社会民主党人的一个很可笑的“故事”，这个“故事”是瑞典一个革命的工团主义者在斯德哥
    尔摩讲的，在一九O六年我们党的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的时候讲的。
    这位瑞典同志把某些社会民主党人引证马克思和恩格斯时所表现的书呆子气描写得很可笑，我们这些代表听了，笑得全身发软。“故事”的内容是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克里木海陆军起义的时候。◇83◇水兵和步兵的代表去见社会民主党人说：近几年来你们号召我们起义以反对沙皇制度，我们深信你们的号召是正确的，我们水兵和步兵约定起义，现在特来向你们请示。社会民主党人慌张了起来，回答说他们不召开专门代表会议不能解决起义问题。水兵们示意说，不能再迟延了，事情已准备好了，如果他们得不到社会民主党人明白的答复，社会民主党人不来领导起义，事情就会失败。水兵和步兵随即离去，等候指示，而社会民主党人就召开代表会议来讨论这个问题。他们拿出“资本论”第一卷，拿出“资本论”第二卷，最后拿出“资本论”第三卷。他们寻找马克思有关克里木、塞瓦斯托坡里的指示，有关克里木起义的指示。但是找遍三卷“资本论”，都没有找到一个，简直没有找到
    一个有关塞瓦斯托坡里、有关克里木、有关水兵和步兵起义的指示。(笑声)他们又翻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其他著作，寻找指示，还是一点指示也没有找到。（笑声）怎么办呢？水兵们已经来了，等着答复。结果怎样呢？社会民主党人只好承认，在这样的情形下他们不能给水兵和步兵任何指示。瑞典同志结束自己的故事说：“海军和步兵的起义就这样失败了。”（笑声）
    无疑地，这个故事夸大了事实。但是，同样无疑地，这个故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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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见血地说中了季诺维也夫引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手法的主要毛病。
    第三件事实。这里谈的是引证列宁著作的问题。季诺维也夫为了从列宁著作中引出一大堆话把听众弄得“目瞪口呆”，用尽了一切办法。看来季诺维也夫认为引证愈多愈好，可是他极少注意到引文说的什么，会引起什么结果。如果细读这些引文，那就不难了解，季诺维也夫从列宁著作中引证的◇84◇话，没有一句（哪怕用暗示的方式）是有利于反对派联盟现在的投降主义立场的。列宁曾说过，必须认为专政的“经济问题”的解决和苏联无产阶级在解决这一问题上的胜利是有保证的。必须指出，季诺维也夫不知为什么没有从列宁这段主要的话中引出一个字来。
    季诺维也夫引证了列宁的小册子“论合作制”里说到我们苏联有
    一切必要的和足够的条件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一段话。但他甚至没打算用一点点心思来提出（哪怕暗示一下）这样的问题：这段话说明什么，把它引来对谁有利，对反对派联盟有利，还是对联共(布)有利。
    季诺维也夫力图证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可是他从列宁著作中引来用以证明这个论点的那些话，却把自己的论点完全推翻了。例如下面就是这些引文中的一段：
    “我屡次说过，与各先进国家相比，俄国人开始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把它继续下去，直到获得最后胜利，即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那就要困难些。”①（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
    二十九卷第二八四页)
    季诺维也夫竟没有想一想，这段话不是有利于反对派联盟而是有利于党的，因为它不是说在苏联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而是说这种建设是困难的：并且这段话承认，在苏联有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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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种不言而喻的事情。党总是说，在苏联开始革命比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容易些，但是建成社会主义则困难些。这是不是说承认这个事实就等于否认在苏联有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呢？当然不是。相反地，从这个事实只能得出结论说，尽管有困难，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是完全可能和必要的。
    试问，季诺维也夫需要这类引证是为了什么呢？大概是为了用一大堆引证来把听众弄得“目瞪口呆”，把水搅浑。（笑声）但是，季诺维也夫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引证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家的那种非常可笑的手法，确定无疑地使他陷入困境，我想这一点现在是很明白的了。
    七、季诺维也夫所理解的修正主义
    最后谈谈季诺维也夫对“修正主义”这一概念的解释。在季诺维也夫看来，凡是使马克思或恩格斯的旧公式或个别原理更加完善，更加精确，尤其是用适合新情况的公式代替它们的是修正主义。试问，为什么呢？难道马克思主义不是科学，难道科学不是不断发展，不是用新经验丰富自己、使旧公式更加完善的吗？原来他认为“修正”就是“修改”，而要使旧公式更加完善，更加精确，就不能不把这些公式作某些修改，因此，凡是使旧公式更加精确、更加完善，凡是用新经验和新公式丰富马克思主义的都是修正主义。这一切当然是可笑的。但如果季诺维也夫置自己于可笑的境地，同时以为自己是在和修正主义作斗争，那又有什么办法呢？◇86◇
    例如斯大林有没有权利完全按照列宁主义的指示和基本路线，把他自己关于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公式（一九二四年）加以改变并使之更加精确呢？在季诺维也夫看来是没有这个权利的。为什么呢？因为改变旧公式并使之更加精确，就是修改这个公式，而照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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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意思，修改就是修正。斯大林岂不是显然陷入了修正主义吗？
    由此看来，我们有一个关于修正主义的新的季诺维也夫的标准，这个标准使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修正主义罪名的威胁下必然陷于停滞不前的境地。
    例如马克思在十九世纪中叶说，在资本主义向上发展的时期，社会主义在民族范围内获得胜利是不可能的：而列宁在一九一五年说，在资本主义向下没落的时期，在垂死的资本主义时期，这种胜利是可能的，那末，列宁在对待马克思来说是陷入修正主义了。
    例如马克思在十九世纪中叶说，“欧洲大陆的任何一个国家或除英国以外的整个欧洲大陆在经济方面所发生的”社会主义“变革不过是杯内风浪”（二七）；而恩格斯后来根据阶级斗争的新经验改变了这种论点，说社会主义革命“将由法国人开始，而由德国人完成”，那末，恩格斯在对待马克思来说是陷入修正主义了。
    恩格斯说，社会主义革命将由法国人开始，而由德国人完成，列宁根据苏联革命胜利的经验，改变了这个公式，代之以另一个公式，说社会主义革命已由俄国人开始，而由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完成，那末，列宁在对待恩格斯尤其在对待马克思来说是陷入修正主义了。◇87◇
    请看列宁关于这个问题所说的话吧：
    “社会主义的伟大创始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几十年来考察工人运动的发展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成长，清楚地看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需要经过长期的分娩痛苦，经过长期的无产阶级专政，摧毁一切旧东西，无情地消灭各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团结全世界的工人，全世界的工人则应当联合自己的一切力量来保证彻底的胜利。他们并且说过，在十九世纪末叶，‘将由法国人开始，而由德国人完成’，其所以由法国人开始，是因为法国人在几十年的革命中己经养成奋不顾身的革命创造精神，使他们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先锋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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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国际社会主义力量的另一种结合。我们说，比较容易开始革命运动的，并不是那些有可能易于进行掠夺和有力量收买本国工人上层分子的剥削国家…现在的局势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预期的不同了0，它把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先锋队的光荣使命交给了我们一一俄国的劳动的和被剥削的阶级了；我们现在清楚地看到革命的发展会多么远大；俄国人开始了，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将去完成，社会主义定将胜利。”（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六卷第四
    二八页至第四二九页)
    你们看，列宁在这里简直“修改了”恩格斯和马克思的话，照季诺维也夫的说法，他是陷入“修◇88◇正主义”了。
    例如恩格斯和马克思确定巴黎公社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大家知道，公社是由两个党领导的，其中没有一个党是马克思主义的；然而列宁后来根据帝国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的新经验，说稍微发达的无产阶级专政，只有在一个政党即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那末，列宁在对待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是陷入明显的“修正主义”了。
    列宁在帝国主义大战以前曾说联邦制是不可采用的国家组织形式，而在一九一七年，根据无产阶级斗争的新经验，他改变了、修改了这个公式，说联邦制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适当的国家组织形式，那末，原来列宁在对待自己和列宁主义来说是陷入“修正主义”了。
    如此等等。
    这样，在季诺维也夫看来，马克思主义不应当用新的经验来丰富自己，凡是使马克思主义某些经典著作家的个别原理和公式更加完善的都是修正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呢？马克思主义就是科学。如果马克思主义不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新经验来丰富自己，如果它不从马克思主义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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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不从马克思主义方法的角度来吸取这些经验，马克思主义这门科学能保持和发展吗？显然是不能的。
    马克思主义要求在保持马克思主义观点、保持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条件下根据新的经验来改善和丰富旧公式，而季诺维也夫则相反，他保持字眼，以马克思主义个别原理的字眼顶替马克思主义的观◇89◇点和方法，这难道还不明白吗？
    以马克思主义个别公式的字眼和个别原理的摘引顶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路线，这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有什么共同之处呢？
    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这难道还用怀疑吗？
    马克思和恩格斯说“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正是针对季诺维也夫那样的“马克思主义者”。
    季诺维也夫倒霉的地方就在于他不懂得马克思和恩格斯这句话的意义和作用。
    二社会主义在个别资本主义国家内胜利的问题
    我已经说过反对派首领讲话中所表现出来的反对派的个别错误和与事实不符的地方。我已在结论的第一部分即几点意见中说明了这个问题。现在让我直接来谈本题。
    一、帝国主义时期个别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提
    第一个问题就是帝国主义时期社会主义在个别资本主义国家内胜利的可能性问题。你们知道，这里所说的不是某一个国家，而是一切相当发达的帝国主义国家。◇90◇
    反对派在个别资本主义国家内社会主义胜利问题上的主要错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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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地方呢？
    反对派的主要错误在于他们不了解或者不愿了解帝国主义以前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时期的资本主义之间的全部差别，他们不懂得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把资本主义的两个不同的阶段即帝国主义以前的阶段和帝国主义阶段混为一谈。
    反对派的这种错误产生了他们的另一种错误，即他们不懂得帝国主义时期发展不平衡的规律的意义和作用，把均衡趋势与这个规律对立起来，因而滚到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的立场上去了。
    这两个错误引起了反对派的第三个错误，即他们把根据帝国主义以前的资本主义所得出的公式和原理机械地应用到帝国主义时期的资本主义，因此他们否认社会主义在个别资本主义国家内胜利的可能性。
    旧的垄断前的资本主义和新的垄断的资本主义，如用三言两语来说明，其差别在哪里呢？
    差别在于：资本主义通过资本家庞大的垄断联合的发展代替了通过自由竞争的发展：财政资本、“腐朽的”资本代替了旧的、“文明的”、“进步的”资本；跃进式的发展，通过各资本主义集团以军事冲突来重分已被瓜分的世界的发展，代替了资本“和平的”扩大和向“自由”土地的伸展；因此，垂死的资本主义，整个向下没落的资本主义，代替了旧的整个向上发展的资本主义。
    列宁关于这一点说道：
    “让我们回想一下，以往的‘和平的’资本主义时代被现代的帝国主义时代所代替的基础是◇91◇什么呢？这就是自由竞争让位于资本家的垄断联合，整个地上的世界（地球？一一斯大林注）已被瓜分。显然，这两件事实（和因素）确实具有世界的意义，因为当资本能够畅然无阻地扩大殖民地和夺取非洲等处未被占据的土地的时候，当资本的集中还很薄弱、垄断企业即庞大到能够控制某一整个工业部门的企业还没有产生的时候，自由贸易与和平竞争是可能的和必要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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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垄断企业的发生和成长…使以往的自由竞争成为不可能并破坏了它的基础，而地球的瓜分又迫使从和平扩张转到用武装斗争来重分殖
    民地和势力范围。”（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一卷第二O。页
    至第二O一页)
    他继续说道：
    “现在已不能照过去那样在平稳进化和逐步向新的国家扩展的资本主义的比较平静的、文明的、和平的环境中生活了，因为另一个时代己经来到。财政资本正在排挤并且要把某一国家排挤出列强的队伍，夺取其殖民地和势力范围。”（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一
    卷第二O三页)
    由此就得出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基本结论：“不难了解为什么帝国主义是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垂死的资本主义，因为从资本主义中成长起来的垄断已是资本主义的垂死状态，是它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开始。帝国主义造成的大规◇92◇模的劳动社会化（即辩护士一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称之为“互相错综”的东西），其含义也是一样。”（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三卷第九十六页)
    我们的反对派倒霉的地方就在于他们不懂得帝国主义以前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时期的资本主义之间的这种差别的整个重要性。
    而我们党的立场的出发点则是承认现代的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这一事实。
    可惜，这还不是说资本主义己经死亡了。但是，毫无疑义，这是说整个资本主义不是走向复兴而是走向死亡，整个资本主义不是向上发展而是向下没落。
    从这个总的问题就产生出帝国主义时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①着重号是我加的。一一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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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宁主义者在讲到帝国主义时期的发展不平衡时通常指的是什么呢？
    是不是指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水平有很大的差别，一些国家在发展上落后于其他一些国家，这种差别在日益加大呢？
    不，不是指这一点。把帝国主义时期的发展不平衡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水平的差别混为一谈，那是庸人的看法。反对派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把发展不平衡问题和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状况水平的差别问题混淆起来，正是这种庸人的看法。反对派正是以这个糊涂观念为出发点而得出了一个极不正确的结论：过去的发展不平衡比在帝国主义时代更厉害。正因为如此，托洛茨基在第◇93◇十五次代表会议上说：“这种不平衡在十九世纪比在二十世纪更厉害。”(见托洛茨基在联共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的演说)季诺维也夫当时也这样断言：“说在帝国主义时代开始以前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比较缓和，这是不正确的。”（见季诺维也夫在联共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的演说)
    诚然，现在，在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争论以后，反对派认为必须改变阵线，因而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上发表了一种完全相反的意见，或者干脆不提自己这种错误。例如托洛茨基在扩大全会上演说时说：“至于发展的速度，那末，帝国主义是无止境地加剧了这种不平衡性。”至于季诺维也夫，他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会上的演说中也认为对这个问题只字不提是最明智的办法，虽然他不能不知道所争论的正是帝国主义时期不平衡规律的作用是在增强还是在削弱的问题。但这只说明争论多少教育了反对派，对反对派不是没有益处的。
    总之，不能把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和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状况水平的差别问题混为一谈。
    能不能说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水平差别的减小和这些国家的日趋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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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衡是在减弱帝国主义时期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呢？不，不能这样说。这种发展水平上的差别是在加大还是在缩小呢？无疑是在缩小。均衡化是在上升还是在下降呢？无疑是在上升。均衡化的上升是不是和帝国主义时期发展不平衡的加强相矛盾呢？不，不相矛盾。相反地，均衡化正是帝国主义时期发展不平衡作用可能加强的背景和基础。只有像我们的反对派那样不懂得帝国主义经济实质的人，才能把均衡化和帝国主义时◇94◇期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对立起来。正因为落后国家在加速自己的发展并和先进国家取得均衡，正因为如此，一些国家为超过另一些国家而进行的斗争便尖锐起来，正因为如此，便造成了一些国家超过另一些国家并把它们从市场中排挤出去的可能，从而为军事冲突、为削弱世界资本主义战线、为个别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者突破这一战线创造前提。谁不了解这个简单的道理，谁就毫不了解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实质问题。
    因此，均衡化是帝国主义时期发展不平衡加强的条件之一。能不能说，帝国主义时期的发展不平衡就是一些国家按照通常的方式，即按照所谓进化的方式，不经过跃进，不经过战争灾祸，不经过重新分割已被瓜分的世界而在经济方面赶上另一些国家，然后超过它们呢？不，不能这样说。这种不平衡在垄断前的资本主义时期就己经有了，这一点马克思是知道的，列宁在他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二八）一书中也曾写过。当时资本主义的发展是相当平稳、相当缓慢的，一些国家是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不经过跃进、不一定经过世界规模的军事冲突而超过另一些国家的。现在说的不是这种不平衡。
    那末，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的规律究竟是什么呢？帝国主义时期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就是：一些国家跳过另一些国家，
    一些国家很快地被另一些国家从世界市场上排挤出去，以军事冲突和战争灾祸的方式周期性地重新分割已被瓜分的世界，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的冲突加深和加剧起来，世界资本主义战线削弱，个别国家的无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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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级可能突破这条◇95◇战线，社会主义可能在个别国家内获得胜利。
    帝国主义时期发展不平衡规律的基本要点是什么呢？
    第一、世界已被各帝国主义集团瓜分完毕，世界上不再有“自由的”、未被占据的土地了；为了占据新的市场和原料产地，为了扩展势力，必须用武力从别国夺取这些土地。
    第二、技术的空前发展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水平的日趋均衡，使
    一些国家可能并易于跳过另一些国家，使不很强盛但在迅速发展的国家可能并易于排挤比较强盛的国家。
    第三、各个帝国主义集团间势力范围的旧的划分常常和世界市场上新的力量对比发生冲突，为了在势力范围的旧的划分和新的力量对比之间求得“平衡”，必须用帝国主义战争来周期性地重分世界。
    因此，帝国主义时期发展的不平衡是在加强和加剧起来。因此，帝国主义阵营内的冲突是不能用和平方式解决的。
    因此，鼓吹可能和平解决这些冲突的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是不能成立的。
    由此应得出结论：否认帝国主义时期发展不平衡的加强和加剧这
    一事实的反对派是滚到超帝国主义论的立场上去了。
    帝国主义时期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就是如此。
    各个帝国主义集团是在什么时候把世界瓜分完毕的呢？◇96◇列宁说是在二十世纪初叶把世界瓜分完毕的。
    事实上第一次提出重分已被瓜分的世界的问题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时期。
    由此得出结论，只有在二十世纪初叶才能发现和论证帝国主义时期发展不平衡的规律。
    我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己谈到这一点，当时我说，帝国主义时期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是列宁同志发现和论证的。
    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是重分己被瓜分的世界的初次尝试。这次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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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资本主义付出的代价是俄国革命的胜利与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和附属国内的基础的破坏。
    不用说，继重分世界的第一次尝试之后必有第二次尝试，并且帝国主义阵营已在进行这种准备工作。
    无庸怀疑，重分世界的第二次尝试将使世界资本主义付出的代价比第一次大得多。
    从帝国主义条件下的不平衡规律看来，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前途就是如此。
    可见这种前途直接使社会主义可能在帝国主义时期的个别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
    大家知道，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可能在个别国家内胜利的结论是直接从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中得出的。列宁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帝国主义时期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使所有一切社会民主党人失去任何根据，来玩耍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个别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这种“理论的”把戏。◇97◇
    列宁在一九一五年所写的纲领性的论文中关于这一点说道：“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①：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一卷第三一一页）
    结论是：
    (甲)反对派的基本错误是他们看不见资本主义两个阶段的差别，或者回避对这种差别的强调。为什么他们要回避这一点呢？因为从这种差别里会得出帝国主义时期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来。
    (乙)反对派的第二个错误是他们不懂得或者低估了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规律的决定意义。为什么他们低估这一点
    ①着重号是我加的。一一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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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因为正确估计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规律就会得出社会主义可能在个别国家内胜利的结论。
    (丙)由此产生了反对派的第三个错误，即否认社会主义在帝国主义时期的个别资本主义国家内胜利的可能性。
    谁否认社会主义在个别国家内胜利的可能性，谁就不得不对帝国主义时期发展不平衡规律的意义默不作声，而谁对不平衡规律的意义默不作声，谁就不能不抹杀存在于帝国主义以前的资本主义◇98◇和帝国主义时期的资本主义之间的差别。
    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提问题就是如此。这个问题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从实际上说，在我们面前摆着两条路线。
    一条路线是我们党的路线，它号召个别国家的无产者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革命，机警地注视事变的进程，并准备在有利条件下独立地突破资本战线，夺取政权，动摇世界资本主义的基础。
    另一条路线是我们的反对派的路线，他们对独立突破资本主义战线的适当性散播一种怀疑的情绪，并号召个别国家的无产者等待“总爆发”的时机。
    我们党的路线是使个别国家的无产者加强对本国资产阶级的革命进攻并发挥主动性的路线，而我们的反对派的路线则是使个别国家的无产者在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消极等待并限制主动性的路线。
    第一条路线是使个别国家的无产者积极化的路线。
    第二条路线是削弱无产阶级革命意志的路线，是消极等待的路线。列宁万分正确地写了一段和我们目前的争论有直接关系的至理名言：
    “我知道，当然有一些自以为很聪明、甚至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聪明人，他们硬说在世界各国的革命爆发以前不应夺取政权。他们并不怀疑他们这样说就是脱离革命而转到资产阶级方面◇99◇去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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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劳动阶级完成世界规模的革命，一一这就是使大家在等待中停滞不前。这是荒谬的。”（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七卷第三三六页)
    列宁的这段话是不应该忘记的。
    季诺维也夫怎样“改正”列宁的话
    我己经谈过个别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提。现在我想谈谈季诺维也夫怎样歪曲或者“改正”列宁那篇论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提和社会主义在个别资本主义国家内胜利的主要论文。我指的是列宁在一九一五年写的并在我们讨论时几次引证过的那篇著名论文“论欧洲联邦口号”。季诺维也夫责备我对这篇论文引证得不完全；同时他力图给这篇论文作一种只能说是完全歪曲列宁的观点、完全歪曲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在个别国家内胜利问题的基本路线的解释。让我把这段话全部引来，并把上次由于时间短促而被我放过的几行用着重号标出。这段话就是：
    “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既然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就会起来反对其余的资本主义的世界，把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这些国家中掀起反对资本家的起义，必要时甚至用武力去反对剥削阶级及其国家。无产阶级在其中推翻资产阶级而获得胜利的那个社会的政治形式将是民◇100◇主共和国，它日益集中这一民族或这些民族的无产阶级力量去反对那些还没有转向社会主义的国家。没有无产阶级这一被压迫阶级的专政，便不能消灭阶级。没有各社会主义共和国对各落后国家的相当长期的顽强斗争，便不能实现各民族在社会主义中的自由联合。”（见“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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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一卷第三一一页)
    季诺维也夫在引证这段话时作了两点解释：第一点是关于民主共和国的，第二点是关于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
    我们先谈第一点解释。季诺维也夫以为既然列宁在这里说的是民主共和国，那末最多只能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同时季诺维也夫恬不知耻地在这里做出极其含糊而又固执的暗示，说列宁在这里大概指的是资产阶级共和国。这对不对呢？当然不对。要反驳季诺维也夫这个不大正派的暗示，只须读一下引文中谈到“各社会主义共和国对各落后国家的斗争”的最后两行就够了。显然，列宁说的民主共和国不是指资产阶级共和国，而是指社会主义共和国。
    列宁在一九一五年还不知道苏维埃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
    式。列宁早在一九O五年就知道个别的苏维埃是推翻沙皇制度时期的
    革命政权的萌芽。但他当时还不知道在全国范围内联合起来的苏维埃政权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列宁在一九一七年才发现苏维埃共和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他在这年夏天，主要在其“国家和革命”〔二九)一书中详尽地研究了过渡社会的这一新的政治组织形式问题。其实这也就说明列宁在上面引文中所说的不是苏维埃共和国，而是民主共和国，◇101◇从引文中可以看出这指的是社会主义共和国。列宁在这里的做法，正像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做法一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公社以前认为一般的共和国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社会的政治组织形式，而在巴黎公社以后解释这个名词则说这种共和国应当是巴黎公社式的共和国。我更不必说，假如列宁在那段话里指的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那就谈不到“无产阶级专政”、“剥夺资本家”等等了。
    可见季诺维也夫想“改正”列宁的话的企图不能说是成功的。现在谈谈季诺维也夫的第二点解释。季诺维也夫硬说列宁同志的“组织社会主义生产”这句话不应当像平常人一般所应了解的那样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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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而应当有所不同，应当了解成这样：列宁在这里所指的只是着手组织社会主义生产。为什么，根据什么，季诺维也夫并没有说明。我得声明：季诺维也夫在这里又一次企图“改正”列宁的话。上面引文直截了当地说道：“这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既然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就会起来反对其余的资本主义的世界。”这里说的是“组织了”，而不是“组织着”。是否还需要证明这中间有差别呢？假如列宁指的只是着手组织社会主义生产，那他就会说“组织着”，而不会说“组织了”，这是否还需要证明呢？可见列宁指的不单是着手组织社会主义生产，而且是可能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可能在个别国家内建成社会主义生产。
    可见季诺维也夫想“改正”列宁的话的第二个企图也应当认为是惨败了。
    季诺维也夫竭力用“不能靠仙法在两星期或两个月内建设社会主义”这类笑话来掩盖自己“改◇102◇正”列宁的话的企图。恐怕季诺维也夫需要这类笑话是为了“在败局中故作镇静”。季诺维也夫究竟在什么地方找到了打算在两星期、两个月或两年内建设社会主义的人呢？假如世界上真有这种人，他为什么不指出他们来呢？他不指出他们来，是因为世界上没有这种人。季诺维也夫需要这类捏造的笑话是为了掩盖其“改正”列宁和列宁主义的“工作”。
    总之：
    (甲)列宁根据帝国主义时期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在其“论欧洲联邦口号”那篇主要论文中得出了社会主义可能在个别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的结论：
    (乙)列宁所说的社会主义在个别国家内的胜利，是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剥夺资本家和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同时这一切任务并不是最终目的，而是用来反对其余的资本主义的世界和帮助全世界无产者与资本主义作斗争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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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丙)季诺维也夫企图把列宁主义的这些原理截头去尾和“改正”列宁的话，使之适合于目前反对派联盟的半孟什维克的立场。然而实行这种企图时所使用的手段是拙劣的。我认为再解释是多余的了。
    三
    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103◇
    同志们，现在让我谈谈我们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
    一、反对派的“手腕”和列宁党的“民族改良主义”
    托洛茨基在发言时说，斯大林的最大的错误是关于在一个国家即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理论。这样看来，这里所说的并不是列宁关于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理论，而是斯大林的一种谁也不知道的“理论”。我对这一点的了解是这样：托洛茨基的目的是要反对列宁的理论，但公开反对列宁是一件冒险的事情，于是他决定装出和斯大林的“理论”作斗争的样子来进行这一斗争。托洛茨基想藉此使自己便于和列宁主义作斗争，想通过批判斯大林的“理论”来掩盖这个斗争。实际情况正是这样：这和斯大林毫无关系，根本谈不到什么斯大林的“理论”，斯大林从未抱过在理论上创造什么新东西的奢望，他只是不顾托洛茨基修正主义的挣扎，竭力促使列宁主义在我们党内获得完全胜利。这一点，我想在下面加以说明。现在要指出的是：托洛茨基关于斯大林的“理论”的声明是一种手腕，一种设计，
    一种怯懦的笨拙的诡计，他打算用这种诡计来掩盖他与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在个别国家内胜利的理论所作的斗争，这一斗争从一九一五年就已开始并一直继续到现在。托洛茨基的这种手法是不是老老实实的论战的表现，让同志们来判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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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党对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问题的决议是以列宁同志的纲领性的名著为出发点的。列宁在这些著作中说：在帝国主义条件下，社会主义在个别国家内的胜利是可能的；就解决无产阶级◇104◇专政的经济问题来说，这一专政的胜利是有保证的；我们苏联无产者具有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
    列宁在其著名论文中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在个别国家内胜利的可能性问题的那一段话，我刚才引证过了，在这里我就不重复了。这篇论文写于一九一五年。这篇论文说，社会主义在个别国家内获得胜利，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剥夺资本家并组织社会主义生产，这一切都是可能的。大家知道，托洛茨基就是在同一年即一九一五年发表文章反对列宁这篇论文，称列宁的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民族狭隘性”的理论。
    试问，这和斯大林的“理论”有什么关系呢？
    其次，我在报告中还从列宁的名著“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里摘引了一段话，在那里列宁直接肯定地说，就解决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问题来说，苏联无产阶级的胜利应该认为是有保证的。这篇著作写于一九一九年。下面就是这段引文：
    “不管各国的资产者及其公开的和暗藏的帮凶们（第二国际的“社会主义者”)怎样诬蔑，怎样造谣，有一点是不容怀疑的：从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经济问题来看，我国已经有了共产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保证。全世界资产阶级所以猖狂地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组织军事进攻和阴谋等等来反对布尔什维克，正是由于它完全懂得要是不用武力压倒我们，我们在改造社会经济方面就必然获得胜利。可是资产阶级要这样来压倒我们是办不到的。”①（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
    十◇105◇卷第九十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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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可以看见，列宁在这里直接说到苏联无产阶级在改造社会经济方面、在解决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问题方面是可能获得胜利的。
    大家知道，托洛茨基和整个反对派是不同意这段引文的基本论点的。试问，这和斯大林的“理论”有什么关系呢？
    最后，我从列宁在一九二三年写的著名小册子“论合作制”中摘引了一段话。这段话是这样的：
    “的确，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最小农结成联盟，无产阶级有领导农民的保证等等，难道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难道这不是我们经过合作社，仅仅经过合作社，经过我们从前鄙视为买卖机关，并且现时在新经济政策下我们从某一方面也有理由加以鄙视的合作社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吗？这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这是为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①（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四二八页)
    你们可以看见，这段话使人们对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不会再有任何怀疑。
    你们可以看见，这段引文列举了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因素：无产阶级政权，无产阶级政◇106◇权掌握的大生产，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无产阶级在这个联盟中的领导，合作社。
    不久以前，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托洛茨基企图把列宁著作中的另一段话即“共产主义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四八四页)和这段话对立起来。把这两段话互相对立起来就是曲解列宁“论合作制”这本小册子的基本意思。难道电气化不是大生产的组成部分吗？难道在我国没有集中在无产阶级政权手里的大生产，电气化一般是可能的吗？列宁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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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制”这本小册子里说大生产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因素之一，这句话本身就包含着电气化，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大家知道，反对派是正进行多少公开的而多半是隐蔽的斗争，来反对摘自列宁的小册子“论合作制”的这段引文所阐明的基本论点的。
    试问，这和斯大林的“理论”有什么关系呢？
    列宁主义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基本论点就是如此。党断定托洛茨基和反对派联盟的某些众所周知的论点，如“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建设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在理论上为民族狭隘性辩护”，“没有欧洲无产阶级直接的国家援助，俄国工人阶级就不能保持政权”（托洛茨基），是和列宁主义的上述论点根本矛盾的。
    党肯定指出反对派联盟的这些论点是我们党内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表现。
    党肯定指出托洛茨基关于“欧洲无产阶级直接的国家援助”的公式是完全和列宁主义背道而驰◇107◇的。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依赖“欧洲无产阶级直接的国家援助”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欧洲无产阶级在最近几年内不能夺取政权，那怎么办呢？能不能无限期地等待西方革命胜利而让我国革命开空车呢？能不能指望我国资产阶级也同意等待西方革命胜利而放弃其反对我国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的活动和斗争呢？从托洛茨基这个公式中产生出来的前途，岂不是在西方革命不能迅速胜利的时候，我们党就逐步地把自己的阵地让给我国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然后放弃政权吗？
    这里有两条完全不同的路线，一条是党和列宁主义的路线，另一条是反对派和托洛茨基主义的路线，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我在做报告时问过托洛茨基，现在还要问他：托洛茨基在一九一
    五年认为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在个别国家内胜利的可能性的理论是“民族狭隘性”的理论，这难道不是真的吗？但是我没有得到答复。为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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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么呢？难道默不作声就是论战中有勇气的表现吗？
    其次，我问过托洛茨基，现在还要问他：不久以前，在一九二六年九月，他在众所周知的告反对派的文件中再度责备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是“民族狭隘性”的理论，这难道不是真的吗？但是这次我也没有得到答复。为什么呢？是否因为默不作声也是托洛茨基的一种“手腕”呢？
    这一切说明什么呢？
    说明托洛茨基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这一基本问题上仍然是站在他那反列宁主义的旧立场上的。说明托洛茨基没有勇气直接反对列宁主义，而企图藉批评事实上不存在的斯大林的“理论”来掩◇108◇盖这
    一斗争。
    现在来谈谈另一位“耍手腕的”加米涅夫。他大概受了托洛茨基的感染，也耍起手腕来了。但他的手腕比托洛茨基耍得还要笨拙。托洛茨基企图责备斯大林一个人，而加米涅夫竟责备全党，说党“以民族改良主义的前途顶替国际革命的前途”。大家瞧，我们党原来是以民族改良主义的前途顶替国际革命的前途。因为我们党是列宁的党，因为党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决议完全以列宁的著名原理为依据，于是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就是民族改良主义的理论了。列宁是“民族改良主义者”，一一加米涅夫就是拿这样愚蠢的话来对待我们的。
    我们党有没有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决议呢？是的，有决议，而且有非常明确的决议。这些决议是什么时候被党通过的呢？这些决议是一九二五年四月在我党第十四次代表会议上通过的。我指的是第十四次代表会议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著名决议。这项决议是不是列宁主义的呢？是的，是列宁主义的，因为这一点像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样的权威人士都能给我们作证，季诺维也夫在第十四次代表会议上曾做报告维护这项决议，加米涅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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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次代表会议上担任主席并在表决时赞成这项决议。
    为什么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没有设法揭发党，指出它和第十四次代表会议一致通过的（这是人所共知的）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决议有矛盾有分歧呢？
    党有一个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特别的决议，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在表决时也赞成这◇109◇项决议，现在他们两人责备党是民族改良主义，为什么他们不把党的这个重要文件，即第十四次代表会议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显然完全是列宁主义的决议当做他们的论据呢？看来这样做是再容易不过的了。
    你们是否注意到整个反对派，特别是加米涅夫，避开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决议，像猫儿避开热粥一样？（笑声）为什么他们那样惧怕这个根据季诺维也夫的报告并在加米涅夫的积极赞助下通过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决议呢？为什么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对于这项决议连提都不敢提呢？难道这项决议不是论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吗？难道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不是我们辩论中引起争执的基本问题吗？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事情是这样的：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在一九二五年赞成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决议，后来则背弃这项决议，因而也就背弃列宁主义，转到托洛茨基主义方面去了，现在他们惟恐被人揭穿，对于这项决议连提也不敢提了。
    这项决议说些什么呢？下面就是这项决议中的一段：
    “一般说来，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不是指最后胜利)是绝对可能的。”其次：◇110◇
    ①着重号是我加的。一一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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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直接对立的社会制度的存在，经常引起资本主义封锁、其他种种经济压力、武装干涉和复辟的危险。因此，几个国家内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最后胜利的唯一保障，即免除复辟的唯一保障。但由此决不能得出结论说，在俄国这样落后的国家中，如果没有技术上经济上比较发达的国家的‘国家援助'①（托洛茨基），就不可能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俄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只有无产阶级在欧洲几个最重要的国家内获得胜利以后：才会是可能的’这一论断（托洛茨基，一九二二年），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组成部分，这种论断是要使苏联无产阶级在目前采取听天由命的消极态度。列宁同志反驳这一类的‘理论’说：‘他们在西欧社会民主党发展时期背得烂熟的一条论据，己成为他们万古不变的金科玉律。这条论据就是我们还没有成长到实现社会主义的地步，或像他们的各种“博学的”先生们所说的那样，我们还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客观的经济前提’(“评苏汉诺夫的札记”)。”（见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关于共产国际和俄共（布）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全
    会的决议而产生的任务”的决议（三O))
    可见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决议确切地说明了列宁主义关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问题的基本原理。
    可见决议认为托洛茨基主义是与列宁主义相反的东西，而决议中
    一系列的论点都是以直接否定◇111◇托洛茨基主义的原则为出发点的。
    可见决议完全反映了现在重新掀起的关于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问题的争论。
    你们知道，我的报告是以这个决议的指导性的原理为基础的。你们大概还记得我在报告中特别提到了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决议，责备了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说他们违反了这项决议，背弃了这项
    ①着重号是我加的。一一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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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议。
    为什么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不设法消除这种责难呢？秘密究竟在哪里呢？
    秘密就在于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早已背弃了这项决议，并且一背弃了这项决议就转到托洛茨基主义方面去了。
    因为二者必居其一：
    或者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决议不是列宁主义的，那末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既然在表决时赞成了这项决议，也就不是列宁主义者了；
    或者这项决议是列宁主义的，那末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既然背弃了这项决议，也就不再是列宁主义者了。
    有几位发言人（里泽似乎也在内）在这里说，不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转到托洛茨基主义方面去了，相反地，是托洛茨基转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方面去了。同志们，这完全是胡说。加米涅夫◇112◇和季诺维也夫背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决议这一事实，正是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转到托洛茨基主义方面去的直接证据。
    总之：
    离开了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决议中所规定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方面的列宁主义路线的是谁呢？
    原来是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
    以托洛茨基主义“顶替国际革命前途”的是谁呢？原来是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
    加米涅夫现在叫嚷我们党的“民族改良主义”，这是因为他企图藉此转移同志们对他的罪过的注意并嫁祸于人。
    正因为如此，加米涅夫说到我们党是“民族改良主义”的“手腕”乃是一种诡计，一种既丑恶又笨拙的诡计，这种诡计的用意是在以叫喊我们党的“民族改良主义”来掩盖自己背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决议、背弃列宁主义而转到托洛茨基主义方面去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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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我们正在苏联建立并能建成
    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我在报告中说过，社会主义的政治基础在我国已经建立了，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我说过，社会◇113◇主义的经济基础还远没有建立，还必须把它建立起来。其次，我说过，问题因此是这样的：我们有没有可能用本身的力量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最后，我说过，如果用阶级语言来述说这个问题，那就是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有没有可能以本身的力量战胜我们苏联的资产阶级呢？
    托洛茨基在其演说中断言，我说战胜苏联资产阶级是指的在政治上战胜它。这当然是不对的。这是托洛茨基醉心于派别活动的表现。从我的报告中可以看出，我说战胜苏联资产阶级是指的在经济上战胜它，因为在政治上它已经被战胜了。
    在经济上战胜苏联资产阶级是什么意思呢？换句话说，在苏联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什么意思呢？
    “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就是把农业和社会主义工业结合为
    一个整体经济，使农业服从社会主义工业的领导，在农产品和工业品交换的基础上调整城乡关系，堵死和消灭阶级首先是资本藉以产生的
    一切孔道，最后造成直接消灭阶级的生产条件和分配条件。”（见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的报告①)
    这就是我在报告中给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实质所下的定义。这个定义确切地说明了列宁在其著名的“论粮食税”小册子纲要三一)中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实◇114◇质”、“经济基础”所下的定义。
    ①见本卷第二十一页至第二十二页（指旧版页次）。一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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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定义是否正确，我们能否指望我国有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可能性，一一这就是现时我们意见分歧的基本问题。
    托洛茨基甚至没有提到这个问题。他干脆避开了这个问题，大概他认为默不作声是比较明智的。
    至于我们正在建立并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这至少从下列几点可以看出：
    (甲)我们社会主义化的生产是联合的大生产，我国非国有化的生产则是分散的小生产，大家知道，大生产而且是联合的大生产对小生产占优势，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
    (乙)我们社会主义化的生产已在领导并开始控制小生产，无论城市的或乡村的小生产都是一样：
    (丙)在我国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与资本主义成分作斗争的战线上，前者对后者占有无疑的优势，并在步步前进，在生产或流通方面不断战胜我国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
    至于促使我国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战胜资本主义成分的其他一些因素，我就不谈了。有什么理由推断说战胜我国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的过程今后不会再延续下去呢？
    托洛茨基在发言时说：
    “斯大林说，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就是力求消灭阶级和国家，就是战胜我国的资产阶级。是的，同志们，但是要知道国家是需要军队去反对国外的敌人的。”（引自速记记录。一一斯大◇115◇林注）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从这段话里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因为建成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就是消灭阶级和国家，因为我们仍然需要军队来保卫社会主义祖国，可是没有国家就不可能有军队(托洛茨基这样想)，所以在武装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必要性还没有消失以前，我们是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
    同志们，这是把一切概念混淆起来了。或者在这里把国家了解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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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是武装保卫社会主义社会的机构。这是荒谬的，因为国家首先是
    一个阶级反对其他阶级的工具，不言而喻，既然没有阶级，也就不会有国家。或者在这里认为没有国家就不可能有保卫社会主义社会的军队。这也是荒谬的，因为从理论上说来，完全可以有这样的社会状态：没有阶级，没有国家，但是有保卫无阶级的社会免于外敌侵犯的武装人民。社会学提供不少的例子，说明人类历史上有过没有阶级没有国家但用某种方法防御外敌侵犯的社会。未来的无阶级的社会也将是这样，它虽然没有阶级和国家，但仍可以有防御外敌侵犯所必需的社会主义的民兵。我认为我国发展到这种地步是很少可能的，因为无疑地，我国社会主义的建设成就，尤其是社会主义的胜利和阶级的消灭，一一这一些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实，不能不引起资本主义国家无产者追求社会主义的强烈的愿望，不能不引起其他国家革命的爆发。但是从理论上说来，完全可以有这样的社会状态：没有阶级和国家，却可能有社会主义的民兵。
    而这个问题在我们的党纲中也有一定的说明。党纲中是这样说的：◇116◇
    “红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它不能不有公开的阶级性质，即完全要由无产阶级和接近无产阶级的半无产的农民阶层组成。只有在
    阶级消灭以后，这类阶级军队才能变为全民的社会主义的民兵。”①(见“联共（布）党纲”（三二）)
    托洛茨基大概忘记了我们党纲中的这一条。
    托洛茨基在发言时谈到我国国民经济对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依赖，硬说“我们正在日益脱离孤立的战时共产主义而和世界经济结合起来”。
    这样说来，有资本主义成分和社会主义成分的斗争的我国国民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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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正在和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结合起来。我所以讲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是因为现实世界上并没有另一种世界经济。
    同志们，这是不对的。这是荒谬的。这是托洛茨基醉心于派别活动的表现。
    谁也不否认我国国民经济对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依赖是存在的。过去和现在谁也不否认这一点，正像谁也不否认每个国家和每个国家的国民经济（美国的国民经济也不例外）对国际资本主义经济的依赖是存在的一样。但这种依赖是双方面的。不只是我们的经济依赖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也依赖我们的经济，依赖我们的石油、我们的粮食、我们的木材以及我们广大的市场。比方说，我们从“美孚石油公司”那里得到贷款。我们从德国资本家那里得到贷款。但我们得到贷款，不◇117◇是因为我们的眼睛生得漂亮，而是因为资本主义国家需要我们的石油，需要我们的粮食，需要我们的市场来销售装备。不可忘记我国占世界六分之一的面积，是一个广大的销售市场，资本主义国家不和我们的市场保持某种联系是不行的。这一切就是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经济的依赖。在这里依赖是双方面的。
    这是不是说我国国民经济对资本主义国家的依赖使我国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呢？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以为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绝对闭关自守、绝对不依赖周围各国国民经济的东西，这就是愚蠢之至。能不能断言社会主义经济绝对不会有任何输出和输入，不会输入本国没有的产品，因而也不会输出自己的产品呢？不，不能这样断言。而什么是输出和输入呢？这是一些国家依赖另一些国家的表现。这是经济上相互依赖的表现。
    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也是这样。你们不能设想一个没有输出和输入的国家。就拿世界上最富的国家美国来说也是如此。能不能说现在的资本主义国家譬如英国或美国是绝对不依赖他国的国家呢？不，不能这样说。为什么呢？因为它们依赖输出和输入，它们依赖其他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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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料（例如美国依赖橡胶和其他原料），它们依赖销售市场以销售自己的装备和其他成品。
    这是不是说既然没有绝对不依赖他国的国家，也就不能有各个国家国民经济的独立性呢？不，不是这个意思。我国依赖其他国家，正像其他国家依赖我国国民经济一样，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因而丧失了或就要丧失自己的独立性，它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它应当变成国际资本主义经济的小螺◇118◇丝钉。应该把各国彼此间的依赖性和各国的经济独立性区别开来。否认各个国民经济单位的绝对不相依赖，并不等于也不能等于否认这些单位的经济独立性。
    但是托洛茨基不仅说到我国国民经济的依赖性，他还把这种依赖性曲解为我国经济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结合。把我国国民经济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结合起来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把我国经济变成世界资本主义的附属品。可是，难道我们国家是世界资本主义的附属品吗？当然不是！同志们，这是愚蠢的。这是不严肃的。
    假如这是对的，我们就没有任何可能来保护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我们对外贸易的垄断、我们国有化的运输、我们国有化的信贷、我们对经济的有计划的领导。
    假如这是对的，我们就已走上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蜕化成普通资本主义工业的道路。
    假如这是对的，我们就不会在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成分和资本主义成分作斗争的战线上获得胜利。
    托洛茨基在发言时说：“实际上我们将始终处于世界经济的控制之下。”
    这样说来，我国国民经济将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控制之下发展，因为目前世界上除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以外再没有其他的世界经济。
    这对不对呢？不，不对。这是资本主义豺狼的梦想，这种梦想是永远不会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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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控制呢？资本家嘴里的控制不是一句空话。资本家嘴里的控制是一◇119◇种实在的东西。
    资本主义的控制首先就是财政上的控制。可是，难道我们的银行不是国有化的吗？难道它们是在欧洲资本主义银行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吗？财政上的控制就是在我国设立各个资本主义大银行的分行，就是设立所谓“女儿”银行。可是，难道我国有这样的银行吗？当然没有！不但没有，而且只要苏维埃政权存在，就永远不会有。
    资本主义的控制就是控制我们的工业，使我们社会主义工业非国有化，使我们运输业非国有化。可是，难道我们的工业不是国有化的吗？难道它不正是作为国有化的工业而在发展吗？难道有人打算把我们国有化的企业，即使是一个企业，变为非国有化的吗？当然，我不知道在托洛茨基那里，在租让委员会里有什么打算。（笑声）不过只要苏维埃政权存在，破坏国有化的人就不能在我国立足，这一点可以不必怀疑。
    资本主义的控制就是有权支配我们的市场，就是取消我们对外贸易的垄断。我知道，西方的资本家在竭力冲破对外贸易垄断的铁壁时曾不止一次碰得头破血流。大家知道，对外贸易的垄断是我们年轻的社会主义工业的盾牌和屏障。可是，难道资本家在取消对外贸易垄断这件事情上已经获得胜利了吗？只要苏维埃政权存在，对外贸易垄断无论如何要长久存在下去，这难道不易理解吗？
    最后，资本主义的控制就是政治上的控制，就是使我国丧失政治上的独立性，使我国的法律适合国际资本主义经济的利益和口味。可是，难道我国不是一个政治上独立的国家吗？难道我们的法律◇120◇不是根据我国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利益来制定的吗？为什么不举出事实，即使是一个事实，来说明我国丧失了政治上的独立性呢？让他们举举看吧。
    资本家就是这样理解控制的，当然，这里是说实际的控制，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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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空谈什么有名无实的控制。
    如果说的是这种实际的资本主义控制（也只能是这种控制，因为只有蹩脚的文人才能空谈有名无实的控制)，那末我应当声明：在我国没有这种控制，只要我们的无产阶级存在，只要我们有苏维埃政权，永远也不会有这种控制。（鼓掌）
    托洛茨基在发言时说：
    “现在所说的是要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包围中建成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要达到这一点，只有使这个孤立的国家的生产力超过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因为从前途上看，只有生产力比旧经济制度的生产力更为强大的那种国家、那种新的社会形态才会不止巩固一年或十年，而会巩固半世纪甚至一世纪。”（见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
    七次扩大全会上的演说速记记录)
    这样说来，要有五十年甚至一百年，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才能在生产力发展方面实际证明自己优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同志们，这是不对的。这是混淆了一切概念和前途。
    封建经济制度为了证明自己比奴隶经济制度优越，大约费去了二百年，也许略少些。不这样也不可能，因为当时发展的速度极为缓慢，而生产的技术又非常原始。◇121◇
    资产阶级经济制度为了证明自己比封建经济制度优越，大约费去了一百年，或者不到一百年。还在封建社会内部，资产阶级经济制度就己显示出它比封建经济制度优越，并且优越得多。这里时间长短的不同是因为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有更快的发展速度，有更发达的技术。
    从那时起，技术显示了空前的进步，发展速度简直快极了。试问，托洛茨基有什么根据来推断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要用将近一百年的时间才能证明自己优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呢？
    领导我国生产的不是寄生虫，而是生产者本人，这个事实难道不是使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有一切机会足以一日千里地发展经济，并在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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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卷
    短期间内证明自己优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极重要的因素吗？
    社会主义经济是最统一最集中的经济，社会主义经济是按计划进行的，这个事实难道不是说明社会主义经济会有一切有利条件足以在较短期间内证明自己优于被内部矛盾所分裂、被危机所腐蚀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吗？
    既然如此，在这里还搬出五十年和一百年的前途，那就是和受惊的市侩一样，患了迷信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万能的病症，这难道还不明白吗？（喊声：“对！”）
    结论是什么呢？结论有两个。
    第一、托洛茨基就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进行反驳时，已经从旧的论战基地退到新的基地了。从前反对派是从内部矛盾、从无产阶级和农民间的矛盾来进行反驳，认为这些矛盾是不可克服的。现在◇122◇托洛茨基则强调外部矛盾，强调我国国民经济和世界资本主义经济间的矛盾，认为这些矛盾是不可克服的。从前托洛茨基认为无产阶级和农民间的矛盾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绊脚石，现在他改变战线，退到另一个基地来批评党的立场，硬说我国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间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绊脚石。于是他也就在实际上承认了反对派的旧论据是不能成立的。
    第二、但托洛茨基的退却是退却到绝路上去了，退却到泥坑里去了，托洛茨基实际上是直接公开地退却到苏汉诺夫那里去了。实质上托洛茨基的“新”论据归结起来是什么呢？归结起来就是：由于经济的落后性，我们没有发展到建设社会主义的地步，我们没有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客观条件，我国国民经济因而正在变成而且定要变成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附属品，变成世界资本主义控制下的经济单位。
    但这是“苏汉诺夫思想”，是露骨的赤裸裸的“苏汉诺夫思想”。反对派滚到孟什维克苏汉诺夫那里去了，滚到直接否认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可能胜利的苏汉诺夫立场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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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我们和全世界无产者结成联盟
    来建设社会主义
    我们是和农民结成联盟来建设社会主义，这一点似乎我们的反对派己已不敢公然否认。我们是否和世界无产阶级结成联盟来建设社会主义，这一点反对派却打算表示怀疑。有些反对派分子甚至硬◇123◇说我们党低估了这个联盟的意义。其中有一位加米涅夫，竟至责备党是民族改良主义，说党以民族改良主义的前途顶替了国际革命的前途。
    同志们，这是愚蠢，不可救药的愚蠢。只有疯子才会否认我国无产者和其他各国无产者的联盟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极大意义。只有疯子才会责备我们党低估全世界无产者联盟的事业。只有和全世界无产者结成联盟才能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
    整个问题就在于如何了解这一联盟。
    苏联无产者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夺取了政权，这就是对世界各国无产者的帮助，这就是和他们的联盟。
    德国无产者在一九一八年掀起了革命，这就是对世界各国无产者特别是对苏联无产者的帮助，这就是和苏联无产阶级的联盟。
    西欧无产者瓦解对苏联的武装干涉，不替反革命将军们运输武器，组织行动委员会并破坏本国资本家的后方，这就是对苏联无产者的帮助，这就是西欧无产者和苏联无产者的联盟。没有资本主义国家无产者的这种同情和援助，我们就不能在内战中获得胜利。
    资本主义国家无产者派遣许多代表团到我们这里来，监督我们的建设，然后向全欧洲的工人宣扬我们的建设成就，这就是对苏联无产者的帮助，这就是对苏联无产者极大的援助，这就是和苏联无产者的联盟，并扼制帝国主义可能对我国实行的武装干涉。没有这种援助和这种扼制，我们现在就不◇124◇会有“喘息时机”，而没有“喘息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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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我们就不能在我国展开社会主义建设工作。
    苏联无产者巩固自己的专政，消灭经济破坏状态，展开建设工作，并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做出成绩，这就是对全世界无产者、对他们反资本主义的斗争、对他们夺取政权的斗争的极大援助，因为苏维埃共和国的存在、它的巩固、它在社会主义建设战线上的胜利，是鼓舞全世界无产者去进行反资本主义斗争的世界革命的极重要的因素。而苏维埃共和国的消灭会引起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最黑暗最残酷的反动统治，这几乎是无可怀疑的。
    我国革命的力量和资本主义国家革命运动的力量就在于全世界无产者的这种互相援助和这种联盟。
    这就是苏联无产者和全世界无产者联盟的种种形式。
    反对派的错误在于他们不懂得或不承认这些联盟形式。反对派的倒霉在于他们只承认一种联盟形式，即西欧无产者对苏联无产阶级的“直接的国家援助”的形式，可惜这种形式暂时没有实现，而反对派却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命运直接寄托于这种未来的援助上面。
    反对派认为只有承认这种援助形式才能使党保有“国际革命前途”。但是我己经说过，在世界革命迟延的情况下，这种立场只能使我们向我国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不断让步并终于走向投降主义和失败主义。
    由此可见，反对派提出来的这种和世界无产阶级联盟的唯一形式，即欧洲无产阶级的“直接的国◇125◇家援助”的形式，在世界革命迟延的情况下，是投降主义的烟幕。
    加米涅夫的“国际革命前途”是投降主义的烟幕，一一这就是加米涅夫勾当的归宿。
    因此，加米涅夫在这里责备我们党是民族改良主义时的那种勇气只能令人惊讶罢了。
    说得客气一些，革命性或国际主义向来不比人强的加米涅夫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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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勇气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们这位一向是孟什维克中的布尔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中的孟什维克的加米涅夫的这种勇气是从哪里来的呢？（笑声）
    列宁当时有充分根据称之为十月革命的“工贼”的加米涅夫的这种勇气是从哪里来的呢？
    加米涅夫想知道苏联无产阶级是不是国际主义者。我应当声明，苏联无产阶级用不着受十月革命的“工贼”的考核。
    你想知道苏联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的程度吗？去问一问英国工人，问一问德国工人，（热烈鼓掌)问一问中国工人吧，一一他们会告诉你苏联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的。
    四、蜕化问题
    这样一来，可以有根据地认为反对派的观点是公开否认在我国有胜利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
    但是，否认胜利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就会使党走向蜕化的前途，而蜕化的前途又会导致放◇126◇弃政权并引起组织另一政党的问题。
    托洛茨基装做不能认真对待这个问题的样子。这是伪装。
    不容置疑，假如我们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其他各国的革命又迟延下去，而我们这里资本的增长正如我国国民经济和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结合”的增长一样，那末，从反对派的观点看来，出路只有两条：
    (甲)或者是继续掌握政权而实行资产阶级民主的政策，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因而实行“米勒兰主义”；
    (乙)或者是为了不致蜕化而放弃政权，组织一个和正式的党并列的新党。这正是我们的反对派一向追求的、实际上还在继续追求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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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党的理论，或组织新党的理论，是否认胜利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直接结果，是蜕化前途的直接结果。
    这两条出路都是引向投降主义，引向失败主义的。
    在内战时期问题是怎样的呢？问题是这样的：如果我们不善于组织军队和抗击敌人，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垮台，我们就会失去政权。当时战争占第一位。
    现在，当内战已经结束和经济建设任务占第一位的时候，问题是怎样的呢？现在问题是这样的：如果我们不能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对资产阶级作越来越大的让步，就一定会蜕化，◇127◇变成资产阶级民主的尾巴。
    共产党人能不能同意使无产阶级专政蜕化而实行资产阶级政策呢？不，不能而且不应该。
    因此出路就是：放弃政权，成立新党，给复辟中的资本主义扫清道路。
    投降主义是反对派联盟目前的立场的必然结果，结论就是如此。
    四
    反对派和党的统一问题
    现在来谈谈最后一个问题，谈谈反对派联盟和我们党的统一问题。反对派联盟是怎样形成的呢？
    党肯定地说，反对派联盟是经过“新反对派”，经过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转到托洛茨基主义方面去而形成的。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否认这一点，暗示说不是他们到托洛茨基那里去了，而是托洛茨基到他们这里来了。
    我们来看看事实。
    我已谈到第十四次代表会议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决议。我已谈到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128◇夫背弃了这个托洛茨基没有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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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不能接受的决议，他们背弃它是为了靠近托洛茨基并转到托洛茨基主义方面去。这是否对呢？是的，这是对的。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是否打算用什么来反对这种论断呢？没有，他们没有这样打算过。他们避开问题，默不作声。
    其次，我们还有我党第十三次代表会议的决议，这项决议认定托洛茨基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的倾向，是对列宁主义的修正〔三三)。大家知道，这项决议是由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批准的。我在报告中说过，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背弃了这项决议，他们在自己的特别声明中承认托洛茨基主义一九二三年的反党斗争是正确的。这是否对呢？是的，这是对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是否打算用什么来反对这种论断呢？没有，他们没有这样打算过。他们默不作声。
    还有几件事实。加米涅夫在一九二五年论到托洛茨基主义时写道：“托洛茨基同志已成为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藉以在我们党内表现出来的孔道。他的言论的全部性质、他过去的全部历史都表明是这样的。他在反党斗争中已成为国内一切反党力量的象征。”…“我们必须采取一切办法使非布尔什维主义学说所指望的那一部分党员，也就是我们的青年，也就是应当掌握党的命运的未来成员，不受这种学说的感染。因此，尽力用各种方法说明托洛茨基同志的立场的不正确，说明必须在托洛茨基主义和列宁主义之间有所选择，不能把二者结合起来①这应该是我们党的当前任务。”（见加米涅夫“党和托洛茨基主义”，“拥护列宁主义”文集第八十四页至第八十六页)◇129◇
    加米涅夫现在有没有足够的勇气来重复这些话呢？如果他准备重复这些话，为什么他现在和托洛茨基结成联盟呢？如果加米涅夫不敢重复这些话，他就是抛弃旧有立场而转到托洛茨基主义方面去了，这不是很明显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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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全集第九卷
    季诺维也夫在一九二五年论到托洛茨基主义时写道：
    “托洛茨基同志近来的言论(“十月革命的教训”)不是别的，而是相当公开地企图修正甚至直接取消列宁主义基础①。稍过一些时候，我们全党和整个共产国际都会明白这一点的。”（见季诺维也夫
    “布尔什维主义或托洛茨基主义”，“拥护列宁主义”文集第一二O
    页)
    加米涅夫在发言中声明“我们和托洛茨基站在一起，是因为他没有修正列宁的基本思想”，拿这个声明和季诺维也夫的上述一段话比较一下，你们就会明白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已经堕落到极点了。
    在同一年即一九二五年季诺维也夫论到托洛茨基时写道：
    “现在要解决的就是一九二五年俄国共产党究竟是一个什么党的
    问题。在一九O三年，这个问题是根据对党章第一条的态度来解决的，
    而在一九二五年，则是根据对托洛茨基的态度、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态度来解决的。谁说托洛茨基主义可以成为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合法色彩'，谁就◇130◇不再是布尔什维克。谁想现在和托洛茨基联合、和公开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托洛茨基主义合作来建党，谁就是背弃列宁主义基础②。必须懂得托洛茨基主义已经是过去的阶段，现在要建设列宁主义的党，只有反对托洛茨基主义才有可能。”（见一九二五年
    二月五日“真理报”)
    季诺维也夫现在有没有足够的勇气来重复这些话呢？如果他准备重复这些话，为什么他现在和托洛茨基结成联盟呢？如果他不能重复这些话，那末，季诺维也夫已背弃列宁主义而转到托洛茨基主义方面去了，这不是很明显的吗？
    这一切事实说明什么呢？
    说明反对派联盟是经过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转到托洛茨基主义
    ①②着重号是我加的。一一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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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
    105
    方面去而形成的。
    反对派联盟的纲领是什么呢？
    反对派联盟的纲领是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纲领，是我们党内右倾的纲领，是集合所有一切机会主义派别来组织反党斗争、反对党的统
    一、反对党的威信的纲领。加米涅夫说到我们党内的右倾是暗指中央委员会的。但这是诡计，是笨拙而又虚伪的诡计，其目的是以反党的大声责难来掩盖反对派联盟的机会主义。实际上表现我们党内右倾的是反对派联盟。我们评判反对派不是根据他们的声明而是根据他们的行动。而反对派的行动则说明反对派是所有一切机会主义分子（从奥索夫斯基和“工人◇131◇反对派”到苏瓦林和马斯洛夫、柯尔什和路特·费舍等人)的集合点和策源地。如果根据加米涅夫的发言来判断，则反对派现在所追求的就是恢复派别活动，恢复党内派别自由的理论，把我们党内一切机会主义分子集合起来，反对党的统一，反对党的领导干部，为建立新党而斗争。加米涅夫的发言在这一方面是从反对派
    一九二六年十月的“声明”发展到恢复反对派的分裂路线的转折点。从党的统一来看，反对派联盟是什么呢？
    反对派联盟是我们党内新党的萌芽。反对派有自己的中央委员会和平行的地方委员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反对派在其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六日的“声明”中硬说他们己放弃了派别活动。但加米涅夫的发言难道不是说明他们又在进行派别斗争吗？有什么保证能说反对派没有恢复他们中央的和地方的平行的组织呢？反对派为自己的基金会收集特别党费，这难道不是事实吗？有什么保证能说他们没有重新走上这条分裂的道路呢？
    反对派联盟是破坏我党统一的新党的萌芽。
    任务就在于摧毁这个联盟和消灭这个联盟。（热烈鼓掌）同志们，当其他各国还被帝国主义统治着的时候，当一个国家，仅仅一个国家，能突破资本的战线的时候，在这种条件下如果没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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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全集第九卷
    铁的纪律武装起来的党的统一，无产阶级专政是连一分钟也不能存在的。我们要想保持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要想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根除破坏党的统一的企图，就必须消灭建立新党的企图。◇132◇
    因此，任务就在于肃清反对派联盟和巩固我党的统一。
    五结论
    同志们，我就要讲完了。
    要是把讨论做一总结，那就可以得出一个不容怀疑的总结论：我们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是对的，它指出反对派的病症就是不相信我国无产阶级的力量，不相信我国胜利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
    这就是同志们不能不得出的总的印象和总的结论。
    可见在你们面前有两种力量。一方面是我们的党，它满怀信心地领导苏联无产阶级前进，建设社会主义，并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起来斗争。另一方面是反对派，它像一个腿患风湿症、腰患酸痛病、头患偏头风的衰朽的老头子，一步一拐地跟在党的后面，到处散布悲观主义，制造恶毒的流言，说在我们苏联建设社会主义是不会有结果的，说在他们资产者那里什么都好，而在我们无产者这里什么都不好。
    同志们，这就是你们面前的两种力量。你们应当在这二者之间有所选择。（笑声）
    我不怀疑，你们是会作正确的选择的。（鼓掌）◇133◇
    反对派被自己的派别活动弄得头晕目眩，竟把我们的革命看做一种毫无独立能力的东西，看做一种未来的尚未获胜的西方革命的毫无价值的附属品。
    列宁同志并不是这样看我们的革命，看苏维埃共和国的。列宁同志认定苏维埃共和国是给全世界无产者照亮道路的火炬。
    关于这一点列宁同志曾经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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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
    107
    “苏维埃共和国这个榜样将长期地摆在他们（即世界各国无产者。
    一一斯大林注)面前。我们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将作为国际社会主义的火炬，作为各国劳动群众的范例而稳固地站立着。在那边是吵架、战争、流血、千百万人的牺牲、资本的剥削，在这边是真正的和平政策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六卷第四二九页)
    在这把火炬周围形成了两条阵线：一条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的阵线，他们力图破坏这把火炬，动摇它和扑灭它；一条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朋友的阵线，他们努力支持这把火炬，使它发出熊熊的光焰。
    任务就在于支持这把火炬，巩固它的存在，以争取世界革命的胜利。
    同志们！我相信你们定会采取一切办法使这把火炬光焰万丈，给
    一切被压迫被奴役的人们照亮道路。
    我相信你们定会采取一切办法使这把火炬光焰万丈，使无产阶级的敌人胆颤心惊。◇134◇
    我相信你们定会采取一切办法使这样的火炬在世界各地燃烧起来，使世界各国的无产者欢欣鼓舞。（鼓掌多时，经久不息。全体代表起立，高唱“国际歌”，三呼“乌拉”。)◇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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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黑r
    共際锅領
    年名指活程附
    列宁在共产国际会议上
    李大钊出席共产国际代表大会
    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
    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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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克谢诺丰托夫的信
    你的信和文稿已经看过。答复迟了，请原谅。我的意见如下：
    (一)我不同意你称自己是“列宁和斯大林的学生”。我并没有学生。你还是称自己是列宁的学生吧，你有权这样做，尽管沙茨金批评了你。但是，你没有理由称自己是列宁的学生的学生。这是不对的。这是多余的。
    (二)我不同意你在一九二六年年底和沙茨金进行论战时引用我在一九二四年七月写的那封私人信。何况你们所讨论的关于列宁主义定义的问题，我于一九二四年三月即“论列宁和列宁主义”（三四）一
    书出版以前就已经阐明了。更不用说，这样引用我信中的片段，在和沙茨金进行论战时对你毫无好处，徒使问题纠缠不清并把注意力转到另外一面，而可能迫使我在报上发表一个于你不利的声明（这是我不愿意做的)。
    (三)我认为沙茨金基本上是对的，而你是不对的。可惜我未能看到你新写的论战略的小册子。否则，我一定会劝阻你不要出版这种包含着许多极严重的错误和不正确的说法的粗制滥造的著作。◇137◇
    (四)这当然不是说沙茨金在各方面都是对的。现在我来指出沙茨金的主要错误。这种地方就是沙茨金文章中的错误，例如他把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的任务不可能在民族范围内完成的公式和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公式看做几乎是相同的。沙茨金不说明这两个公式的差别并揭示其历史根源，反而把极重要的问题掩蔽起来，用丝毫不能说明什么的解释来搪塞。但搪塞不能解决问题。
    沙茨金的另一个错误在于他无意中把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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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全集第九卷
    个公式（专政是一个阶级的统治，以及专政是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劳动阶层在无产阶级的国家领导下的特种形式的联盟)对立起来。沙茨金驳斥在专政的条件下农民参与政权的思想，即两个阶级分掌政权的思想，这是对的。但他把这两个公式对立起来就不对了，因为把两者对立起来，就是不懂得这两个公式。
    我也不喜欢沙茨金文章中极端自以为是的腔调：嘴上尽管说谦虚，实际上却显得自负到极点。
    (五)我劝你不要在报刊上进行论战了，因为你是不对的，而沙茨金基本上是对的。最好去认真地和深入地加紧钻研列宁主义。此外，我还劝你永远抛弃那种赶制列宁主义小册子的习惯。这是要不得的。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三十日
    第一次刊印◇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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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联共（布）莫斯科省第十五次
    代表会议三五)上的演说(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四日)
    同志们！我本来不准备讲话，因为在代表会议上需要说的，别的同志都说过了，再没有什么新东西可说了，把说过的话重复一遍是没有必要的。可是，由于许多代表团的要求，我不得不说几句。
    从管理国家来看，从领导我国整个建设工作来看，我国现状中的主要特点表现在哪里呢？
    主要的特点表现在党善于找出正确的政策，就是说，党的基本路线是正确的，党的指示是切合实际的。
    列宁说：
    对农民的正确政策实行十年二十年，我们的胜利就有保证了。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在目前的历史时期中，无产阶级和农民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主要问题。而我们的实践，我们的工作，党的工作正好表明党是善于找出正确解决这个问◇139◇题的办法的。
    怎样才能使党的政策在这个基本问题上是正确的呢？第一、必须使党的政策保证工人阶级与农民的结合、联盟。第二、必须使党的政策保证无产阶级在这个联盟中、在这个结合中的领导。
    要保证结合，必须使我们一般的财政政策，其中包括我们的税收政策，符合于劳动群众的利益：必须使我们的价格政策是正确的，符合于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利益，必须使合作社的组织，在城市里，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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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全集第九卷
    是在农村里，有步骤地日益发展起来。
    我以为在这方面，我们走的是正确的道路。不然就会招致极严重的后果。
    我不是说我们在这方面没有困难。困难是有的，而且很严重。但是我们正在克服困难。我们能够克服困难，因为我们的政策一般是正确的。
    可是，怎样才能保证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呢？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使国家工业化，必须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发展和巩固起来，必须使我们日益增长的社会主义工业带领着农业前进。
    列宁说：在领导农村的意义上讲，每个新的工厂都会巩固工人阶级的阵地，使我们不怕任何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这是他在一九二一年说的话。从那时到现在已有五年。在这五年里，我们的工业发展了，许多新工厂出现了。于是每个新工厂都成了无产阶级拥有的新堡垒，保证着无产阶级对千百万农民群众的领导。◇140◇
    可见党在这方面也是善于找出正确的政策的。
    我不是说我们在这方面没有困难。困难当然是有的，但是我们并不惧怕困难，而且正在克服困难，因为我们的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
    有人说苏维埃政权是世界上所有现存政权中最巩固的政权。这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苏维埃政权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
    但是，为了战胜我们道路上的种种困难，仅仅有正确的政策是不是就够了呢？
    不，不够。
    要做到这一点，至少还要有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首先必须使党所制定的正确政策真正实行，真正完全实现。
    有正确的政策，这当然是首要的事情。但是，如果这个政策没有实行，或者实行的时候在实践中被歪曲了，那末这个政策又有什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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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联共（布）莫斯科省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的演说
    113
    处呢？在实际生活中有这种情形：政策是正确的，但是没有实行，或者实行得不当。现在这种情形在我们这里是不少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在他最后一次报告（三六）中指的正是这种情形，当时他说：
    我们的政策是正确的，但这还不够，因此，现在的问题在于做好正确挑选人材的工作并组织对执行情况的检查。
    挑选人材和检查执行情况，这就是列宁在他最后一次报告中着重指出的问题。我以为在我国整◇141◇个建设工作时期中，我们应当时时刻刻记住列宁的这个指示。要领导建设，只有正确的指示是不够的，要领导建设，还必须把那些懂得这些指示的意义和作用，能够忠诚老实地实行这些指示，并认为实行这些指示不是无谓的例行公事而是光荣的事业，是自己对党和无产阶级应尽的崇高义务的人，放在我们苏维埃的、经济的、合作社的以及其他的建设工作的领导岗位上。
    列宁的正确挑选人材和检查执行情况的口号正应当这样理解。然而在我们这里有时却发生完全相反的情形。表面上似乎是接受党和苏维埃政权高级机关的指示，实际上却把这些指示束之高阁，继续实行完全不同的政策。某些经济的、合作社的和其他的机关的一些领导者有时把党的正确指示束之高阁，继续走熟悉的老路，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例如，根据党和苏维埃政权的中央机关的决定，我们政策的当前任务是减低零售价格，可是许多合作社的和一般的商业工作人员却宁愿避开这个决定，不理这个决定，那末，这算什么呢？这不是破坏正确的政策是什么呢？要知道，工农结合的命运、工农联盟的命运、苏维埃政权的命运是决定于忠实执行正确的政策的。
    列宁所指的正是这种情形，当时他说：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可是国家机器没有朝它应有的方向移动。
    为什么路线和机器之间会有这种不协调呢？这是因为这个机器的结构、这个机构的组成部分并非都是质量很好的。◇142◇
    正因为如此，正确挑选工作人员和检查执行情况就成为当前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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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全集第九卷
    苏维埃政权的任务之一了。
    正因为如此，党应当密切注意，要使我们建设工作的基本工作人员是从忠实执行党和苏维埃政权的政策这个观点挑选出来的。
    第二个条件。问题当然不限于此。此外还必须努力提高党对群众的领导的质量，从而更顺利地吸引广大工人群众和农民群众来参加我们的整个建设工作。保证无产阶级的领导，这当然是首要的事情。但无产阶级是通过党来表现自己的领导意志的。以一个不好的党为首来领导建设是不可能的。要使无产阶级能够领导，就必须使它的党真正担负得起群众的最高领导者的使命。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怎样呢？那就必须使党的领导不是形式主义的领导，不是纸上的领导，而是实际的领导。那就必须使党的领导具有最大限度的灵活性。
    有人说，如果不把广大的工人阶级群众发动起来，我们就不能在我们的建设战线上取得胜利。这是完全正确的。但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要使广大群众参加我们的建设事业，就必须正确地、灵活地、稳重地领导这些群众。应当由谁来领导群众呢？应当由党来领导群众。但是，党如果不考虑到近几年来工人和农民中间发生的变化，它就不能领导群众。现在不能用老一套办法了，不能仅仅用命令和指示来领导了。这样领导的时期已经过去了。现在，简单的形式主义的领导只能引起不满。为什么呢？因为工人阶级的积极性提高了，工人阶级的需求提高了，工人们对我们工作的缺点更敏感了，工人们的要求更严格了。◇143◇
    这好不好呢？当然好。我们是一直想做到这一点的。但是由此可以看出，对工人阶级的领导是更复杂了，而领导本身也就应当有更大的灵活性。在过去，有时踩了他的脚也不算什么。同志们，现在这可不行了！现在甚至对最不重要的小事情也要极其细心，因为工人的生活正是由这些小事情积成的。
    对农民来说也是如此。现在的农民不是两三年以前的农民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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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联共（布）莫斯科省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的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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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也更敏感并且更有觉悟了。他们阅读所谓领导者的文章，讨论这些文章，仔细研究每一个领导者，并得出自己对他们的看法。你们不要以为农民是愚蠢的，像某些聪明人有时候对我们所形容的那样。不，同志们，农民比城市里的许多聪明人还要聪明。他们也要求更细心地对待他们。这也和对待工人一样，不能只是做做决议就算了。这也和对待工人一样，必须解释党和苏维埃政权的指示，耐心地仔细地进行解释，使他们了解党要做些什么，要把国家引到哪里去。今天不了解，明天再努力解释；明天不了解，后天再努力解释。现在不这样，就不会有而且不能有任何领导。
    当然，这并不是说要放弃领导。不，不是这个意思。如果党放弃领导，如果党停止领导，群众就不会尊重党了。群众自己要求领导他们，群众在寻找坚强的领导。但群众所要求的不是形式主义的领导，不是纸上的领导，而是他们所能了解的实际领导。正是为了这一点，才需要耐心解释党和苏维埃政权的目的和任务、指令和指示。不可放弃领导，也不可减弱领导。相反地，应当加强领导。但是为了加强领导，必须使领导本身更灵活，必须使党对群众的要求有最高度的敏感。◇144◇
    同志们，我要结束我的讲话了。我们的政策是正确的，我们的力量也就在这里。但是要使我们的政策不致悬在空中，至少要有两个条件。第一、正确地挑选工作人员和检查党的指示的执行情况。第二、领导群众要有灵活性，对于群众的要求要有敏感、敏感、最高度的敏感。
    (全场热烈鼓掌并欢呼多时；全体起立，高唱“国际歌”。)
    载于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六日“真理报”第十三号◇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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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札依采夫同志的信
    关于日罗夫同志的文章我答复迟了，但是，答复迟总比不答复好。我不同意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刊载日罗夫同志关于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的文章，理由如下：
    (一)在我看来，这是一篇学生的文章。显然，作者没有把握住题目，也没有意识到问题的复杂性。这样的文章只宜于登在人们藉以练习写作以便日后成为成熟的作家的学生刊物上。但是，“布尔什维克”是一个指导性的杂志，人们要求它发表有关理论和政策的基本问题的指导性的文章，因此，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刊载日罗夫同志的文章，第一、会使读者糊涂起来，第二、会损害“布尔什维克”这个指导性的杂志的声望。
    (二)日罗夫同志把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的规律的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同等看待，这显然是错误的。说不平衡规律的内容由这两方面构成，这当然是对的。但是，如果注意一下目前联共（布）党内我们和反对派的争论，那末，政治的不平衡现在对于我们并不是一个迫切的问题，这是丝毫用不着怀疑的。从世界的发展来看，目前政治的不平衡的最突出的表现究竟在哪里呢？在于我国己经有了◇147◇先进的政权，即无产阶级政权，苏维埃政权，而在技术和文化最发达的国家里却存在着落后的政权，即资产阶级政权。反对派是不是否认这种政治的不平衡的可能或存在呢？不，不否认。相反地，他们认为无产阶级在一个国家内夺取政权是完全可能的。
    因此，我们的意见分歧并不在这一方面。
    意见分歧是从下面这个问题开始的：能不能在经济上战胜资产阶级，就是说，能不能在苏维埃政权存在于一个被资本主义国家包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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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全集第九卷
    117
    国家的条件下建成社会主义。由此可见，意见分歧是在经济方面。这就是我们要强调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规律的经济方面的缘故。日罗夫同志的错误在于他没有看到我们和反对派争论的这个特点，认为强调发展不平衡规律的经济方面就是否认这一规律的政治方面。
    简言之，日罗夫同志忽略了我们和反对派争论的焦点。
    至于不平衡规律的经济方面本来就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种种灾难（政治灾难也在内）的基础，就更不用说了。
    (三)日罗夫同志没有看到帝国主义以前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时期的资本主义之间的全部差别。他把不平衡规律说成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单纯的“不匀称和不协调”。如果真是这样，那末上升的资本主义和垂死的下降的资本主义之间的差别从何而来呢？平稳地向上发展的资本主义和在腐朽、跃进、灾难状态中发展的资本主义之间的差别从何而来呢？为什么社会主义在个别国家的胜利从前◇148◇是不可能的，现在却成了可能的呢？能否不管财政资本的统治，技术的巨大发展，均衡化的趋向，世界之划分为各个势力范围，资本主义国家的蓬勃的跃进式的发展（这种发展带来灾难，引起已被分割的世界的过期性的重新分割，使得社会主义可能在个别国家内胜利)等等事实呢？
    在这种场合日罗夫同志的立场和我们的反对派的立场有什么不同呢？他究竞为什么并根据什么去和反对派争论呢？
    看来，日罗夫同志不懂得，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和有关社会发展
    一切阶段的社会学规律不同，是能变化而且必然要变化的。在帝国主义以前的资本主义时期，不平衡规律具有一种形式：产生一种相应的结果，在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时期，不平衡规律则具有另一种形式，因而产生另一种结果。正因为如此，可以说并且应当说，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不平衡和旧资本主义时期的不平衡是不同的。资本主义的规律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上是怎样变化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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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给札依采夫同志的信
    些规律所发生的作用是怎样随各种条件的变化而受到限制或加强的，这是一个在理论上值得特别注意的问题，凡是写有关不平衡规律专文的人都应当首先加以考虑。日罗夫同志的不幸（而不是罪过）就是他完全看不到问题的这一面。
    (四)我没有提到日罗夫同志的文章所涉及的其他一些问题，例如“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非主观性”一类的问题，这些问题我想连他自己也弄不清楚。我看日罗夫同志的舌头在发痒，想说些特别的和令人惊奇的东西。◇149◇
    (五)至于要给日罗夫同志的文章加的编者按语，我认为在“布尔什维克”这样重要的杂志上附有这样的编者按语是不应该的。声明编辑部“不同意作者的某些论点”而不说明这些论点是什么，这就是对问题避而不谈，使读者莫名其妙。我认为“布尔什维克”杂志不应当写这样的按语。
    致
    共产主义敬礼
    约·斯大林
    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八日
    第一次刊印◇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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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连纳的工人们
    十五年前连纳工人们遭受枪杀的四月惨案是沙皇专制政府的最大的血腥罪行之一。在遥远的森林里牺牲于沙皇枪弹下的同志们的英勇斗争，胜利了的无产阶级是不会忘记的。苏联工人在回顾走过的道路时可以说：波戴勃工人的每一滴血都没有白流，因为无产阶级的敌人遭到了报复，无产阶级已经战胜了他们。
    现在，你们摆脱了沙皇和资本主义的压迫，你们己有可能在维提姆河岸上不是为寄生虫的发财致富而是为加强世界上第一个自己的工人国家的威力来开采黄金了。
    荣誉和光荣属于为工人阶级的胜利而牺牲的人们！
    亲爱的同志们，在这个追念死难同志的英勇斗争的日子里，我向你们致敬，并深信你们会坚定不移地继续为社会主义在我国的完全胜利而斗争。
    约·斯大林
    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二日
    载于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七日“连纳矿工报”（波戴勃版）第八十七号◇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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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斯大林格勒“斗争报”的贺电
    亲爱的同志们！
    “斗争报”（三）在革命岗位上进行战斗工作的十周年纪念日，是斯大林格勒的工人们可以自豪的光荣的日子。
    与克拉斯诺夫和邓尼金这些将军们作斗争，驱逐反革命分子和西方武装干涉者，战胜经济破坏状态，在新生活的和平建设战线上获得胜利，一一这就是最近十年来斯大林格勒无产阶级生活中的主要事件。在这整个时期中，“斗争报”总是站在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战士的前列，给劳动者照耀着前进的道路。
    谨向“斗争报”致热烈的敬礼，并祝它获得新的成就！
    约·斯大林
    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二日
    载于一九二七年五月三十一日“斗争报”（斯大林格勒版）第二三号◇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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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十月铁路局斯大林铁路工厂工人大会上的演说（摘要）
    (一九二七年三月一日)
    同志们！平常讲演者“总得”讲个不停，好让别人一直听下去。我想这一次稍微把方式改变一下。我只解答个别同志在条子上提出的问题。我想这样会活泼些。如果大家同意，我就开始讲了。
    多数条子归结起来是一个问题：今年，今年春天或秋天，我们这里会不会有战争？
    我的回答是：无论今年春天还是秋天，我们这里都不会有战争。今年在我们这里不会有战争，并不是因为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险根本没有。不，战争的危险是存在的。今年不会有战争，是因为我们的敌人没有作好战争准备，是因为我们的敌人比谁都惧怕战争的后果，是因为西方工人不愿和苏联作战，而没有工人，作战就不可能，最后是因为我们坚定不移地执行和平政策，这种情况使敌人难以和我国作战。
    (斯大林同志用我国和西方大小国家的关系方面的事实证明了这些论点之后，转而谈到苏联的◇155◇东方政策问题。)
    有人对我们说，我们对东方附属国和殖民地人民所实行的友好政策包含着我方的某些让步，因而我们要负担若干费用。这当然是对的。但是，任何别的政策，不仅从原则上来看，而且从对外政策的费用上来看，都是我们所不能采取的。在原则上，我们除了友好政策以外，不能实行别的政策，这一点是由粉碎帝国主义枷锁而树立起自己威力的苏维埃政权的性质产生的。因此，关于这一点我就不多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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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全集第九卷
    现在我们从对外政策的费用上来看看。大家知道，我国在东方与中国、阿富汗、波斯、土耳其接壤的国境线，长达数千俄里。在这条国境线上，目前我们只驻有极少的军队，这些军队和交界国居民的关系是友好的，正因为我们对这些国家实行友好政策，我们才能在保卫边疆方面减少大量开支。
    但是，假定我们和这些国家的关系不是友好的而是敌对的，像俄国专制时代那样，那我们就不得不在这条国境线上驻扎几个全副武装的军团，并在远东停泊许多军舰，像某些帝国主义国家现在所做的那样。在这条国境线上驻扎几个军团和相当数量的舰队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每年要在这些军团和舰队上花费人民好几亿卢布。这也是
    一种东方政策。但这是一切可能的政策中最不合算最浪费和最危险的政策。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在一切可能的东方政策中我们的东方政策在原则上是最正确的，在政治效果上是最可靠的，并且是最经济的政策。
    不用说这种政策在东方不仅保证了我们与殖民地和附属国之间的持久和平，而且保证了我们与◇156◇日本之间的持久和平。
    〔一些人对给代表的委托书发表意见后，斯大林同志又来回答到会者新递上来的一些条子。)
    同志们！现在让我来答复同志们新递上来的条子。从这些条子上可以看出两个问题，就是英苏外交关系有没有破裂的可能的问题和我国经济建设的基本成就的问题。
    英国是否会撕毁一九二一年的通商条约呢？它是否会和苏联断绝外交关系呢？
    当然，从英国方面来说，绝交并不是不可能的，但我以为这种可能很小。这种可能之所以很小，是因为这种绝交对英国只有坏处，没有好处。更不用说，在苏联实行和平政策的情况下，绝交的责任将是英国政府目前所能担负的一切可能的严重责任中最严重的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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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十月铁路局斯大林铁路工厂工人大会上的演说
    123
    我们在经济建设事业上的基本成就是什么呢？
    有人向我们说到我们建设中的缺点。他们说这些缺点还没有克服。同志们，这些话都是对的。无论在工厂或我们的管理机构中都有很多缺点。假如在我们所担负的这样巨大的工作中没有这些缺点，那才奇怪呢。但问题不在于这些缺点。现在最主要的是我们已能用本身的力量来实行我国的工业化了。
    使我国工业化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把我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这就是在新的技术基础上建立并发展我国的工业。
    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大而落后的农业国不掠夺殖民地，不掠夺其他国家，或者不从外国取得大◇157◇量借款和长期信用贷款，就能变成工业国的。你们回想一下英国、德国、美国的工业发展史，就会知道情形确实是这样的。甚至资本主义国家中最强大的美国，在内战以后也不得不费了整整三四十年的工夫，靠着外国的借款和长期信用贷款以及对邻近国家和岛屿的掠夺，才把自己的工业建立起来。
    我们能否走这条“可靠的”道路呢？不，不能，因为苏维埃政权的性质绝不容许掠夺殖民地，同时要获得大量借款和长期信用贷款又没有指望。
    旧俄即沙皇俄国是沿着另一条道路走向工业化的，那就是借用奴役性的外债，把我国基本工业部门实行奴役性的租让。你们知道，几乎整个顿巴斯，彼得堡的大半工业，巴库的石油和许多铁路，都掌握在外国资本家的手中，更不用说电气工业了。这是牺牲苏联各族人民利益并违反工人阶级利益的工业化的道路。显然我们不能走这条道路，因为我们和资本主义的压迫作斗争，我们推翻资本主义，并不是为了日后自愿地套上资本主义的羁绊。
    现在只有一条道路，即自己积累资金的道路，节约的道路，精打细算地经营以为我国工业化积累必需的资金的道路。不用说，这个任务是艰巨的。然而，尽管有困难，我们现在却己在解决这个任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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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斯大林全集第九卷
    是的，同志们，在内战以后过了四年，我们就已在解决这个任务了。同志们，问题就在这里，我们的基本成就也就在这里。
    今年我们用在工业上的资金共有十三亿卢布。我们用这笔钱来建立新工厂，修复旧工厂，装置新机器，增加工人阶级的数量。我们就是这样做到用自己积累的资金来奠定新工业的基础的。我们就◇158◇是这样做到用自己的资金建筑新的社会主义的工业大厦的。同志们，这就是我们的基本成就。
    有人说，这座大厦还有若干缺点：灰泥不好，某些地方的糊墙纸鼓起来了，某个墙角的垃圾还没有清除等等。这些都是事实。但是，难道问题就在这里吗？难道这是主要的吗？新工业大厦是不是在建筑呢？是在建筑。这所大厦是不是靠自己的资金来建筑呢？是靠自己的资金来建筑。那末我们在经济建设方面、在工业化方面己获得主要的和基本的成就，这难道还不清楚吗？
    我们的基本成就就在这里。
    有些同志喜欢把这些成就全部归功于我们的党。老实说，有些同志过分称赞我们党，原因就在这里。某些共产党员喜欢自夸自大，原因也在这里，可惜我们的同志至今还有这种毛病。当然，我们党的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它在获得这些成就上起了极大的作用。但是，我们党的政策如果得不到千百万非党工人群众真正友好的支持，那就会
    一钱不值。其实，我党之所以强大有力，也就在于它得到非党工人群众的支持。同志们！这一点是不能忘记的。（热烈鼓掌）
    载于一九二七年三月三日“真理报”第五十一号◇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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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给茨维特柯夫和阿雷坡夫两同志的信
    你们在一九二七年三月一日提出的质问，我认为是一种误解。理由如下：
    (一)我的报告（三八）中所谈的不是关于俄国“专制制度”建立的问题，而是关于东欧中央集权的多民族国家（俄国、奥地利、匈牙利)建立的问题。不难了解，这是两个不同的题目，虽然不能认为它们是互不相关的。
    (二)无论我的报告或提纲（三九）中都没有说过俄国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不是由于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为了和蒙古人及其他东方人进行斗争”（见你们的来信）。应该对这种对立的说法负责的是你们而不是我。我只是说，由于防御的必要，东欧中央集权国家建立的过程比民族形成的过程要快些，因此，这些地方在封建主义消灭以前就建立了多民族的国家。可见，这和你们不正确地加在我身上的那种说法是不同的。
    下面是从我的报告中摘录出来的一段话：
    “在东欧恰恰相反，民族形成和封建割据消灭的过程与中央集权国家建立的过程在时间上不是一致的。我指的是匈牙利、奥地利和俄国。在这些国家中，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没有开始，也许刚刚开始，然而为了抵御土耳其人、蒙古人和其他东方人的侵犯，必须立即建立能够抵御外侮◇161◇的中央集权国家。由于东欧中央集权国家出现的过程比民族形成的过程要快些，所以在那里就建立了混合的国家，这些国家是由尚未（四0）形成为民族但已结合在一个国家中的几族人民组成的。”
    下面是从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我的提纲中摘录出来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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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斯大林全集第九卷
    段话：
    “凡民族的形成和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在时间上大体一致的地方，那里的民族自然就具有国家的外貌，发展成独立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英国（爱尔兰除外）、法国、意大利的情形都是如此。东欧却与此相反，由于自卫（抵御土耳其人、蒙古人和其他人的侵犯）的需要而加速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早于封建主义的消灭，因而也早于民族的形成。所以这些地方的民族没有发展成也不能发展成民族国家，而建立了一些混合的多民族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些国家通常都由一个强大的统治民族和几个弱小的从属民族组成。奥地利、匈牙利、俄国就是这
    样。”〔四一)
    请你们注意引文中加着重号的字。
    (三)如果你们看看我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全文和关于民族问题的提纲（第一部分），那就不难相信：报告的题目不是关于“专制制度”建立的问题，而是关于东欧中央集权的多民族国家建立的问题，以及关于加速后一过程的因素的问题。
    致
    共产主义敬礼
    约·斯大林
    一九二七年三月七日
    第一次刊印◇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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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论工农政府问题
    (答德米特利也夫)
    今年一月十四日你向“布尔什维克”杂志提出有关工农政府问题的那封信已经转交中央委员会，由我答复。我因为工作太忙，答复迟了，请原谅。
    (一)不能像某些同志那样地提问题：“工农政府是实际存在，还是一个鼓动口号。”不能说：虽然事实上我们没有工农政府，但是我们可以把工农政府当做一个鼓动口号来谈。这样提问题，就等于说我们党可以提出些虚伪透顶的口号，这些口号事实上不能成立，党自己也不相信，但党还是把它们提出来欺骗群众。这只有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资产阶级民主派才做得出，因为言行不一致和欺骗群众是这些垂死党派的一种主要工具。但我们党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条件下都不会这样提问题，因为它是马克思主义的党，是列宁主义的党，是日益上升的、从言行一致中汲取力量的党；它不欺骗群众，它对群众说的都是实话，它把自己的政策建立在对阶级力量的科学分析上，而不建立在欺骗宣传上。
    问题应该这样提：或者是我们没有工农政府，那末就应当把工农政府这个口号当做不需要的和◇163◇虚伪的口号予以抛弃：或者是事实上我们有工农政府，并且这个政府的存在适合于阶级力量的状况，那末工农政府这个口号就是正确的和革命的口号。不是前者，就是后者。在这里必须有所选择。
    (二)你称工农政府这个口号为“斯大林同志的公式”。这完全不对。事实上这个口号（如果你愿意，也可以说这个“公式”）是列宁的口号，而不是别人的。我不过在“问题和答复”〔四二)中重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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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斯大林全集第九卷
    这个口号。请看“列宁全集”第三版第二十二卷第十三、十五、九十、
    一三三、二一O各页，第二十三卷第九十三、五O四两页，第二十四
    卷第四四八页，第二十六卷第一八四页，那里列宁称苏维埃政权为“工农政府”；再请看第二十三卷第五十八、八十五、八十六、八十
    九各页，第二十四卷第一一五、一八五、四三一、四三三、四三六、
    五三九、五四O各页，第二十五卷第八十二、一四六、三九O、四O
    七各页，第二十六卷第二十四、三十九、四十、一八二、二O七、三
    四O各页，那里列宁称苏维埃政权为“工农政权”。把列宁的这些著
    作和他的其他著作看一下，你就会知道工农政府这一口号或“公式”是列宁的口号或“公式”，而不是别人的。
    (三)你的基本错误在于：
    (甲)你把关于我们政府的问题与关于我们国家的问题混为一谈了；
    (乙)你把我们国家和我们政府的阶级性质问题与我们政府的日常政策问题混为一谈了。
    不能把我们国家和我们政府混淆起来，也就是说，不能把二者等量齐观。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的组织，这个政权的使命是镇压剥削者的反抗，组织社会主义经济，消灭阶级等等。我◇164◇们的政府则是这个国家组织的上层机构，是它的上层领导机构。政府可能犯错误，它可能犯一些使无产阶级专政遭受暂时挫折的错误，但这并不是说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过渡时期的建国原则是不正确的，或者是错误的。这只是说上层领导机构不好，上层领导机构的政策即政府的政策不符合于无产阶级专政，这种政策应当加以修改，使之符合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要求。
    国家和政府按其阶级性质来说是同一的，但是政府的范围比较狭小，政府不包括国家。它们之间是有机地联系着的，是相互依存的，但这并不是说可以把二者混为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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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工农政府问题（答德米特利也夫）
    129
    由此你可以知道，不能把关于我们国家的问题与关于我们政府的问题混淆起来，正像不能把关于无产阶级的问题与关于无产阶级的上层领导机构的问题混淆起来一样。
    但是，把我们国家和我们政府的阶级性质问题与我们政府的日常政策问题混淆起来是更不能容许的。我们国家和我们政府的阶级性质不言而喻是无产阶级的。我们国家和我们政府的目的也是清楚的，就是镇压剥削者的反抗，组织社会主义经济，消灭阶级等等。这一切都是明明白白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政府的日常政策问题究竟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这个农民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目的藉以实现的方法和手段的问题。无产阶级国家之所以必要，是为了镇压剥削者的反抗，组织社会主义经济，消灭阶级等等。我们政府之所以必要，除了这一切以外，还为了规定种种方法和手段（即日常政策），没有这些方法和手段，要在我们无产阶级占少数而农民占大多数的国家中完成上述各项任务是不可想像的。◇165◇
    这是些什么方法和手段，归结起来，它们究竟是些什么呢？归结起来，基本上就是用以保持并巩固工人与基本农民群众的联盟、保持并巩固执政的无产阶级在这个联盟中的领导作用的种种措施。几乎无须证明，如果站在这种联盟之外和不顾这种联盟，我们的政府就会软弱无力，我们就没有可能实现我刚才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那些任务。这个联盟，这个结合将存在多久？苏联政府巩固这个联盟，巩固这个结合的政策将继续到什么时候？显然，只要有阶级，只要作为阶级社会的表现、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表现的政府存在时，这个联盟就会存在，这个政策就会继续下去。
    同时必须注意到：
    (甲)我们需要工农联盟，并不是为了把农民作为一个阶级保存下来，而是为了在符合于社会主义建设胜利的利益的方针下教育和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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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斯大林全集第九卷
    造农民：
    (乙)苏联政府实行巩固这个联盟的政策，并不是为了巩固阶级，而是为了消灭阶级，为了加快消灭阶级的速度。所以列宁说得完全对：
    “专政的最高原则就是维护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联盟，使无产阶级能够保持领导作用和国家政权。”（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四六六页)
    无须证明，正是列宁的这个原理，而不是别的原理，才是苏联政府在其日常政策中的领导路线，在发展的现阶段，苏联政府的政策实质上正是保持并巩固工人和基本农民群众的这种联盟的政策。◇166◇在这个意义上，仅仅在这个意义上，而不是在其阶级性质的意义上，苏联政府才是工农政府。
    不承认这一点，就是离开了列宁主义的道路，走上了否定结合的思想、否定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群众联盟的思想的道路。
    不承认这一点，就是认为结合是一种诡计，而不是现实的革命事业，就是认为我们施行新经济政策是为了“鼓动”，而不是为了和基本农民群众共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不承认这一点，就是认为基本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不是我们的革命所能满足的，认为这些利益和无产阶级的利益有不可调和的矛盾，认为我们不能够而且不应该和基本农民群众共同建设社会主义，认为列宁的合作化计划是不能成立的，认为孟什维克及其应声虫是正确的等等。
    只要提出这些问题，就会懂得对这个极其重要的结合问题采取“鼓动”态度，那是毫无原则和根本无用的。正因为如此，我在自己的“问题和答复”中说，工农政府这个口号既不是“欺骗宣传”，也不是“鼓动的”手腕，而是绝对正确的和革命的口号。
    简单地说，国家和政府的阶级性质（它规定我国革命发展的基本目的)问题是一回事，而政府的日常政策问题，为实现这些目的所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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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工农政府问题（答德米特利也夫）
    131
    需的方法和手段的问题，是另一回事。这两个问题无疑是相互联系着的。但这并不是说二者是同一的，可以把它们混为一谈。
    由此你可以知道，不能把国家和政府的阶级性质问题与政府的日常政策问题混淆起来。有人会说这里有矛盾，怎能把按阶级性质来说是无产阶级的政府叫做工农政府呢？但这里的矛◇167◇盾是臆造出来的。老实说，这里的“矛盾”是和我们有些自作聪明的人从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两个公式中硬找出来的那种矛盾一样。列宁的第一个公式说：“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阶级的政权。”（见“列宁全集”第
    四版第二十九卷第四七二页)而第二个公式说：“无产阶级专政是劳动者的先锋队无产阶级与人数众多的非无产阶级的劳动阶层（小资产阶级、小业主、农民、知识分子等等)所结成的特种形式的阶级联
    盟①。”（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九卷第三五O页）
    这两个公式有没有矛盾？当然没有。既然如此，在阶级联盟的情况下，譬如说在和基本农民群众结成阶级联盟的情况下，又怎样实现
    一个阶级（无产阶级）的政权呢？办法就是实现执政的无产阶级(“劳动者的先锋队”)在这个联盟中的领导作用。一个阶级即无产阶级的政权是藉助于这个阶级和基本农民群众的联盟并对后者实行国家领导而实现的，一一这就是这两个公式的基本思想。这里有什么矛盾呢？
    无产阶级对基本农民群众的国家领导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不是像我们争取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有过的那种领导呢？不是的，不是那种领导。无产阶级对农民的国家领导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领导。无产阶级的国家领导意味着：
    (甲)资产阶级已被推翻；◇168◇(乙)无产阶级己掌握政权；
    ①着重号是我加的。一一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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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全集第九卷
    (丙)无产阶级不和其他阶级分掌政权；
    (丁)无产阶级领导着基本农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
    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在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时期的领导则意味着：
    (甲)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基础保留下来：
    (乙)革命的民主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它在政权的成分中占优势；(丙)民主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分掌政权；
    (丁)无产阶级使农民摆脱资产阶级政党的影响，在思想上政治上领导他们，并准备进行推翻资本主义的斗争。
    由此可见，这里的差别是根本的差别。
    对于工农政府问题也应该这样说。我们政府的无产阶级性质和由此产生的社会主义任务，不仅不阻碍政府，反而推动它，必然推动它去实行保持并巩固工农联盟的政策，因为工农联盟是在我们农民国家中完成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阶级任务的最重要的手段，因此，这种政府叫做工农政府，这里会有什么矛盾呢？
    列宁实行工农政府这个口号并把我们的政府叫做工农政府，是正确的，这难道不明显吗？
    总之应该说，藉以在我国实现一个阶级的政权即无产阶级的政权的“无产阶级专政制度”，是一◇169◇种颇为复杂的东西。我知道这种复杂性是有些同志所不喜欢的，是不合他们口味的。我知道，其中有许多同志从“最省力的原则”出发，宁愿与比较简单比较容易的制度打交道。但有什么办法呢，第一、列宁主义实际上怎样，就应当怎样了解它（不能把列宁主义简单化和庸俗化），第二、历史证明，最简单和最容易的“理论”并非常常是最正确的。
    (四)你在信中抱怨说：
    “所有阐明这个问题的同志的罪过在于他们或者只谈政府，或者只谈国家，因此都没有给一个彻底的答复，完全忽视了这两种概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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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工农政府问题（答德米特利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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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间应有怎样的关系。”
    我承认我们的领导同志的确有这种“罪过”，特别是就下面这种情况来说：有些不很用心的“读者”，自己不想好好地钻研列宁的著作，而要求别人替他们把每一个句子都解释得清清楚楚。但有什么办法呢，第一、我们的领导同志忙于日常工作，不可能把列宁主义像一般所说的，逐条加以解释；第二、也应该给“读者”留下些东西，他们终究应该由草率地阅读列宁的著作转而认真地研究列宁主义。同时必须指出，如果“读者”不认真地研究列宁主义，那末，像你这样的怨言和“误解”是永远会发生的。
    例如拿我们的国家问题来说吧。显然，我们的国家无论按其阶级性质或者按其纲领、按其基本任务、按其所作所为来说，都是一个无产阶级的国家，工人的国家，固然它还带着某种“官僚主义的病态”。请回忆一下列宁的定义：◇170◇
    “工人国家是一种抽象概念。而事实上我们有一个工人的国家，其特点是：第一、在国内占人口多数的不是工人而是农民；第二、这个工人国家还带着官僚主义的病态。”（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
    十二卷第二十七页至第二十八页)
    恐怕只有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我们某些反对派分子才会怀疑这一点。列宁屡次解释：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阶级的政权，即无产阶级的政权。所有这些都是大家老早知道的。可是有不少“读者”，过去抱怨现在还在抱怨列宁有时称我们的国家为“工农”国家。不难了解，列宁在这种场合并不是说明我们国家的阶级性质，更不是否定这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性质，而是说明苏维埃国家的无产阶级性质使无产阶级和基本农民群众的结合成为必要，因此，苏维埃政府的政策应当以巩固这种结合为目的。
    请看一下“列宁全集”第三版第二十二卷第一七四页，第二十五
    卷第五十、八十两页，第二十六卷第四十、六十七、二O七、二一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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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斯大林全集第九卷
    各页，第二十七卷第四十七页。在所有这些著作和其他一些著作中，列宁都称我们的国家为“工农”国家。但奇怪的是有人还不明白：列宁在所有这些场合都不是说明我们国家的阶级性质，而是规定巩固结合的政策，这种政策是由我们农民国家条件下的我们国家的无产阶级性质和社会主义的任务产生的。在这种有条件有限度的意义上，而且仅仅在这种意义上才能说“工农”国家，列宁在其著作中的上述地方也正是这样说的。
    至于我们国家的阶级性质，我在上面已经说过，列宁对此下了一个不容有任何曲解的最确切的◇171◇定义：我国是一个农民占人口多数的带着官僚主义病态的工人国家。看来是清楚了。可是有些只会“读”字句而不愿领会其内容的“读者”仍在继续埋怨列宁在我们国家的性质问题上把他们“弄糊涂了”，而“学生们”却不愿把“糊涂的东西”“弄明白”。真有点可笑…
    你要问：摆脱“误解”的出路究竟在哪里呢？
    在我看来，出路只有一条：研究列宁的著作不在抓住个别的片段，而在抓住本质，研究时要严肃认真，要深思熟虑，要下工夫。我看不出别的什么出路。
    载于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五日
    “布尔什维克”杂志第六期◇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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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申凯维奇的信
    答复迟了，请原谅。
    (一)你引用了列宁反对烧酒的话（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
    十二卷和第三十三卷〔四三))。列宁的话中央委员会当然是知道的。虽然如此，党中央还是同意实行烧酒买卖，因为中央在一九二二年就己得到列宁的同意。
    列宁认为，在我方作一定牺牲的条件下，清理我国对各资产阶级国家的债务，并得到巨额的借款或巨额的长期信用贷款，不是不可能的。在热那亚会议四四时期他曾这样想过。如果这种策划成功，我们当然不必实行烧酒买卖了。但是这种策划并未实现，同时我们又没有发展工业的资金，既没有一定的最低限度的资金，我们就不能指望我国工业获得较为可观的发展，而这种发展又是决定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命运的，一一于是我们和列宁一起得出了必须实行烧酒买卖的结论。
    受外国资本奴役好些呢，还是实行烧酒买卖好些，一一这就是当时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显然，我们宁可实行烧酒买卖，因为我们当时认为而且现在继续认为：如果我们为了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胜利而不得不沾染一点脏的东西，那末，为了我们事业的利益，我们只好采取这种极端的手段。◇173◇
    一九二四年十月我们党中央讨论了这个问题。有几位中央委员反对实行烧酒买卖，然而并未指出可以获取发展工业的资金的任何来源。为了答复这一点，七位中央委员，我也在内，向中央全会提出了如下的声明：
    “列宁同志在一九二二年夏天和同年秋天（九月）对我们每个人说过好几次：由于借外债已经绝望（热那亚会议的失败），将来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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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斯大林全集第九卷
    实行烧酒专卖，这对于筹集最低限度的基金以维持币制和工业是特别需要的。因为有几位同志引用了列宁早年对这个问题的说明，所以我们认为有责任声明这一切。”
    我党中央全会通过了实行烧酒专卖的决议。
    (二)至于你希望“和我建立通讯联系”，我很欢迎，并请你把感兴趣的问题写给我。可能我答复得迟一点，但我总是要答复的。
    致
    共产主义敬礼
    约·斯大林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日
    第一次刊印◇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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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四五)上的演说(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九日)
    同志们！让我代表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祝贺你们。（鼓掌）让我祝你们在组织我国工农青年并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的艰巨工作中获得成功。
    共产主义青年团在我国向来都走在我们战士的前列。我们相信青年团今后仍将站在前列，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前进。（鼓掌）
    祝贺之后，现在让我来谈谈你们中间几位青年团员同志方才跟我谈起的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关于我国工业政策的问题。这可以说是我们国内的事情。第二个是关于南京事件的问题，这当然是国外的事情。
    同志们！我国工业所必须遵循的基本路线，决定我国工业今后一切步骤的基本路线，就是不断减低工业产品成本的路线，不断减低工业品的出厂价格的路线。我国工业如果想要发展，想要壮大，◇175◇想要领导农业，想要巩固并扩大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这就是它应该走的大道。
    这条路线是从哪里来的呢？
    决定这条路线的必要性和适当性的原因是什么呢？这条路线至少是由四个基本原因决定的。
    第一个原因是：以高价为基础的工业不是而且不能是真正的工业，因为这样的工业必然会退化成没有而且不能有生命力的温室植物。只有不断减低商品价格的工业，只有以不断减低产品成本为基础的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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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斯大林全集第九卷
    只有为此而不断改进自己的生产、技术、劳动组织、经营管理的方式和方法的工业，只有这样的工业才是我们所需要的，因为只有它才能向前发展，只有它才能使无产阶级获得完全的胜利。
    第二个原因是：我国工业是以国内市场为基础的。我们不能而且没有可能在国外市场上和资本家竞争。国内市场是我国工业的基本市场。由此可见，我国工业只能随着我国的国内市场，这一市场的容量，群众对工业品的需求的发展和扩大而发展和巩固起来。我国国内市场的扩大，它的容量的增加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这主要是由不断减低工业品的价格，也就是前面我说过的我国工业发展的那条基本路线来决定的。
    第三个原因是：不减低工业品的价格，不逐步降低工业产品的成本，要保持进一步提高工人工资所必需的条件是不可能的。第一、工人本身就是工业品的消费者，因此，减低这些商品的价格对于保◇176◇持和提高实际工资不能没有重大的意义。第二、减低工业品的价格，就能稳定城市中主要是由工人消费的农产品的价格，这对于保持和提高工人的实际工资也不能没有极重大的意义。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能否不去不断地提高工人的工资呢？不，不能。由此可见，不断减低工业品的价格是逐步提高工人阶级生活水平最必需的先决条件之
    最后，第四个原因是：不减低工业品的价格，我们就不能保持无产阶级和农民间、工业和农业间的结合，而这种结合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你们知道，农民用很贵的价钱购买工业品、纺织品、机器等。你们知道，这种情形在农民中引起了很大的不满，并阻碍了农业的发展。由此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由此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真要保持这种结合，保持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并继续发展农业，我们就必须实行不断减低工业品价格的政策。
    但是，要使减低工业产品成本和商品出厂价格的政策成为可能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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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演说
    139
    完全实现，必须做些什么呢？那就必须根本改善生产技术，根本改善企业中的劳动组织，根本改善并精简全部经济机构，并且和经济机构中的官僚主义作坚决的斗争。我们把这一切称为生产和经营管理的社会主义合理化。我国工业已经进入这样的发展阶段，不采用新的更优良的技术，不采用新的更完善的劳动组织，不精简我们的经济机构，就不能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不断减低工业产品的成本。这一切对我们之所以必要，不仅是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减低工业品的价格，而且是为了在这个基础上积蓄资金，用来进一步发展和扩大我国的工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生产和经营管理的社会主义合理化。
    于是就得出一个连环的关系：若不不断减低工业产品的成本和商品的出厂价格，我们就不能继续发展工业，若不采用新的技术、新的劳动组织形式和新的简化的经营管理方法，就不能减低工业品的价格。因此，生产和经营管理的社会主义合理化问题乃是当前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之一。
    正因为如此，我认为我们党中央不久以前关于生产和经营管理的合理化的决议（四六）是我们党的最重要的决议之一，它规定了我们最近时期的工业政策。
    有人说，合理化需要一部分工人，包括青年在内，作某些暂时的牺牲。同志们，这是对的。
    我国革命的历史说明，如果没有一部分工人为了我国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作某些牺牲，我们要向前迈一大步是做不到的。内战就是
    一个例子，虽然目前这种轻微的牺牲是绝不能和我国内战时期的那种重大牺牲相比的。你们看到，那些牺牲现时在我国已获得绰绰有余的补偿了。
    目前的轻微的牺牲在最近的将来定能获得绰绰有余的补偿，这几乎是用不着证明的。因此，我以为为了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我们应当不怕某些轻微的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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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斯大林全集第九卷
    在我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向来都站在我们战士的前列。我从来没有听说青年团落在我们革命生活事件的后面。我不怀疑，现在青年团在实行社会主义合理化的问题上也一定会站在它应站的地位上。（鼓掌)
    现在让我谈谈第二个问题，关于南京事件的问题。我想，南京事件对我们来说不应该是件意外的事情。没有暴力和掠夺，没有流血和枪杀，帝国主义就活不下去。这就是帝国主义之所以为帝国主◇178◇义。因此，南京事件对我们来说不能是件意外的事情。
    南京事件说明了什么呢？它的政治意义在哪里呢？
    南京事件说明在帝国主义的政策中发生了转折，就是从武装的和平转变为反对中国人民的武装的战争。在南京事件发生以前，帝国主义竭力用和平和不干涉他国内政的花言巧语，用“文明”和“博爱”的假面具，用国际联盟等等来掩盖它的意图。而在南京事件发生以后，帝国主义却把这些花言巧语、不干涉、国际联盟以及其他一切假面具统统抛弃了。现在帝国主义在全世界面前完全现出它那公开的掠夺者和压迫者的原形了。
    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又受到一次致命的打击。老实说，帝国主义的和平主义的歌颂者，如彭库尔之流和布莱夏德之流，除了他们的骗人的和平主义言词以外，还能拿什么来对抗枪杀南京居民的事实呢？
    国际联盟又挨了一个耳光。国际联盟的一个会员国枪杀另一个会员国的居民，而国际联盟本身却装聋作哑，推说此事与己无关，这一事实，除了帝国主义的走狗以外，还有谁会认为是“正常的”呢？
    这就证明我们党是正确的，它估计到帝国主义国家的军队开往上海就是武装进攻中国人民的前◇179◇奏曲。因为现在，除了瞎子以外，谁都看得清帝国主义所以需要在上海驻扎军队，就是为了从“言论”转到“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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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演说141南京事件的意义就是如此。
    帝国主义者敢于在南京进行冒险，他们的意图是什么呢？
    帝国主义者摘下自己的假面具，把炮轰南京提到日程上来，也许是想扭转历史的车轮，扑灭各国蓬勃发展的革命运动，并为恢复帝国主义大战前曾有过的世界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而斗争。
    大家知道，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大战中受到了无法医治的创伤。大家知道，约在十年前，苏联的工人和农民突破了资本的阵线，带给它无法医治的创伤。
    大家知道，帝国主义战争动摇了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和附属国中的统治基础。
    大家知道，在十月革命爆发后十年，中国的工人和农民也开始向帝国主义阵线进攻，并且没有任何根据来推断说，他们不能完全突破这条阵线。
    帝国主义者也许想一举而把这一切消灭干净，揭开历史的“新的
    一页”。如果他们真要这样做，那就必须承认他们是犯了很大的错误。因为只有老糊涂才会以为大炮的规律胜过历史的规律，才会以为炮轰南京可以扭转历史的车轮。
    帝国主义者也许想用炮轰南京的行动来恐吓其他各国奋力争取自由的被压迫的人民，似乎对他们说：南京的故事就是给你们的教训。同志们，这并不是不可能的。恐吓政策在帝国主义的历史上是◇180◇有其“根据”的。但这种政策是没有用的，是达不到目的的，这一点几乎用不着怀疑。当年俄国沙皇政府也曾“有效地”采用过这种政策。但其结果如何呢？你们知道，它是以沙皇制度的完全覆灭而告终的。
    最后，帝国主义者也许想用炮轰南京的行动来打击中国革命的心脏，一则使中国南方的军队不能继续前进，使中国不能统一，二则使汉口的租界谈判所议定的那些条件不能实现。这是完全可能的，也许完全是这样的。为了“更便于机动”，帝国主义者不愿有一个统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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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斯大林全集第九卷
    中国而宁愿有两个中国，关于这一点，资本主义报刊已经透露好几次了。至于上海和其他地方的租界，那几乎用不着怀疑，很多帝国主义者是“不同情”在汉口拟定和批准的那些条件的。因此，帝国主义者炮轰南京，看来是想以此说明：他们宁愿将来在压力下和在炮火伴奏下与国民政府进行谈判。帝国主义者的音乐趣味就是如此。这种奇怪的音乐很像吃人者的音乐，看来这并没有使帝国主义者感到难以为情
    他们能否达到他们的目的，最近将来的事实就会表明。然而必须指出，他们目前所达到的只有一点，那就是加深了中国人对帝国主义的仇恨，团结了国民党的力量，使中国革命运动又往左移动了一步。
    几乎用不着怀疑，他们目前所得到的正是相反的结果。
    由此可见，帝国主义者炮轰南京想得到的是一种结果，而事实上所得到的是另一种结果，并且是和他们的初衷完全相反的结果。◇181◇
    这就是南京事件的结果和前途。这就是保守阵营中的聪明人的政策。
    俗语说得好，上帝注定谁死亡，他就夺去谁的理智。（热烈鼓掌，经久不息。)
    载于一九二七年三月三十一日“真理报”第七十二号◇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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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给邱贡诺夫的信
    回信太迟，请原谅。
    (一)一九一二年列宁对孙中山的批判四七)当然没有过时，仍旧有效。但这个批判所涉及的是旧的孙中山。要知道孙中山并非始终站在一点上。他是向前发展的，正像世界上一切都在发展一样。十月
    革命以后，特别在一九二O年至一九二一年，列宁对孙中山很尊敬，
    这主要是孙中山开始和中国共产党人接近和合作的缘故。谈到列宁和孙中山主义的时候，必须注意到这种情况。这是不是说孙中山已经是共产主义者呢？不，不是这个意思。孙中山主义和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差别仍旧存在。中国共产党人所以和国民党人在一个党内即国民党内合作，则是由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一一民权、民族、民生，对中国革命发展现阶段上的共产党人和孙中山主义者在国民党内共同工作来说，乃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基础。
    有人说，俄国有一个时期也曾面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可是当时共产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并没有加入一个共同的党。这种说法是没有任何根据的。问题在于俄国当时在民族方面并不是一个被压迫的国家(它不反对自己压迫其他民族)，因此，在俄国就没有把全国各种革命力量联合成一个统一◇183◇阵营的强大的民族因素，而在现时的中国，民族因素不仅存在，并且是一个主要的因素（反对帝国主义压迫者)，这个因素决定着国民党内部中国各种革命力量相互关系的性质。
    (二)我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四八）中没有一句话说到“对日让步”，更没有说到“牺牲中国”来“对日让步”。这样说是不严肃的，邱贡诺夫同志。我在那个报告中仅仅说到对日本的友好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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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斯大林全集第九卷
    系。从外交观点看来，友好关系是什么呢？这就是说，我们不愿和日本打仗，我们坚持和平政策。
    (三)至于说到美国的两面政策，那末这种两面性是如此清楚明白，简直用不着解释了。致共产主义敬礼
    约·斯大林
    一九二七年四月九日
    第一次刊印◇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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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党在农民问题上的三个基本口号
    (答杨一斯基)
    你的信当然是如期收到了。回信稍迟，请原谅。
    (一)列宁说：“任何一个革命的最主要的问题都是国家政权问
    题。”（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五卷第三四O页）政权集中在
    哪个阶级或哪些阶级手里：哪个阶级或哪些阶级应被推翻，哪个阶级或哪些阶级应当取得政权，一一这就是“任何一个革命的最主要的问题”。
    在革命某一阶段的整个时期内都有效的党的基本战略口号，若不完完全全以列宁的这个根本论点为依据，便不能称为基本口号。
    基本口号要成为正确的口号，便一定要以对阶级力量作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为基础，要规定阶级斗争战线上革命力量的正确配置计划，要使党易于把群众引上争取革命胜利的战线，引上新阶级夺取政权的战线，要使党易于把广大人民群众编成一支为完成此项任务所必需的强大的政治军队。
    在革命某一阶段中可能有失败和退却、失利和个别策略错误，但这并不是说基本战略口号是不正确的，例如我国革命第一阶段的基本口号一一“联合全体农民，中立资产阶级，反对沙皇和地主，◇185◇
    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而奋斗”是完全正确的，虽然一九O五年革
    命遭到了失败。
    所以，决不能把党的基本口号问题和革命在某一发展阶段上成功或失败的问题混为一谈。
    也会发生这样的情形，就是党的基本口号在革命进程中虽己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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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斯大林全集第九卷
    推翻了几个旧阶级或一个旧阶级的政权，可是从这个口号中产生出来的一连串重大的革命要求却没有实现，或它们的实现竟拖了一整个时期，或它们的实现还需要求一次革命，但这并不是说基本口号是不正确的。例如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制度和地主，可是没有做到没收地主土地等等，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在革命第一阶段上的基本口号是不正确的。
    再举一个例子来说。十月革命推翻了资产阶级，使政权转到了无产阶级手中，可是它没有一下子做到一般地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特别是在乡村里使富农陷于孤立，它拖了一个相当时期才把这件事情做成，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在革命第二阶段上的基本口号一一“联合贫苦农民，中立中农，反对城乡资本主义，为无产阶级政权而奋斗”是不正确的。
    所以，决不能把党的基本口号问题和从这口号中产生出来的某种要求的实现的期限和方式问题混为一谈。
    因此，在估计我党的战略口号时，决不能以某一时期内革命运动的偶一成功或失败为准则，尤其不能以从这些口号中产生出来的某种要求的实现的期限或方式为准则。在估计党的战略口号时，只能以对阶级力量作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在争取革命胜利、争取政权集中于新阶级手里这一战线上革◇186◇命力量的正确配置为准则。
    你的错误就在于你回避了这个最重要的方法论问题，或是没有懂得这个问题。
    (二)你在信中写道：
    “断言我们只有在十月革命以前才联合全体农民，这是正确的吗？不，不正确。‘联合全体农民’这一口号，在十月革命以前，在十月革命时期和十月革命以后的第一个时期都是有效的，因为当时全体农民都是关心资产阶级革命的彻底完成的。”
    照你这段话说来，党在革命第一阶段（一九○五年至一九一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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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党在农民问题上的三个基本口号（答杨一斯基）
    147
    二月)即问题是要推翻沙皇地主政权和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时的战略口号，跟党在革命第二阶段（一九一七年二月至一九一七年十月)即问题是要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时的战略口号，是没有区别的。
    可见你是否认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间的基本差别的。你所以犯这种错误，是因为你大概不愿意了解一件简单的事情：战略口号的主题是革命某一阶段上的政权问题，是哪个阶级要被推翻和政权要转到哪个阶级手里的问题。几乎用不着证明，你在这里是根本不对的。
    你说，在十月革命时期和十月革命后的第一个时期，我们都是实行“联合全体农民”的口号，因为当时全体农民都关心资产阶级革命的彻底完成。可是，谁告诉过你，十月的大转变和十月革命只限于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或是以此作为自己的基本任务呢？你从哪里得出了这一点呢？难道可以把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纳入资产阶级革命的范围吗？难道争取无产阶级◇187◇专政不是超出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范围吗？
    怎么可以断定富农（要知道他们也是农民）能支持我们推翻资产阶级并使政权转归无产阶级呢？
    怎么可以否认我们实行土地国有、废除土地私有制、禁止土地买卖等等法令（虽然这种法令不能算是社会主义的法令）时是和富农作斗争而不是和富农联合呢？
    怎么可以断定富农（也是农民）能支持苏维埃政权没收工厂、铁路、银行等等法令，能支持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无产阶级口号呢？
    怎么可以断定十月革命的基本内容不是实行诸如此类的办法，不是推翻资产阶级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是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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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全集第九卷
    毫无疑问，十月革命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没有十月革命便不能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同样，十月革命如果没有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它本身也就不能巩固：十月革命既然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了，它也就得到了全体农民的同情。所有这些都是无可争论的。可是，难道根据这一点就可以断定，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不是十月革命进程中的从生现象，而是十月革命的本质或主要目的吗？你把十月革命的主要目的，即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剥夺资本家等等，抛到哪里去了呢？
    如果战略口号的主题是任何一个革命的基本问题，即政权由一个阶级转到另一个阶级的问题，那末决不能将无产阶级政权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跟推翻资产阶级并争得这个无产阶级政◇188◇权的问题混为一谈，即与那成为革命第二阶段战略口号主题的问题混为
    一谈，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它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了，并把中世纪一切污垢扫除净尽了。这对乡村具有最主要的和真正决定性的意义。不这样，就不能把农民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汇合起来，这
    一点马克思早在十九世纪下半期就说过了〔四九)。不这样，无产阶级革命本身就不能巩固。
    同时必须注意下述一个重要情况。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并不是一举而成的事情。实际上，这件事情拖了一整个时期，不仅包括
    一九一八年的几段时间，像你来信中所说的那样，而且包括一九一九
    年（伏尔加河流域一一乌拉尔）和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O年（乌克
    兰)的几段时间。我指的是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进攻，那时全体农民面临地主政权复辟的危险，那时农民一一正是全体农民一一不得不团结在苏维埃政权的周围，以保证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并使自己保有这一革命的果实。必须时刻注意到实际生活过程的这种复杂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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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党在农民问题上的三个基本口号（答杨一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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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样性，注意到无产阶级专政的直接社会主义任务和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的任务的这种“奇巧的”错综结合，才能正确了解你摘自列宁著作中的引文以及党的口号如何见诸实行的诀窍。
    能不能说这种错综结合的情形证明党在革命第二阶段上的口号不正确呢？能不能说这个口号和党在革命第一阶段上的口号没有区别呢？不，不能这样说，相反地，这种错综结合的情形恰巧证明党在革命第二阶段上的口号，即联合贫苦农民，反对城乡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为无产阶级政权而斗争等等口号是正确的。为什么呢？因为要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必须首先在十月革命中推翻资产阶◇189◇级政权并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因为只有这样的政权才能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而为了在十月革命中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就必须在十月革命以前准备并组织一支能推翻资产阶级、能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相当的政治大军，并且无须证明，这样的政治大军，我们只有在无产阶级联合贫苦农民、反对资产阶级、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的口号下，才能准备并组织起来。
    很明显，没有这样一个从一九一七年四月至一九一七年十月所实行的战略口号，我们就不会有这样的政治大军，也就不会在十月革命中获得胜利，不会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因而也就没有可能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
    正因为如此，就不能将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这件事跟革命第
    二阶段上以保证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为任务的战略口号对立起来。
    避免这一切“矛盾”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承认革命第一阶段(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战略口号和革命第二阶段（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口号有根本的差别，承认我们在革命第一阶段时期是联合全体农民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奋斗，我们在革命第二阶段时期则是联合贫苦农民、反对资本政权，为无产阶级革命而奋斗。
    承认这一点是必要的，因为分析了革命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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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全集第九卷
    级力量以后，我们非承认这一点不可。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在一九
    一七年二月以前，我们是在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口号下进行工作，而在一九一七年二月以后，这个口号就被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社会主义专政◇190◇的口号所代替了。
    你应该同意，在一九一七年三四月间以一个口号代替另一个口号的事实，按照你的公式是无法解释的。
    列宁还在他的小册子“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里就指出了党的两个战略口号间的这种根本差别。他把党在准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的口号规定如下：
    “无产阶级应当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把农民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便用强力打破专制制度的反抗，并麻痹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九卷第八十一页）
    换句话说，联合全体农民，中立资产阶级，反对专制制度，为民主革命而奋斗。
    至于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准备时期的口号，他则规定如下：
    “无产阶级应当实现社会主义革命，把居民中的半无产阶级分子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便用强力打破资产阶级的反抗，并麻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同上）
    换句话说，联合贫苦农民及一般半无产阶层，中立城乡小资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为社会主义革命而奋斗。
    这是一九O五年的事情。
    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列宁把当时政治情况估计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跟资产阶级实际政权错综结合的局面时说道：◇191◇
    “俄国时局的特点在于从革命第一阶段过渡到革命第二阶段，第一阶段由于无产阶级的觉悟性和组织性不够而使政权落到了资产阶
    ①着重号是我加的。一一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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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党在农民问题上的三个基本口号（答杨一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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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手中，第二阶段则应当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阶层①手中。”（见列宁“四月提纲”，“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四卷第四页)
    在一九一七年八月底，当十月革命的准备工作正以全力进行时，列宁在“农民和工人”这篇专论中写道：
    “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②才能推翻君主制度，一一这就是我们的
    阶级政策在当时（指一九O五年而言。一一斯大林注）的基本定义。
    这个定义是对的。一九一七年二月和三月再次证实了这一点。只有领导着贫苦农民③（即我们党纲所说的半无产者）的无产阶级才能以民主的和平结束战争，医好战争创伤，开始实行那些已成为绝对必要而刻不容缓的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一一这就是我们的阶级政策在现时的定义。”（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五卷第二五八页）
    这一点不应了解成这样：似乎我国现在是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专政。这当然是不对的。我们是在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专政的口号下走向十月革命的，并且我们在十月革命中在形式上实现了这个口号，因为我们当时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实行联盟并和他们分掌过领导权，虽然事实上我国当时就己经是无产阶级专政，因为我们布尔什维克在当时是占多数的。可是自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盲动”（五0◇192◇以后，自我们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联盟破裂以后，当领导权己完完全全转到一个政党即我党（我党是不和而且不能和其他政党分掌国家领导权的)手中的时候，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专政在形式上也就不存在了。这在我们就叫做无产阶级专政。
    最后，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列宁回顾经历过的革命道路时写道：“是的，当我们还和全体农民一道前进时，我们的革命是资产阶
    级的革命。这是我们十分清楚地意识到了的，是我们从一九O五年起
    ①②③着重号是我加的。一一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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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全集第九卷
    说过千百次的，我们从来没有试图跳过历史过程中的这个必经阶段，也没有试图用法令把它取消…可是，在一九一七年，从四月起，即在十月革命以前很久，在我们夺取①政权以前很久②，我们就已经公开说过并向人民解释过：现在，革命决不能停止在这个地方，因为国家己前进了，资本主义已前进了，破产现象己达到空前的程度，这种破产现象要求（不管谁愿意与否）采取向社会主义前进的步骤。否则就不能前进，就不能挽救备受战争摧残的国家，就不能减轻劳动者和被剥削者的痛苦。结果正像我们说过的一样。革命进程已证实我们的论断是正确的。起初和‘全体’农民一道，反对君主制度，反对地主，反对中世纪制度（因此，革命还是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后和贫苦农民一道，和半无产阶级一道，和一切被剥削者一道，反对资本主义，反对农村的富人、富农和投机者③，因此，革命也◇193◇就成为社会主义的革命了。”（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
    十八卷第二七六页至第二七七页)
    由此可见，列宁曾屡次强调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准备时期的第一个战略口号和十月革命准备时期的第二个战略口号之间的全部差别。前
    一口号是联合全体农民反对专制制度，后一口号是联合贫苦农民反对资产阶级。
    十月革命后拖了一整个时期才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既然我们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全体”农民也就不能不同情我们，一
    一这件事实，像我在上面说过的那样，丝毫不会动摇这个基本原理：我们是和贫苦农民一道走向十月革命并在十月革命中获得胜利的，我们是和贫苦农民一道，在富农（也是农民）的反抗和中农的动摇下，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之一就是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的。看来是很明白的了。
    ①②③着重号是我加的。一一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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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其次，你在来信中写道：
    “‘我们是在联合贫农和中立中农的口号下走到十月革命的’这
    一断语是否正确呢？不，不正确。依照上面说过的理由和摘自列宁著作中的引文可以看出，这个口号只有在‘农民内部阶级分化已经成熟’（列宁）时，即‘在一九一八年夏季和秋季’才能产生出来。”
    照你这段话说来，党走上中立中农的道路，不是在十月革命准备时期，也不是在十月革命时，而是在十月革命以后，特别是在一九一
    八年以后，在贫农委员会取消以后。这是完全不对的。◇194◇
    恰恰相反，中立中农的政策，不是在贫农委员会取消以后即一九
    一八年以后开始的，而是在那时候完结的。正是在一九一八年以后，中立中农的政策在我们的实践中被取消了（而不是被施行了）。正是在一九一八年以后，在一九一九年三月，列宁宣布我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开幕时说道：
    “旧时的社会主义优秀代表，当他们还相信革命并在理论上思想上为革命服务的时候，曾说到中立农民，就是说，即使不能把中农变成积极帮助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阶层，至少也要把他们变成不妨碍革命的、中立的、不站在我们的敌人方面的社会阶层。对任务的这种抽象的、理论上的提法，我们是十分懂得的。可是这种提法是不够的①。我们已进入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建设阶段②，此时必须具体地详细地制定一种为农村工作经验所考验过的基本规则和指示，我们应当以这种规则和指示为准绳面对中农采取坚固联盟的立场。”（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九卷第一二四页至第一二五页)
    由此可见，结果是恰恰和你在来信内所说的相反，你在这里把我们真实的党的实践颠倒过来，把中立中农政策的开始和终结混淆起来了。
    ①②着重号是我加的。一一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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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全集第九卷
    当我们还在推翻资产阶级时，当苏维埃政权还没有巩固时，中农总是叫苦连天并在革命和反革命之间动摇不定，因此也就不得不使他们中立。当中农开始确信资产阶级“真”被推翻，苏维埃政权◇195◇已在巩固，富农正被抑制，红军开始在内战战线上获得胜利时，他们就开始转到我们这方面来了。正是在这样的转变发生以后，才能有列宁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提出的党的第三个战略口号：依靠贫农，和中农建立坚固联盟，向前迈进，为社会主义建设而奋斗。
    你怎能忘记这件尽人皆知的事实呢？
    其次，从你的来信得出，在向无产阶级革命过渡时以及在这个革命胜利以后最初时日里，中立中农的政策是不正确的，不适用的，因而是不能采纳的。这是完全不对的。实际情形恰恰相反。正是在推翻资产阶级政权时和在无产阶级政权巩固以前，中农的动摇和抗拒是最厉害的。正是在这个时期，必须联合贫农和中立中农。
    你在坚持自己的错误时，说农民问题不仅对于我国，而且对于“和十月革命前的俄国经济多少相似的”其他国家，都有重大的意义。后一意见当然是对的。可是，请看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土地问题提纲〔五一)内，怎样说明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时期对待中农的政策吧。列宁把贫苦农民，或更确切些说，“农村被剥削的劳动群众”，称为由农业工人、半无产者或极小农和小农所组成的单独集团，然后在讲到中农是农村特别集团的问题时说道：
    “所谓‘中农’在经济意义上应了解为一种小耕作者，他们依据所有权或租佃权也占有一块不大的土地，但是第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块土地通常使农家不仅能勉强维持生活，而且能得到某些至少在好年成里一一可以变为资本的余粮；第二、这种小的耕作者往往（例如两◇196◇三户中就有一户）要雇佣他人的劳动力…革命无产阶级不能（至少在最近的将来和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开始时）给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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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己提出把这个阶层吸引到自己方面来的任务，而应当以中立这个阶层的任务为限，也就是使它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保持中立。”①（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一三三页）
    既然如此，怎能说中立中农的政策在我国“只有”“在一九一八年夏季和秋季”，即巩固苏维埃政权、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事业己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以后才能“产生”呢？
    由此可见，无产阶级政党在要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巩固无产阶级政权时的战略口号问题，也像中立中农问题一样，并不如你所想像的那样简单。
    (四)由上所述，可以看出，你摘自列宁著作中的几段引文丝毫也不能和党在革命第二阶段上的基本口号相对立，因为（甲）这几段引文所谈论的不是党在十月革命前的基本口号，而是在十月革命后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乙）它们并不是驳斥而是肯定这个口号的正确性。
    我在上面已经说过，现在不得不再重复一遍：决不能将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的时期内所实行的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的任务，和党在革命第二阶段上，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前的时期内以政权问题为主题的战略口号对立起来。◇197◇
    (五)你说到莫洛托夫同志在“真理报”上发表的那篇著名的文章“论我国资产阶级革命”（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二日），原来正是这篇文章“推动了”你来要我作解释。我真不知道你是怎样阅读文章的。我也读过莫洛托夫同志的文章，而且我以为这篇文章和我在我们党第
    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关于党对农民的口号所说的话（五二）是毫不矛盾的。
    莫洛托夫同志在他的文章内不是说党在十月革命时期的基本口号，
    ①着重号是我加的。一一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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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斯大林全集第九卷
    而是说党既然在十月革命后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它也就获得了全体农民的同情。可是我在上面己经说过，确认这件事实，并不是否认而是证实下述基本原理的正确性：我们是和贫苦农民一道、中立中农、反对城乡资产阶级而推翻了资产阶级政权和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否则我们就不能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
    载于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五日“布尔什维克”杂志第七、
    八两期合刊◇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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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革命问题
    (联共（布）中央批准的给宣传员的提纲)
    中国革命的前途
    决定中国革命性质的基本事实是：
    (甲)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和帝国主义的财政经济的统治：(乙)因军阀和官僚的压迫而加重的封建残余的压迫；
    (丙)千百万工农群众日益发展的反封建官僚压迫、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
    (丁)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软弱性，它对帝国主义的依赖性，它对革命运动规模的畏惧：
    (戊)无产阶级日益增长的革命积极性，无产阶级在千百万劳动群众中的威信的增长：
    (己)中国邻邦无产阶级专政的存在。由此就产生了中国事件发展的两条道路：
    或者是民族资产阶级击败无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勾结起来，共同进攻革命，以便建立资本主义的◇199◇统治而结束革命：
    或者是无产阶级把民族资产阶级挤到一边，巩固自己的领导权，率领城乡千百万劳动群众克服民族资产阶级的反抗，取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完全胜利，然后把它逐渐转移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轨道上，并取得由此而产生的一切结果。
    二者必居其一。
    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和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存在（这一专政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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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全集第九卷
    验可为中国无产阶级有成效地加以利用)大大地促进了中国革命走第
    二条道路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基本上是以统一战线来进攻中国革命的，现时在帝国主义者中间已没有像十月革命以前存在于帝国主义阵营内部并削弱了帝国主义的那种分裂和战争，一一这一事实说明中国革命在走向胜利的道路上遇到的困难要比俄国革命多得多，在这一革命进程中，投敌和叛变的事件也将比苏联内战时期多得多。
    因此，这两条革命道路之间的斗争是中国革命的特点。
    正因为如此，共产党人的基本任务就是为中国革命的第二条道路的胜利而奋斗。
    二
    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200◇
    在中国革命的第一个时期，在第一次北伐时期，当国民革命军迫近长江，节节胜利，而工人和农民的强大运动还来不及展开的时候，民族资产阶级（不是买办）是和革命一道前进的。这是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
    这并不是说革命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没有矛盾。这只是说，民族资产阶级在支持革命时，竭力利用革命以达到自己的目的，限制革命的规模，使革命主要沿着争夺地盘的路线进行。这个时期国民党内右派和左派间的斗争就是这些矛盾的反映。一九二六年三月蒋介石要把共产党人逐出国民党的企图就是民族资产阶级想压制革命的第一次重大的企图。大家知道，当时联共（布）中央认为“必须执行把共产党保留在国民党内的路线”，应当“使国民党右派退出国民党或把他们开除出去”（一九二六年四月）。
    这条路线使革命进一步展开，使左派与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和国民政府内亲密合作，使国民党的统一巩固起来，同时揭露并孤立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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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革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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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右派，使之服从国民党的纪律：如果右派服从国民党的纪律，就利用他们，利用他们的联系和他们的经验，如果右派破坏这种纪律并背叛革命利益，就把他们逐出国民党。
    后来的事件完全证实了这条路线的正确性。农村中农民运动的猛烈发展以及农民协会和农民委员会的建立，城市里汹涌的罢工浪潮以及工会委员会的成立，国民革命军向帝国主义海陆军包围着的上海的胜利推进，一一诸如此类的事实都说明当时所采取的路线是唯一正确的路线。◇201◇
    只有这一情况能够说明下列事实：一九二七年二月国民党右派企图分裂国民党并在南昌成立新中央，这一企图在武汉的革命的国民党
    一致反对之下遭到了破产。
    但这个企图是一种征兆，表示国内正进行着阶级力量的重新结合，右派和民族资产阶级不会安心，他们将加紧反革命的工作。因此，联共（布)中央在一九二七年三月说得很对：
    (甲)“现在由于阶级力量的重新结合和帝国主义军队的集中，中国革命正处于危急关头，它进一步的胜利只有在发展群众运动这一坚定的方针之下才有可能”；
    (乙)“必须坚持武装工农、把各地方的农民委员会变为拥有武装自卫力量的实际政权机关的方针”；
    (丙)“共产党不应当隐瞒国民党右派的背叛的和反动的政策，应当用揭穿右派的办法把群众动员到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周围”(一九二七年三月三日)。
    因此不难了解，后来革命的巨大规模和帝国主义者在上海的袭击，不能不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抛入反革命的阵营，正像国民革命军的占领上海和上海工人的罢工不能不使帝国主义者联合起来绞杀革命一样。
    事情正是这样发生的。南京的炮声在这方面就成了中国斗争力量重新划清界限的信号。帝国主义者炮轰南京并提出最后通牒，是想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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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全集第九卷
    明他们在寻求民族资产阶级的支持以共同反对中国革命。◇202◇
    蒋介石屠杀工人群众并实行政变，就像是响应帝国主义者的号召，表明他决心同民族资产阶级一起勾结帝国主义者以反对中国工人和农民。
    三
    中国革命的第二阶段
    蒋介石的政变表示民族资产阶级退出革命，国内反革命中心己经产生，国民党右派已同帝国主义勾结起来反对中国革命。
    蒋介石的政变表明从此以后在中国南部将有两个阵营、两个政府、两个军队、两个中心：武汉的革命中心和南京的反革命中心。
    蒋介石的政变表明革命已进入其发展的第二阶段，已开始从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转变为千百万工农群众的革命，转变为土地革命，这个革命将加强和扩大反帝国主义、反土豪劣绅和封建地主、反军阀和蒋介石反革命集团的斗争。这就是说，革命的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拥护进一步展开革命的人们和主张消灭革命的人们之间的斗争，将日益加剧，充满当前整个革命时期。
    这就是说，武汉的革命的国民党既然与军阀制度和帝国主义作坚决斗争，事实上将逐渐变成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机关：而南京的蒋介石反革命集团既然脱离工农并勾结帝国主义，终◇203◇究要遭受和军阀同样的命运。
    由此可见，保持国民党的统一的政策，在国民党内孤立右派并为了革命目的而利用右派的政策，己不能适应革命的新任务了。这个政策应当代之以坚决把右派逐出国民党的政策，和右派作坚决斗争乃至在政治上把他们消灭干净的政策，把国家全部政权集中于革命的国民党、没有右派分子的国民党、作为左派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联盟的国民党手中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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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革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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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由此可见，左派和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密切合作的政策在现阶段上具有特殊的力量和特殊的意义，这种合作反映出国民党外渐渐形成的工农联盟，没有这种合作，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再其次，由此可见，革命的国民党的力量的主要来源是进一步展开工农革命运动和巩固工农群众组织一一革命农民委员会、工会以及其他作为将来苏维埃的准备因素的群众革命组织，革命胜利的基本保证是千百万劳动群众革命积极性的增长，而对反革命的主要解毒剂则是工人和农民的武装。
    最后，由此可见，共产党在与革命的国民党人在同一队伍中战斗的时候比任何时候都更应当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这是保证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必要条件。
    四
    反对派的错误◇204◇
    反对派（拉狄克及其同伙）的基本错误是他们不懂得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懂得中国革命现在处于什么阶段，不懂得中国革命目前的国际环境。
    反对派要求中国革命以类似十月革命的速度发展起来。反对派不满上海工人没有去和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进行决战。
    但是他们不懂得中国革命不能以很快的速度发展起来，其中原因之一是目前的国际环境不像一九一七年那样有利（帝国主义者之间没有战争)。
    他们不懂得在后备军还没有跟上的不利条件下是不能进行决战的，例如布尔什维克不论在一九一七年四月或七月都没有进行决战。
    反对派不懂得在不利的条件下不避免决战（在可以避免的时候）就是帮助革命的敌人。
    反对派要求立即在中国成立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然而现在成立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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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全集第九卷
    维埃是什么意思呢？
    第一、苏维埃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成立的，一一苏维埃只有在革命浪潮特别高涨的时期才能成立。
    第二、苏维埃不是为了空谈而成立的，苏维埃首先是作为和现存
    政权进行斗争的机关、作为夺取政权的机关而成立的。一九O五年的
    情况是这样，一九一七年的情况也是这样。
    但在目前，例如在武汉政府活动地区内成立苏维埃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提出反对这个地区内的现存政权的口号，这就是说，提出成立新的政权机关的口号，提出反对革命的国民党（和左派◇205◇国民党人结成联盟的共产党人也加入其中)的政权的口号，因为现时在这个地区内，除了革命的国民党的政权而外，并没有其他的政权。
    其次：这就是说，把两种任务混淆起来了。一种任务是成立和巩固现在革命的国民党所依靠的工农群众组织，例如罢工委员会、农民协会、农民委员会、工会委员会、工厂委员会等等，另一种任务是成立作为新型国家政权的苏维埃制度以代替革命的国民党的政权。
    最后，这就是说，他们不懂得中国革命目前处于什么阶段。这就是说，给中国人民的敌人以新的武器来和革命作斗争，来制造新的传奇，说中国现在不是在进行民族革命，而是在人为地移植“莫斯科的苏维埃化”。
    可见反对派提出在目前成立苏维埃的口号是有利于中国革命的敌人的。
    反对派认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不适当的。因此，反对派认为共产党最好退出国民党。但是现在，当整个帝国主义匪帮及其一切走狗要求把共产党人赶出国民党的时候，共产党退出国民党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退出战场，抛弃自己在国民党内的同盟者，使革命的敌人称快。这就是说，削弱共产党，破坏革命的国民党，帮助上海的卡维涅克①们，把中国一切旗帜中最受欢迎的国民党旗帜交给国民党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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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革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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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帝国主义者、军阀和国民党右派所要求的正是这一点。由此可见，反对派主张共产党在目前退出国民党是有利于中国革命的敌人的。◇206◇
    因此，不久以前我党中央全会坚决地摈弃了反对派的政纲是完全正确的（五三）。
    载于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一日“真理报”第九十号◇207◇
    ①卡维涅克（一八O二一一一八五七）是法国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后临
    时政府的陆军部长，他残酷地镇压了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一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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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真理报”(纪念创刊十五周年)
    向“真理报”，向列宁遗训的体现者和无产阶级争取共产主义的革命斗争的旗手，致热烈的敬礼！
    约·斯大林
    载于一九二七年五月五日“真理报”第九十九号◇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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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ABIA
    EMLAHESMAR PASONAI TASETA.
    1
    OTKPLITA nOAnHCKA
    ΠPABIA
    《真理报》创刊号(1912年5月5日)
    Tumtepoockan TepMaHunaP以B4
    Cooemckun Hapoo npa3duyem Be.
    1919-1927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
    一蜡
    可川有社会科学院出板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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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中国革命的几个问题
    (答马尔秋林同志)
    你写给“农村共产党人”杂志（五四）编辑部的关于中国苏维埃问题的信，己由编辑部转来由我答复。我对你的信作一个简短的答复，想你不会有异议吧。
    马尔秋林同志，我以为你的信是由误会引起的。理由如下：(一)在斯大林的给宣传员的提纲中反对在目前的中国立即成立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你在反驳斯大林时，却援引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提纲和演说（五五），其实这些提纲和演说只说到农民苏维埃，劳动者苏维埃，劳动人民苏维埃，没有一句话说到成立工人代表苏维埃。
    为什么列宁在自己的提纲或演说中都没有说到成立工人代表苏维埃呢？因为列宁在演说或提纲中指的都是“还谈不到纯粹无产阶级运动”、“几乎没有工业无产阶级”的国家（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
    三十一卷第二一八页)。
    列宁在演说中直截了当地说，他指的是中亚细亚、波斯那样“几乎没有工业无产阶级”的国家（同上）。中国有上海、汉口、南京、长沙等等工业中心，有将近三百万组织在工会里的工人，能不能把中◇211◇国列入那样的国家呢？显然是不能的。
    显然，说到有一定数量的工业无产阶级的现代中国的时候，必须注意到不仅要成立农民苏维埃或劳动者苏维埃，而且要成立工人和农民代表苏维埃。
    如果说的是波斯、阿富汗等等国家，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但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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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全集第九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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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知道，斯大林的提纲中所指的是中国，而不是波斯、阿富汗等等国家。
    因此，你反驳斯大林，你援引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和提纲，这是不正确的，这是无的放矢。
    (二)你的来信里摘引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这个提纲说东方“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加紧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一有可能就建立工人和农民苏维埃”。同时你把这个“补充提纲”和从其中摘出的引文说成似乎是列宁写的。这是不对的，马尔秋林同志。在这里你简直弄错了。“补充提纲”是罗易①写的。它是作为罗易的提纲经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来“补充”列宁的提纲的（见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一二二页至第一二六页)。
    为什么需要“补充提纲”呢？为的是从那些没有工业无产阶级的落后的殖民地国家中特别划出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因为不能断言这两个国家“几乎没有工业无产阶级”。你看一下这个“补充提纲”就会了解那里主要是指中国和印度（见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一二二页)。
    为什么要以罗易的特别提纲来“补充”列宁的提纲呢？这是因为列宁的提纲是在第二次代表大◇212◇会开幕以前，在殖民地国家代表到达以前，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讨论以前早就写成和发表的。可是大会专门委员会在讨论时发现有必要把中国、印度这样的国家从东方落后殖民地中划分出来，所以要有一个“补充提纲”。
    因此，不能把列宁的演说和提纲与罗易的“补充提纲”混淆起来，同样不可忘记：谈到中国、印度这样的国家时，必须注意到要成立的是工人和农民苏维埃，而不仅是农民苏维埃。
    ①罗易曾是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的活动家之一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后来成为叛徒，一九二九年被开除出共产党和共产国际。一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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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中国革命的几个问题（答马尔秋林同志）
    (三)在中国要不要成立工人和农民苏维埃呢？要，一定要。斯大林的给宣传员的提纲就直截了当地说到了这一点。这个提纲说：
    “革命的国民党的力量的主要来源是进一步展开工农革命运动和巩固工农群众组织一一革命农民委员会、工会以及其他作为将来苏维埃的准备因素的群众革命组织…”①
    全部问题是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条件下，在什么环境中成立苏维埃。
    工人代表苏维埃是工人阶级的包括一切的因而是最好的革命组织。但这并不是说，在任何时候和在任何条件下都可以成立工人代表苏维
    埃。一九O六年夏天，在革命退潮以后，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第一
    任主席赫鲁斯塔寥夫提出了成立工人代表苏维埃的问题，列宁当时反驳他说：目前后卫队（农民）还没有赶上先锋队（无产阶级），成立工人代表苏维埃是不适当的。列宁是完全对的。为什么◇213◇呢？因为工人代表苏维埃不是工人的普通组织。工人代表苏维埃是工人阶级和现存政权作斗争的机关，是起义机关，是新的革命政权机关，而且只有作为这样的机关，它们才能发展和巩固。如果没有反对现存政权的群众性的直接斗争的条件，没有反对现存政权的群众起义的条件，没有组织新的革命政权的条件，那末成立工人苏维埃就是不适当的，因为没有这样的条件，它们就会有腐朽的危险，有变成空谈场所的危险。
    列宁关于工人代表苏维埃说道：
    “工人代表苏维埃是群众直接斗争的机关”…“不是一种什么理论，不是任何一个人的号召，不是某个人想出来的策略，不是党的学说，而是事实的力量使这些非党的群众机关必须起义，并使这些机关成为起义机关。现在建立这样的机关就是成立起义②机关，号召建
    ①见本卷第二O四页。（指旧版页码）一一编者注。
    ②着重号是我加的。一一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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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全集第九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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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这样的机关就是号召起义①。忘记这一点或对广大人民群众隐瞒这
    一点，那就是最不可饶恕的近视和最恶劣的政策。”（见“列宁全
    集”第四版第十一卷第一O三页至第一O四页)
    他又说：
    “一九O五年和一九一七年两次革命的全部经验，以及布尔什维
    克党多年来的一切决定和一切政治声明，归结起来就是：工兵代表苏维埃，只有作为起义机关②，只有作为革命政权机◇214◇关③，才是现实的。没有这个任务，苏维埃就是空洞的玩物，势必引起群众的麻木、冷淡、失望，因为群众对决议和抗议的无限重复表示厌恶是完全应该的。”（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六卷第一一七页）
    这样说来，在今天中国的南部，例如在革命的国民党正掌握政权、运动正在“全部政权归革命的国民党”这个口号下向前发展的武汉政府地区，号召立即成立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是什么意思呢？现在号召在这个地区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就是号召起义以反对革命的国民党的政权。这是否适当呢？显然是不适当的。显然，谁号召在这个地区立即成立工人代表苏维埃，谁就是企图跳过中国革命的国民党阶段，谁就是冒险把中国革命置于极端困难的境地。
    马尔秋林同志，关于在中国立即成立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的问题就是如此。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曾通过一项标题为“在什么时候和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建立工人代表苏维埃”的特别决议。这项决议是列宁在场时通过的。我劝你看一看这项决议。它还是有意义的（见共产国
    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五八O页至第五八三页)。
    (四)什么时候需要在中国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呢？在中国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一定要在这样的时机，就是胜利的土地革命全面展
    ①②③着重号是我加的。一一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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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中国革命的几个问题（答马尔秋林同志）
    开的时候，作为中国革命民粹派（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联盟◇215◇的国民党开始衰落的时候，还未胜利而且不是很快就会胜利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开始显露其坏的一面的时候，从现今国民党型的国家组织逐步地进到新的无产阶级型的国家组织成为必要的时候。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罗易的“补充提纲”对工农苏维埃所谈到的那一段人所共知的话，正是应当这样去理解的。
    这个时机是否来到了呢？
    无须证明，这样的时机还没有来到。
    那末现在做什么呢？现在要使中国的土地革命扩大和深入。要成立并巩固种种工农群众组织，从工会委员会和罢工委员会到农民协会和农民革命委员会，以便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和胜利把这些组织变为将来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的组织上和政治上的基础。
    现在的任务就在于此。
    一九二七年五月九日
    载于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五日“农村共产党人”杂志第十期署名：约·斯大林◇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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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中山大学学生的谈话(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三日)
    同志们！可惜我今天只能谈两三个钟头的话。也许下一回我们可以举行一次时间较长的座谈。我想今天我们只能分析一下你们书面提出的问题。我一共收到了十个问题。我就在今天的谈话中来答复。如果还有补充的问题（据说是有的），我设法在下一次座谈中答复。好吧，我们就来谈本题吧。
    第一个问题
    “拉狄克断言：中国农村中的农民斗争与其说是反对封建残余，不如说是反对资产阶级。这种论断为什么不对呢？
    能不能断言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是商业资本主义或封建残余呢？为什么中国军阀既是大工业企业的所有者同时又是封建制度的代表者呢？”
    拉狄克确实下过类似这个问题中所指出的论断。我记得拉狄克在莫斯科党组织的积极分子会议◇217◇上的发言中，不是完全否认中国农村中有封建残余存在，就是不承认封建残余在中国农村中有重大的意义。
    这当然是拉狄克的一个大的错误。
    假如中国没有封建残余，假如这些封建残余对中国农村没有极重大的意义，那就不会有进行土地革命的基础了，那就谈不上土地革命是共产党在中国革命现阶段上的主要任务之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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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全集第九卷
    中国农村里是不是存在着商业资本呢？是的，是存在着，不仅存在着，而且从农民身上榨取脂膏并不亚于任何封建主。但是这种原始积累型的商业资本在中国农村中是和封建主的统治、和地主的统治独特地结合着的，它从地主那里袭用了中世纪的剥削和压迫农民的方法。同志们，这就是问题之所在。
    拉狄克的错误在于他不了解这种独特性，不了解在保存封建的中世纪的剥削和压迫农民的方法的条件下，中国农村中封建残余的统治和商人资本的存在的这种结合。
    所有的军阀、督军、省长以及现在一切残酷的进行掠夺的军事和非军事的官僚，都是中国这种独特性的上层建筑。
    帝国主义支持着并巩固着这整个的封建官僚机器。
    某些军阀拥有地产，同时是工矿企业的所有者，这种情况基本上没有改变问题的实质。俄国许多地主也曾有过工厂和其他工矿企业，可是这并没有妨碍他们依旧是封建残余的代表者。◇218◇
    既然在一些区域里农民收入的百分之七十归地主豪绅所有，既然地主在经济方面和在行政、司法方面都握有实权，既然迄今在一些身份里还有买卖妇女和儿童的事情，那就应该承认，这个中世纪环境中的统治势力是和商业资本的势力独特地结合着的封建残余的势力，地主的势力，军事与非军事的地主官僚的势力。
    这些独特的条件就给中国正在发展和还要发展的农民的土地运动造成基础。
    没有这些条件，没有封建残余和封建压迫，在中国就不会有土地革命、没收地主土地等等问题了。
    没有这些条件，中国的土地革命就会是不可理解的。
    第二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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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中山大学学生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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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狄克断言：既然马克思主义者不承认几个阶级的政党，那末国民党就是小资产阶级的政党了。他错在哪里呢？”
    对于这个问题必须提出几点意见。
    第一、问题在这里是提得不正确的。我们过去和现在都没有说过国民党是几个阶级的政党。这是不对的。我们过去和现在都说：国民党是几个被压迫阶级联盟的政党。同志们，这并不是一回事。◇219◇假如国民党是几个阶级的政党，那末问题就会归结成这样：在加入国民党的各阶级中不论哪一个阶级都不会在国民党以外有自己的政党，而国民党本身就会是所有这些阶级的一个共同的和唯一的政党。难道实际上真是这样的吗？难道中国无产阶级参加了国民党就没有自己单独的政党，就没有和国民党不同而且具有自己单独的纲领、自己单独的组织的共产党吗？显然，国民党不是几个被压迫阶级的政党，而是各有其党组织的几个被压迫阶级联盟的政党。因此，问题在这里是提得不正确的。事实上，在目前的中国，只能说国民党是几个被压迫阶级联盟的政党。
    第二、说马克思主义在原则上不承认几个被压迫的革命阶级联盟的政党，说马克思主义者加入这种政党在原则上是不容许的，这是不正确的。同志们，这是绝对不正确的。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不仅承认过(而且继续承认)马克思主义者加入这种政党在原则上是容许的，而且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实际上也加入过这样的政党。我可以举个例子，即马克思本人在一八四八年德国革命时期的例子，当时马克思和他的同志加入了德国有名的资产阶级民主联盟‘，并且在这个联盟中舆革命资产阶级的代表合作。大家知道，加入这个资产阶级民主联盟的，加入这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除了马克思主义者以外，还有革命资产阶级的代表。当时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五七）就是这个资产阶级民主联盟的机关报。只是在一八四九年春天，当德国革命开始走向低潮的时候，马克思和他的同志才退出这个资产阶级民主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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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斯大林全集第九卷
    决定建立一个具有独立阶级政策的完全独立的工人阶级组织。
    可见，马克思甚至比我们今天作为独立的、具有自己单独组织的无产阶级政党而参加国民党的◇220◇中国共产党人走得更远。
    一八四八年，当问题是要和革命资产阶级共同进行革命斗争以反对专制制度的时候，马克思和他的同志加入了德国资产阶级民主联盟，这样做是否适当，是可争论可不争论的。这是策略问题。但马克思在原则上承认这种加入是容许的，一一这一点是无可怀疑的。
    第三、说武汉国民党是小资产阶级政党，而且就此为止，那是根本错误的。只有既不懂得在中国的帝国主义又不懂得中国革命性质的人，才会这样说明国民党的特征。国民党不是“普通的”小资产阶级政党。小资产阶级政党有各种各样的。俄国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也是小资产阶级政党，但它们又是帝国主义的政党，因为它们同法英帝国主义者结成战斗同盟，同他们一起征服和压迫其他的国家一一土耳其、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加里西亚。
    能不能说国民党是帝国主义的政党呢？显然是不能的。国民党是反帝国主义的政党，正像中国革命是反帝国主义的革命一样。这里是有根本差别的。看不出这种差别，把反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和社会革命党人一孟什维克的帝国主义的政党混为一谈，就是一点也不懂得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当然，假如国民党是帝国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政党，那末中国共产党人就不会和它结成联盟，而会叫它滚蛋。但问题正在于国民党是反帝国主义的政党，它正和帝国主义者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进行着革命的斗争。在这个意义上说，国民党要比克伦斯基和策烈铁里类型的一切帝国主义的“社会主义者”高得多。◇221◇
    甚至国民党右派蒋介石，在发动政变以前就用种种阴谋诡计来反对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的蒋介石，当时也要比克伦斯基之流和策烈铁里之流高出一些，因为克伦斯基之流和策烈铁里之流进行战争是为了奴役土耳其、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加里西亚，从而巩固帝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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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中山大学学生的谈话
    175
    而蒋介石进行战争一一无论进行得好坏一一则是反对奴役中国，从而削弱帝国主义的。
    拉狄克和一般反对派的错误就在于他们撇开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看不见中国革命的反帝国主义性质，看不出武汉的国民党即没有国民党右派的国民党是中国劳动群众反帝国主义斗争的中心。
    第三个问题
    “你估计国民党是两种力量（共产党和小资产阶级）的联盟（一
    九二五年五月十八日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全体学生大会上的演说)，而共产国际关于国民党的决议则估计国民党是连大资产阶级也在内的四个阶级的联盟。这两种估计有没有矛盾呢？
    在中国无产阶级专政时，中国共产党参加国民党是否可能呢？”第一、必须指出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全会）对国民党实际状况所下的定义，在你们的“问题”中是转述得不对和不完全确切的。在“问题”中说“连大资产阶级也在内”。然而买办也是大资产阶级。这是不是说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共产国际认为买办资产阶级是国民党党内联盟的◇222◇一员呢？显然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买办资产阶级曾经是而且现在还是国民党的死敌。共产国际决议中所说的不是一般大资产阶级，而是“一部分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因此，这里所说的并不是任何大资产阶级，而是非买办类型的民族资产阶级。
    第二、应当声明，我看不出国民党的这两个定义有矛盾。我所以看不出，是由于我们在这里是从两个不同的观点给国民党下定义，这两个观点，不论哪一个，都不能说是不正确的，因为它们两个都是正确的。
    我在一九二五年说国民党是工农联盟的政党的时候，我并不是想说明国民党的实际状况，也不是想说明一九二五年有哪些阶级事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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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了国民党。我说到国民党的时候，我只是把国民党当做东方被压迫国家特别是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里的独特的人民革命政党的结构形式，当做应当依靠工人和城乡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的人民革命政党的结构形式来谈的。我当时直截了当地说：“在这种国家里，共产党人应当从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过渡到工人和小资产阶级革命联盟的政策。”（见斯大林“论东方人民大学的政治任务”，“列宁主义问题”第二六四页（五八）)
    因此，我当时所指的不是一般人民革命政党（包括国民党在内）的现在，而是它们的将来。在这里我是完全对的。因为国民党之类的组织，只有力求依靠工人和小资产阶级联盟才能有前途，而且说到小资产阶级时主要是指农民而言，因为农民是资本主义不发达国家中的小资产阶级的基本力量。
    共产国际所注意的却是问题的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在其第七次扩大全会上不是从国民党的将◇223◇来，不是从它应当成为什么，而是从现在，从国民党内部的实际状况和正是哪些阶级在一九二六年事实上加入了国民党这种观点去考察国民党的。共产国际说得完全正确：在这个时候，在国民党还没有分裂的时候，国民党事实上是工人、小资产阶级（城市和乡村的）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这里还可以添上
    一句：不仅在一九二六年，而且在一九二五年，国民党所依靠的也正是这些阶级的联盟。在我曾经积极参加起草的共产国际决议中直截了当地说：“无产阶级同积极为自己利益而斗争的农民，同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一部分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组成联盟”；“各种力量的结合在政治方面表现在国民党内和广州政府内相应的联合上”（见决议（五九）)。
    但是共产国际并不限于论到一九二六年的实际状况，而且论到国民党的将来，所以它不能不说这种联盟只是暂时的联盟，不能不说在最近期间这种联盟应代之以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联盟。正因为如此，共产国际决议接着又说：“目前运动正处在第三阶段的门口，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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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在阶级力量重新结合的前夜”；“在这个发展阶段上，运动的基本力量将是更富有革命性的联盟一一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
    的联盟，而把大部分资本主义大资产阶级排除出去VW”(同上)。
    这也就是国民党所应当依靠的工人和小资产阶级（农民）的联盟，这个联盟从国民党分裂和民族资产阶级退出以后已在武汉开始形成，
    一九二五年我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报告中所谈到的◇224◇就是这个联盟（见前）。
    由此可见，我们是从两个不同的方面来说明国民党的：
    (甲)从国民党的现在方面，从一九二六年国民党的实际状况的方面；
    (乙)从国民党的将来方面，从国民党作为东方国家的人民革命政党的结构形式应当成为什么的方面。
    这两种说明都是合理的和正确的，因为它们从两个不同的方面来把握国民党，终于提供了一幅详尽的图画。
    试问这里有什么矛盾呢？
    为了更清楚起见，我们拿英国“工党”来做例子。大家知道，英国存在着一个依靠工人和职员的工会组织的特别的工人政党。称这个党为工人政党是谁也不怀疑的。不仅在英国的而且在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也都是这样称它的。
    但是能不能说这个政党是真正的工人政党，是把自己和资产阶级对立起来的工人的阶级政党呢？能不能说它事实上是一个阶级即工人阶级的政党，而不是两个阶级的政党呢？不，不能说。事实上英国工党是工人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联盟的政党。事实上这个政党是两个阶级联盟的政党，如果说到在这个党内谁的影响大，是把自己和资产阶级对立起来的工人的影响大，还是小资产阶级的影响大，那末应该说小资产阶级的影响在这个党内是占优势的。◇225◇
    其实，这一点也就说明英国工党事实上是自由资产阶级政党的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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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全集第九卷
    属品。然而在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却把它叫做工人政党。怎样来解释这个“矛盾”呢？可以这样来解释：在确定这个政党为工人政党的时候，通常指的不是这个政党现在的实际状况，而是工人政党的结构形式，由于这种形式，在某种条件下，这个政党将来一定会变成和资产阶级世界相对立的工人的真正的阶级政党。这并不排斥事实上这个党暂时是工人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联盟的政党这一事实，相反地，而是以这一事实为前提的。
    这里也没有矛盾，正像我刚才谈到国民党时所说的一切没有矛盾
    一样。
    在中国无产阶级专政时，中国共产党参加国民党是否可能呢？我以为这是不适当的，因而也是不可能的。不仅在无产阶级专政时，而且在工农代表苏维埃成立时，加入国民党都是不适当的。在中国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是怎么一回事呢？这就是建立两重政权。这就是国民党和苏维埃夺取政权的斗争。成立工农苏维埃，就是准备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在共同参加一个革命民主政党的两个政党的领导下，能不能进行这种准备呢？不，不能。革命的历史说明，准备无产阶级专政和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一个政党即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办到。当然，如果所说的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革命的历史说明，只有在一个政党即共产党的领导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争取到手，才能发展起来。没有这一点，在帝国主义条件下是没有而且不能有真正的和完全的无产阶级专政的。
    因此，不仅在无产阶级专政时，而且在无产阶级专政以前，在工农代表苏维埃成立时，共产党就◇226◇必须退出国民党，以便在自己单独领导之下准备中国的十月革命。
    我以为在中国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和准备中国十月革命的时期，中国共产党必须以国民党党外的联盟代替目前国民党党内的联盟，就像在过渡到十月革命的时期我们和社会革命党左派的那种联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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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个问题
    “武汉政府是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如果不是，那末今后争取民主专政的斗争的道路将是怎样的呢？
    马尔丁诺夫断言不经过‘第二次'革命也可能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否正确，如果正确，那末中国的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界限究竟在哪里呢？”
    武汉政府还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它可能成为这样的专政。如果以全力展开土地革命，武汉政府就一定会成为民主专政，可是它现在还不是这种专政的机关。
    为了使武汉政府变成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机关，需要些什么呢？这至少要有两个条件：
    第一、必须使武汉政府成为中国农民土地革命的政府，成为竭力支持这个革命的政府。
    第二、必须使国民党以工农出身的土地运动的新领袖补充其上层领导集团，并且扩大其下层组◇227◇织，把农民协会、工会委员会和城乡其他革命组织都包括进去。
    国民党现在约有五十万党员。这太少了，对于中国实在太少了。必须使国民党把数百万的革命农民和工人包括进去，从而变成千百万人的革命民主组织。
    只有在这种条件下国民党才有可能产生出一个革命政府，这个政府将变成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机关。
    马尔丁诺夫同志是否确实说过和平地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一一这一点我不知道。我没有看过马尔丁诺夫同志的文章，我所以没有看过，是因为我没有可能浏览我们日常的一切著述。但如果他确实说过在中国可能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平地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一一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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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末这就是一个错误。
    邱贡诺夫有一次问我：“怎么样，斯大林同志，是不是可以这样做，不兜什么圈子，通过国民党用和平方法一下子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呢？”我反问他：“邱贡诺夫同志，你们中国的情形怎样，一一你们那里有没有国民党右派、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者呢？”他回答说有。我就对他说：“那就非打架不可了。”
    这还是在蒋介石政变以前。当然，在原则上可以提出中国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的问题。例如列宁有一个时期就曾认为俄国革命可能经过苏维埃而和平发展。这是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到七月的时期。但是在七月失败以后，列宁就承认和平地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应该认为是不可能的。我以为在中国更应当认为和平地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228◇
    为什么呢？
    第一、因为中国革命的敌人，无论是国内的（张作霖、蒋介石、大资产阶级、豪绅、地主等等)或国外的（帝国主义者），都太多太强了，不能设想在革命进一步发展时可以避免严重的阶级搏斗和严重的分裂与投敌行为。
    第二、因为没有根据认为国民党的国家组织形式是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适当形式。
    最后因为：既然在俄国通过无产阶级革命的典范形式的苏维埃而和平地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没有成功，那末有什么根据可以推想这样的过渡通过国民党就可以成功呢？
    因此，我以为和平地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在中国应该认为是不可能的。
    第五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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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武汉政府不进攻蒋介石，而进攻张作霖呢？武汉政府和蒋介石同时向北方进攻，这不是抹杀了反对中国资产阶级的战线吗？”
    同志们，你们向武汉政府要求得太多了。既打张作霖，又打蒋介石，又打李济深，又打杨森，那当然是很好的。但目前武汉政府的形势不允许它在所有这四条战线上同时举行进攻。武汉政府对奉军◇229◇进攻，至少有两个原因：
    第一、因为奉军向武汉进发，要肃清武汉，所以进攻奉军是刻不容缓的防御措施。
    第二、因为武汉派想和冯玉祥军队会师并向前推进以扩大革命根据地，这在目前对于武汉来说又是极其重要的军事政治事件。
    在反对蒋介石和张作霖这两条重要战线上同时进攻，目前对于武汉政府是不能胜任的事情。关于西攻杨森和南伐李济深，就更不用说了。
    在内战时期，我们布尔什维克是较为强大的，可是我们也没有能够在所有战线上展开顺利的进攻。在目前有什么根据要求武汉政府做更多的事情呢？
    其次，现在，当奉军和吴佩孚系军队从北方向武汉推进的时候，进攻上海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便利奉军南下，无限期地推迟和冯军的会师，而在东部又一无所得。倒不如暂时让蒋介石在上海地区挣扎，跟帝国主义者在那里纠缠吧。
    夺取上海还要经过战斗，这场战斗不会像现在夺取郑州等地的战斗一样。不，在上海要进行更激烈的战斗。上海是世界各个帝国主义集团重要利益的交叉点，帝国主义是不会轻易让出的。
    首先和冯军会师，在军事方面充分地巩固起来，以全力展开土地革命，加紧瓦解蒋介石的后方和前线，然后将上海问题全部提出，这是不是比较适当呢？我想这样做是比较适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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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全集第九卷
    因此，这里问题并不在于“抹杀”对中国资产阶级斗争的战线，因为只要土地革命发展起来，它◇230◇反正是抹杀不了的；而土地革命正在发展，将来还要发展，一一这一点现在几乎是无可怀疑的。我再说一遍，问题不在于“抹杀”，而在于制定适当的斗争策略。
    某些同志以为现时在所有的战线上进攻是革命性的基本标志。不，同志们，这是不对的。目前在所有的战线上进攻，乃是愚蠢，而不是革命性。不能把愚蠢和革命性混为一谈。
    第六个问题
    “基马尔式的革命在中国是否可能呢？”
    我认为基马尔式的革命在中国是不可思议的，因而也是不可能的。基马尔式的革命，只有在像土耳其、波斯、阿富汗这些没有或几乎没有工业无产阶级、也没有强大的农民土地革命的国家内，才有可能。基马尔式的革命是民族商业资产阶级的上层革命，它是在反外国帝国主义者的斗争中产生的，在其继续发展中实质上是反对农民和工人、阻碍土地革命发生的。
    在中国不可能有基马尔式的革命，因为：
    (甲)在中国有一定数量的战斗的和积极的工业无产阶级，它在农民中间享有很高的威信：
    (乙)在中国有展开了的土地革命，它正在扫除自己道路上的封建残余。
    千百万的农民在许多省份里已经夺取了土地，并在中国革命的无产阶级的领导下进行斗争，一一◇231◇这就是防止所谓基马尔式革命的可能性的解毒剂。
    不能把基马尔党和武汉左派国民党相提并论，正像不能把土耳其和中国相提并论一样。土耳其并没有像上海、武汉、南京、天津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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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中心。安哥拉远不如武汉，正像基马尔党远不如左派国民党一样。
    从国际地位来看，也应该注意到中国和土耳其之间的差别。在土耳其方面，帝国主义己经达到了自己一系列的基本要求，夺取了土耳其的叙利亚、巴勒斯坦、美索不达米亚和其他对帝国主义者说来是重要的据点。土耳其现在已经降为一个只有一千万到一千二百万人口的地域不大的国家。它对于帝国主义既不是重要的市场，也不是有决定意义的投资场所。这种情形所以会发生，就中是由于旧土耳其是各种民族的混合体，只在安那托里亚才有稠密的土耳其族居民。
    中国就不是这样。中国是有几亿人口的民族密集的国家，是全世界极重要的销售市场和资本输出市场。在那里，在土耳其，帝国主义利用旧土耳其内部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民族对抗，能以割取东部一些极重要的地区而满足；而在这里，在中国，帝国主义必须在民族中国的活的躯体上开刀，把它割成碎片，夺取它整个的省份，以保持自己的旧有阵地，或者至少维持住这些阵地的一部分。
    因此，在那里，在土耳其，反帝国主义的斗争能以基马尔派的天折了的反帝国主义的革命而告终；而在这里，在中国，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一定会具有深刻的人民性和鲜明的民族性，一定会步步深入，直到同帝国主义作殊死的决斗，震撼帝国主义在全世界的基础。◇232◇
    反对派（季诺维也夫、拉狄克、托洛茨基）的最大的错误就在于他们没有看到土耳其和中国之间的这一切差别，把基马尔式的革命和土地革命混为一谈，不加区别地把一切东西搅成一团。
    我知道在中国民族主义者中间有些人抱着基马尔主义的思想。现在妄想扮演基马尔角色的人在中国是不少的。其中第一个就是蒋介石。我知道某些日本新闻记者有意把蒋介石算做中国的基马尔。但这一切都是张皇失措的资产者的梦想和幻觉。在中国，要就是张作霖和张宗昌之流的中国的墨索里尼们胜利，然后又被土地革命的浪潮推翻，要就是武汉胜利。力图使自己保持在这两个营垒之间的蒋介石及其帮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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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一定要垮台，遭到和张作霖、张宗昌同样的命运。
    第七个问题
    “在中国现在是不是需要提出农民立即夺取土地的口号，对于湖南农民夺取土地的事实应当怎样估计呢？”
    我认为是需要的。事实上没收土地的口号在若干地区内已在实行。在好些地区，如湖南、湖北等地，农民已经从下面夺取土地，成立自己的法庭，惩治自己的敌人，组织自己的自卫力量。我想，中国全体农民在最近期间都要去实现没收土地的口号。中国革命的力量就在这里。◇233◇
    如果武汉政府想要胜利，如果它想要建立真正的力量去反对张作霖、反对蒋介石、反对帝国主义者，它就应当大力支持夺取地主土地的农民土地革命。
    如果以为在中国只用军事力量就可以打倒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那是愚蠢的。没有土地革命，没有千百万工农群众对武汉军队的积极支援，要打倒这些势力是不可能的。
    反对派常常把蒋介石的政变估计为中国革命的低落，那是错误的。把蒋介石的政变估计为中国革命的低落的人，事实上是拥护蒋介石，事实上是拥护蒋介石回到武汉的国民党里去。看来他们以为：假如蒋介石没有分裂出去，革命事业也许要好些。这是愚蠢而又不革命的想法。蒋介石的政变事实上是使国民党洗去了污点，把国民党的核心向左推移。当然，蒋介石的政变不能不使一些地区的工人遭到局部的失败。然而这只是局部的和暂时的失败。事实上整个革命己随蒋介石的政变而进入其发展的更高阶段即土地运动阶段。
    中国革命的力量和威力就在这里。
    不能把革命运动看做一直上升的运动。这是对于革命的一种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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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的非现实的想法。革命总是曲折地进行的，它在一些地区里实行进攻并破坏旧秩序，在另一些地区里却遭到局部失败并实行退却。蒋介石的政变就是中国革命进程中的曲折之一，这一曲折是必要的，因为藉此可以把一切肮脏东西从革命中清洗出去，并沿着强大的土地运动的道路把革命向前推进。
    但是，要使这个土地运动能够形成，就必须使它有一个概括性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没收地主◇234◇土地。
    第八个问题
    “为什么组织苏维埃的口号在目前是不正确的呢？
    中国共产党是不是由于河南已经组织了工人苏维埃而有做革命运动尾巴的危险呢？”
    你们说的是什么样的苏维埃呢，是无产阶级苏维埃，还是非无产阶级苏维埃、“农民”苏维埃、“劳动者”苏维埃、“人民”苏维埃？列宁在其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提纲中曾经谈到在东方落后国家里成立“农民苏维埃”、“劳动者苏维埃”。列宁指的是中亚细亚那些“没有或几乎没有工业无产阶级”的国家。他指的是像波斯、阿富汗等等国家。其实这也就说明列宁的提纲中没有一句话说到要在那样的国家里组织工人苏维埃。
    但是由此可以看出：列宁的提纲指的不是中国，因为对于中国不能说“没有或几乎没有工业无产阶级”，他指的是东方其他较落后的国家。
    因此，这里说的是在中国立即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因此，在解决这个问题时，应该注意的不是列宁的提纲，而是同一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罗易的提纲，这个提纲说到要在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里成立工农苏维埃。但这个提纲中说的是：从资产阶级民主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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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过渡到无产阶级◇235◇革命时，在这些国家里应该成立工农苏维埃。
    什么是工农代表苏维埃呢？工农代表苏维埃主要是反对现存政权的起义机关，是为新的革命政权而斗争的机关，是新的革命政权机关。同时工农代表苏维埃又是组织革命的中心。
    但是只有在工农代表苏维埃是推翻现存政权的机关时，是新的革命政权机关时，它才能成为组织革命的中心。如果它不是新的革命政权机关，它也就不能成为组织革命运动的中心。反对派在反对列宁主义对工农代表苏维埃的看法时不愿了解这一点。
    现在，例如在武汉政府活动地区内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建立两重政权，成立反对武汉政府的起义机关。中国共产党人现在是否应当推翻武汉政府呢？显然是不应当的。相反地，他们应当支持武汉政府，把它变为反对张作霖、反对蒋介石、反对地主豪绅、反对帝国主义的机关。
    既然共产党现在不应当推翻武汉政府，那末现在为什么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呢？
    二者必居其一：
    或者是立即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去推翻武汉政府，这在目前是不正确的和不可容许的：
    或者是共产党人立即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但不实行推翻武汉政府的路线，不把苏维埃变成新的革命政权机关，一一那时苏维埃就会死亡，变成对苏维埃的讽刺。
    列宁在说到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时，总是警告不要这样做的。◇236◇
    你们的“问题”中说到河南已经出现了工人苏维埃，说到共产党如果不把成立苏维埃的口号带到群众中去，便有做运动的尾巴的危险。同志们，这是无稽之谈。现在河南并没有任何的工人代表苏维埃。这是英国报纸散布的谣言。那里有“红枪会”，那里有农民协会，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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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代表苏维埃目前根本没有。
    当然，成立工人苏维埃是可以的。这件事情并不十分困难。但问题不在于成立工人苏维埃，而在于把它们变成新的革命政权机关。不这样做，苏维埃就是空架子，就是对苏维埃的讽刺。过早地成立工人苏维埃，以致后来又把它们断送，变成空架子，这正是把中国共产党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袖变成以苏维埃玩各种各样“极左的”把戏这种行为的附属品。
    一九O五年的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第一任主席赫鲁斯塔廖夫，
    在一九。六年夏天也曾要求恢复亦即成立工人代表苏维埃，认为不管环境如何苏维埃本身都能把阶级力量的对比倒转过来。列宁当时反对赫鲁斯塔廖夫说，在一九○六年夏天不应该成立工人代表苏维埃，因为后卫队（农民）还没有靠近先锋队（无产阶级），在这种条件下成立苏维埃，提出起义的口号是冒险的，是不适当的。
    由此可见，第一、不可夸大苏维埃本身的作用；第二、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时不能不估计到周围的情况。
    一般说来，在中国需要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吗？
    是的，需要成立。在武汉革命政府巩固以后，在土地革命展开以后，在从土地革命、从资产阶级◇237◇民主革命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时候，是必须成立苏维埃的。
    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就是在中国奠定苏维埃政权的基础。而奠定苏维埃政权的基础，也就是奠定两重政权的基础和采取以苏维埃政权代替现在武汉国民党政权的方针。
    我以为这样做还不到时候。
    你们的“问题”中说到中国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权。
    为了使中国无产阶级在现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易于起领袖的作用，起领导者的作用，需要些什么呢？
    这首先需要中国共产党成为工人阶级的团结一致的组织，有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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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党纲，有自己的政纲，有自己的组织，有自己的路线。
    第二、需要中国共产党人站在农民土地运动的前列，教导农民尤其是贫农去组织革命的协会和委员会，去没收地主土地。
    第三、需要中国共产党人在军队中巩固起来，使军队革命化，改造军队，把军队从个别冒险分子的工具变成革命的工具。
    最后，需要中国共产党人参加武汉政府的地方机关和中央机关，参加武汉国民党的地方机关和中央机关，在这些机关中实行进一步展开既反对地主又反对帝国主义的坚决的革命的政策。
    反对派想以中国共产党脱离革命民主力量和退出国民党及武汉政府的办法来保持中国共产党的◇238◇独立性。但这是我国孟什维克在
    一九O五年所说过的那种十分可疑的“独立性”。大家知道，孟什维
    克当时反对列宁说：“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工人政党的领导权，而是工人政党的独立性。”列宁当时答复得很对：这就是否认独立性，因为把独立性和领导权对立起来就是把无产阶级变成自由资产阶级的附属品。
    我以为反对派现在谈到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同时要求或暗示中国
    共产党退出国民党和武汉政府，正是滚到一九O五年时期孟什维克的
    “独立性”的道路上去了。共产党只有既在国民党党内又在国民党党外即在广大劳动群众中成为领导力量时，才能保持真正的独立性和真正的领导权。
    不是退出国民党，而是保证共产党在国民党党内和国民党党外的领导作用，一一如果中国共产党想做一个真正独立的政党，这就是它现在要做的事情。
    第九个问题
    “目前能不能在中国提出成立正规红军的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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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从前途来看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但是，如果问题实际存在，那末现在，在目前，用新的军队，用红军来代替现在的军队是不可能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暂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它。
    现在主要的是一方面要改善现有军队，用一切可行的办法使军队革命化，一方面要立刻奠定由◇239◇受过土地革命锻炼的革命农民和革命工人所组成的新的革命的团和师的基础，成立一些新的、真正可靠的、拥有可靠的指挥人员的军团，使它们成为武汉革命政府的柱石。
    这些军团也就是以后要发展成为红军的新的军队的核心。
    这对于在前线尤其是在后方反对所有突然钻出的反革命分子的斗争都是必要的。
    没有这一点，就没有防止后方和前线的溃败、防止投敌和叛变的保障。
    我以为这条道路是目前唯一可能而又适当的道路。
    第十个问题
    “现在，在和资产阶级斗争的时候，能不能提出夺取中国企业的口号呢？
    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夺取在中国的外国工厂，这会不会引起同时夺取中国企业呢？”
    我以为，一般说来，夺取中国企业的时机还没有成熟。但是，中国企业主的顽强怠工、大批怠工企业的关闭和人为的失业现象，可以迫使武汉政府现在就开始把某些怠工企业收归国有，并用武汉政府的力量使这些企业开动起来，一一这种事情不是不会发生的。
    可能武汉政府现在就要被迫在个别场合下实行这种预防办法去对付特别坏的和反革命的中国企业主。◇240◇
    至于外国企业，要把它们收归国有则是将来的问题。把这些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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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归国有，就是对帝国主义者直接宣战。但是要直接宣战，就需要有稍微不同于现在的较为有利的环境。
    我以为在革命的现阶段，当革命还没有巩固的时候，这种办法是过早的，因而也是不适当的。
    现在的任务不在于此，而在于以全力燃起土地革命的火焰，保证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的领导权，巩固武汉，把武汉变成和中国革命的各种各样敌人作斗争的中心。
    不能一下子把一切任务都堆在自己身上，而冒压伤自己的危险。况且国民党及其政府是不适于解决剥夺中外资产阶级这种极重要的任务的。要解决这些任务，就需要有另一种环境、另一个革命阶段、另
    一种革命政权机关。
    按斯大林“中国革命和反对派的错误”
    一九二七年莫斯科一列宁格勒版刊印◇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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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十月革命准备时期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专政的口号
    (答坡克罗夫斯基)
    我认为你今年五月二日的来信没有理由和根据要我作详细的回答，所谓逐条的回答。
    其实，你这封信和杨一斯基的信比较起来，没有什么特别新的东西。
    但我还是回答你这封信，因为它包含着一些直接恢复一九一七年
    四五月间加米涅夫立场的成分。只是为了揭露这些恢复加米涅夫立场的成分，我才认为需要对你的来信作一个简短的答复。
    (一)你在来信里说：“事实上我们在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这一时期所实行的是和全体农民联盟的口号”，“党在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这一时期所维护的，是它对农民的旧口号，即和全体农民联盟的口号”。
    第一、照你这样说来，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准备时期（一九一
    七年四月至十月)并没有力求把贫苦农民和富裕农民分开，而是把农民看做一个整体。◇243◇
    第二、照你这样说来，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准备时期并没有以“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专政”的新口号代替“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的旧口号，而是停留在一九○五年列宁的小册子“两个策略”所规定的旧的立场上。
    第三、照你这样说来，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准备时期（一九一
    七年三月至十月)与苏维埃的动摇和妥协、与中农在苏维埃内部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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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全集第九卷
    线上的动摇、与他们在革命和反革命之间的动摇、与他们在七月事变时（即以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中的妥协分子为首的苏维埃协同反革命将军一起来孤立布尔什维克的时候)表现得特别厉害的动摇和妥协作斗争的政策，即布尔什维克反对某些农民阶层的动摇和妥协的斗争，原来是无的放矢，绝对不需要的。
    最后，照你这样说来，加米涅夫在一九一七年四五月间坚持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的旧口号原来是对的，而列宁认为这个口号已经陈旧并宣布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专政的新口号原来是不对的。
    只要提出这些问题就会明白你这封信从头到尾都是荒谬绝伦的。可是，因为你是一位很喜欢从列宁著作里引证个别词句的人，我们就来看看引文吧。
    不必费多大气力就可以证明，列宁认为从革命的进一步发展来看，
    二月革命以后俄国土地关系中的新现象，不是无产阶级和全体农民的利益一致，而是贫苦农民和富裕农民的分裂：贫苦农民趋向于无产阶级，而富裕农民则跟着临时政府走。
    请看列宁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和加米涅夫及加米涅夫派争论时是怎样说明这一点的：◇244◇
    现在”把希望寄托在和农民利益的一致上，这对“无产阶级政党是不可容许的。”（见列宁在一九一七年四月代表会议上的演说，
    “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四卷第二O五页)
    其次：
    “我们现时从一些农民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已看出一种等待召集立宪会议去解决土地问题的思想，一一这是倾向立宪民主党人的富裕农民②的胜利。”（见列宁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彼得格勒全市代表会议上的演说，“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四卷第一一七页)
    ①②着重号是我加的。一一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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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十月革命准备时期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专政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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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其次：
    “可能农民将取得全部土地和全部政权。我不仅不忘记这个可能性，不把自己的眼界局限于今天，而且在直接而明确地规定土地纲领时我还估计到新现象，即雇农和贫苦农民跟富裕农民间所发生的更深的分裂0。”（见列宁一九一七年四月写的“论策略书”，“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四卷第二十七页)
    这就是列宁在二月革命后的农村新环境里看出的新颖的和重要的东西。
    这就是列宁在一九一七年二月以后的时期内规定党的政策时所持的出发点。
    列宁根据这个原理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彼得格勒全市代表会议上说道：◇245◇
    “我们只是在这里，在本地，才知道工兵代表苏维埃己把政权交给临时政府了。工兵代表苏维埃是无产阶级和士兵专政的实现，而士兵大多数是农民。这也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可是，这个‘专政’已和资产阶级妥协了。所以需要重新审查‘旧’布尔什维主义。”②（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四卷第一一六页）
    列宁根据同一原理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写道：
    “现在谁还只说‘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谁就是落后于实际生活，因而谁就是实际上跑到了小资产阶级方面去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谁就应该被送到革命前的‘布尔什维克’档案库(可以叫做“旧布尔什维克”档案库)里去。”（见“列宁全集”第
    四版第二十四卷第二十六页)
    在这个基础上也就产生了代替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旧口号的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专政的口号。
    ①②着重号是我加的。一一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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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全集
    第九卷
    你可以说（而你在信里正是这样说的）这是像托洛茨基那样跳过尚未完成的农民革命，但这种说法令人信服的程度，正像加米涅夫在
    一九一七年四月对列宁的反驳一样。
    列宁完全估计到这种反驳，所以当时他说：
    “托洛茨基主义是‘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这是不对的。小资产阶级是存在的，决不可◇246◇把它一笔勾销。但它有两部分。它的贫苦的部分是跟工人阶级一道走的。”（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四卷第一二三页)
    加米涅夫的错误和你现在的错误就是不善于看出并着重指出小资产阶级（这里是指农民）两个部分的区别，不善于从全体农民群众中划出农民的贫苦的部分，并根据这一点来规定党在一九一七年由革命第一阶段过渡到革命第二阶段时的政策，不善于从这一点引伸出新口号，党的第二个战略口号，即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专政的口号。
    我们且根据列宁的著作来循序考察“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专政”这一口号从一九一七年四月至十月间的实际历史吧。
    一九一七年四月：
    “俄国时局的特点在于从革命第一阶段过渡到②革命第二阶段，第一阶段由于无产阶级的觉悟性和组织性不够而使政权落到了资产阶级手中，第二阶段则应当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阶层③手中。”（见列宁“四月提纲”，“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四卷第四页)
    一九一七年七月：
    “只有革命工人一一如果贫苦农民④支持他们的话一一才能打破资本家的反抗，引导人民◇247◇无偿地夺取土地，获得完全自由，战胜饥荒，消除战争，争得正义的持久的和平。”（见“列宁全集”第
    四版第二十五卷第二一八页)
    ①②③④着重号是我加的。一一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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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一七年八月：
    “只有领导着贫苦农民①（即我们党纲所说的半无产者）的无产阶级才能以民主的和平结束战争，医好战争创伤，开始实行那些已成为绝对必要而刻不容缓的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一一这就是我们的阶级政策在现时的定义。”（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五卷第二五
    八页)
    一九一七年九月：
    “只有无产者和贫苦农民②专政才能打破资本家的反抗，显示政权的真正伟大的勇敢果决精神，使自己无论在军队或农民中间都能得到群众热烈的、奋不顾身的和真正英勇的支持。”（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五卷第三四六页至第三四七页)
    一九一七年九月至十月，列宁在“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六0）一书中和“新生活报”进行论战时写道：
    “或者③全部政权归资产阶级，这是你们早己不拥护的，甚至资产阶级自己也不敢提及的，因为它知道，在四月二十至二十一日，人民只耸一耸肩就把这样一个政权抛开了，而现在则会◇248◇加倍坚决地、无情地抛开这样一个政权。或者④政权归小资产阶级即这个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同盟（联盟，协定），因为小资产阶级不愿意而且不能独立自主地夺取政权，这是一切革命的经验证明了的，也是经济科学证明了的。经济科学表明：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可以拥护资本，可以拥护劳动，但在中间是站不住的。这个同盟半年来在俄国己试用过不下几十种的方法，但终归失败了。最后，或者⑤全部政权归无产者和贫苦农民⑥，反对资产阶级，打破资产阶级的反抗。这还没有尝试过，而这是你们‘新生活报’的各位先生劝人民不要去干的，你们用自己畏惧资产阶级的心理去吓唬人民。第四种办法是连臆造也臆造不
    ①②③④⑤⑥着重号是我加的。一一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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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全集第九卷
    出来的。”（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六卷第九十九页至第一○
    O页)
    事实就是如此。
    十月革命准备史中的这一切事实和事件，你都“安然地”回避过去了；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准备时期为反对当时坐在苏维埃里的“富裕农民”的动摇和妥协而进行的斗争，你都“安然地”从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中一笔勾销了；列宁的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专政的口号，你都“安然地”埋葬了，你还以为这不是亵渎历史和列宁主义。
    你应从这些举不胜举的引文中看到：布尔什维克在一九一七年二月后所持的出发点，不是联合◇249◇全体农民，而是联合农民中的贫苦的部分；布尔什维克在走向十月革命时所实行的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的旧口号，而是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专政的新口号。
    由此可见，布尔什维克在实行这个口号时必须反对苏维埃的动摇和妥协，反对坐在苏维埃里的某一部分农民的动摇和妥协，反对那些叫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政党的动摇和妥协。
    由此可见，没有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专政的新口号，我们当时就不能聚集一支相当强大的政治军队，以克服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妥协，中立某一部分动摇的农民，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从而使资产阶级革命能够进行到底。
    由此可见，“我们是和贫苦农民一道，在富农（也是农民）的反抗和中农的动摇下，走向十月革命并在十月革命中获得胜利的”（见我给杨一斯基的回信①)。
    这样看来，在一九一七年四月间和十月革命整个准备时期内对的是列宁，而不是加米涅夫。你现在却来恢复加米涅夫立场，看来未免结交了一个不大好的伙伴吧。
    ①见本卷第一九四页。（指旧版页码）一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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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和上述一切相对立，你引证列宁的话，说我们在一九一七年十月是在全体农民支持下取得政权的。说我们是在全体农民的某种支持下取得政权，这是完全正确的。可是你竟忘记补说一件“小◇250◇事情”：在十月革命时和十月革命后，全体农民只是在我们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的限度内才支持过我们。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小事情”，它在这里是能解决问题的。“忘记”这样重要的“小事情”，从而抹杀最重要的问题，这对一个布尔什维克来说是不可容许的。
    从你的来信中可以看出，你把列宁关于全体农民的支持的言论和同样是列宁规定的“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专政”的党的口号对立起来。可是为了把列宁这种言论和前面摘自列宁著作的引文对立起来，为了有根据地用你引来的列宁关于全体农民的言论来驳倒前面所引的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专政的口号的几段话，一一为了这样做，至少必须证明两件事情。
    第一、必须证明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是十月革命的主要之点。列宁认为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是十月革命的“副”产物，十月革命“顺便地”解决了这个任务。首先必须驳倒列宁这个原理，并证明
    十月革命的主要之点不是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不是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手里，而是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你试证明这一点吧，你如果能证明，我就决意承认：我们党在一九一七年四月至十月间的口号不是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专政，而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
    从你的来信中可以看出，你没有认为自己能承担这种过分冒险的任务，但你企图“顺便地”证明在十月革命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上，即和平问题上，似乎全体农民都支持过我们。这当然是不对的。这是完全不对的。在和平问题上，你的观点已经是庸人的观点了。其实，当时在我们这里和平问题就是政权问题，因为只有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手里才能指望摆脱帝国主义战争。◇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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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全集第九卷
    你大概忘记了列宁的话：“只有使政权转到另一个阶级手里，才能结束战争”，“‘打倒战争’，并不是抛弃刺刀，而是使政权转到另一个阶级手里”（见列宁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彼得格勒全市代表会议上的演说，“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四卷第一二三页和第一一九页)。
    总之，二者必居其一：或者你应当证明十月革命的主要之点是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或者你不能证明这一点，一一那时自然要得出结论说，在十月革命中，全体农民只是在我们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消灭君主制、消灭地主所有制和地主秩序的限度内，才支持过我们。
    第二、你应当证明：布尔什维克不必在十月革命整个准备时期一贯实行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专政的口号，不必根据这个口号来一贯反对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妥协，不必根据这个口号来一贯揭露某些农民阶层及其在苏维埃中的代表们的动摇，便能在十月革命时和十月革命后由于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而得到全体农民的支持。
    你试证明这点吧。实际上，为什么我们在十月革命时和十月革命后都能保证自己得到全体农民的支持呢？这是因为我们己有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的可能。
    为什么我们得到了这种可能呢？这是因为我们推翻了资产阶级政权而代之以无产阶级政权，只有无产阶级政权才能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
    为什么我们能推翻资产阶级政权而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呢？这是因为我们在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专政的口号下进行了十月革命的准备工作，因为我们根据这个口号不断地和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妥协◇252◇作了斗争，因为我们根据这个口号不断地和坐在苏维埃里的中农的动摇作了斗争，因为我们只有在这样的口号下才能克服中农的动摇，打破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妥协，并聚集一支能够为无产阶级获得政权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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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政治大军。
    没有这些决定十月革命命运的先决条件，我们无论在十月革命时或十月革命后，都不能得到全体农民的支持来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这几乎是用不着证明的。
    农民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汇合的问题是要这样来了解的。
    因此，将十月革命时和十月革命后全体农民支持我们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的事实跟我们在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专政的口号下准备
    十月革命的事实对立起来，就是一点也不懂得列宁主义。
    你的基本错误就在于你既不懂得社会主义的任务和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的任务在十月革命进程中错综结合的事实，又不懂得从党的第二个战略口号即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专政的口号中产生出来的十月革命的个别要求如何得以实现的诀窍。
    读到你的来信时会以为不是我们使农民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反而是“全体农民”（包括富农在内）使布尔什维克为他们服务。假使布尔什维克这样容易地“去”为非无产阶级服务，布尔什维克的事情可就糟了。
    拖你后腿的正是一九一七年四月的加米涅夫立场。
    (三)你硬说斯大林看不出一九。五年的环境和一九一七年二月前的环境的差别。这当然是不◇253◇严肃的。我没有这样说，而且不
    能这样说。我在信里只是说，党在一九O五年提出的无产阶级和农民
    专政的口号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中已得到了证实。这当然是对的。
    一九一七年八月列宁在“农民和工人”一文中正是这样描写那种情况的：
    “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才能推翻君主制度，一一这就是我们的阶
    级政策在当时（指一九O五年而言。一一斯大林注）的基本定义。这
    个定义是对的。一九一七年二月和三月再次证实了这一点。”①（见
    ①着重号是我加的。一一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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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斯大林全集第九卷
    “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五卷第二五八页)你不过是想吹毛求疵罢了。
    (四)其次，你企图证明斯大林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企图把他在“列宁主义问题”一书中说到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后有可能和中农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的那段话，和他的关于十月革命前中农的妥协的论点对立起来。
    不必费多大气力就能证明你把这两种不同现象等量齐观是绝对不科学的。十月革命前的即资产阶级执政时的中农，和无产阶级专政己巩固后的即资产阶级已被推翻和剥夺、合作制已经发展、主要生产资料己集中到无产阶级手里时的中农，是两种不同的东西。把这两种中农等量齐观，把它们混为一谈，就是不联系历史环境来观察现象而丧失一切前途。这颇与季诺维也夫混淆日子和时期、胡乱引◇254◇证他人言论的手法相似。如果这叫做“革命辩证法”，那就必须承认坡克罗夫斯基打破一切“辩证的”吹毛求疵的纪录了。
    (五)其余的问题我不谈了，因为我认为在我和杨一斯基的通信中己把这些问题解决了。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日
    第一次载于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
    一九二八年第四版◇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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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第八次全会六一第十次会议上的演说)
    一
    几个小问题
    同志们！我应当道歉，今天执行委员会的会议我迟到了，未能完全听到托洛茨基在这里，在执行委员会上的演说。
    可是我想，最近几天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问题给执行委员会写了这么多的论著、提纲和书信，我们要批判反对派，材料不会是不够的。
    因此，我将根据这些文件来批判托洛茨基的错误，我不怀疑，这个批判同时将是对托洛茨基今天演说的基础的批判。
    我将尽可能在论战中排除个人的成分。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对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个别委员的个人攻击是不值一谈的。
    看来托洛茨基想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把自己扮成一个英雄，使执行委员会把讨论战争◇257◇危险、中国革命等等问题变成讨论托洛茨基的问题。我想，托洛茨基是不值得予以这样大的注意的。(有人喊道：“对！”)况且，与其说他像个英雄，不如说像个演员，把演员和英雄混为一谈无论如何是不行的。
    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这样一些被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揭穿了他们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人，痛骂布尔什维克，这对布哈林或斯大林并不是什么侮辱，这一点我就不讲了。相反地，要是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型的半孟什维克赞扬我而不骂我，那对我倒是莫大的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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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斯大林全集
    第九卷
    反对派现在的这种派别言论是否违背了他们在一九二六年十月十
    六日所承担的义务，这一点我也不多讲了。托洛茨基认定，根据反对派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六日的声明，他有权坚持自己的观点。这当然是对的。但是，如果托洛茨基要硬说声明的内容只限于这一点，这就只能叫做诡辩，不能叫做别的。
    在反对派十月十六日的声明中不仅说到反对派有权坚持自己的观点，而且说到这些观点只有在党所许可的范围内才能坚持，派别活动应当抛弃和肃清，反对派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党的意志和中央的决定，反对派不仅应当服从这些决定，而且应当诚心诚意地“实行”这些决定。
    既然如此，是否还需要证明反对派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六日的声明己经被他们自己极粗暴地破坏和撕得粉碎了呢？
    在反对派的许多提纲、论文和演说中，下流地和极端诬蔑地歪曲了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立场，这一点我也不多说了。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不断地硬说联共（布）中央和共产◇258◇国际似乎过去坚持而且现在还在坚持“支持”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
    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这个论断是捏造，诽谤，故意歪曲事实，这几乎是用不着证明的。实际上，当中国革命还是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的时候，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所坚持的不是支持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而是利用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后来当中国革命已成为土地革命而民族资产阶级开始离开革命的时候，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就用和民族资产阶级进行武装斗争的政策代替了那一个政策。
    只要看看这些文件，如第七次扩大全会的决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著名宣言〔六二)、斯大林的给宣传员的提纲，以及布哈林日前
    ①见本卷第一九九页至二O七页。（指旧版页码）一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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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
    203
    交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提纲，就会确信这一点。
    反对派的倒霉正在于他们不造谣不歪曲就活不下去。现在我们来谈本题。
    二
    农民土地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
    托洛茨基的基本错误在于他不懂得中国革命的意义和性质。共产国际的出发点是：封建残余是◇259◇现时在中国推动土地革命的压迫的主要因素。共产国际的出发点是：中国农村中的封建残余和这种残余上面的全部军阀官僚上层建筑及其督军、省长、将军、张作霖之流等等，是现在的土地革命藉以发生和日益展开的基础。
    既然很多省份里农民收入的百分之七十归地主豪绅所有，既然武装的和非武装的地主不仅握有经济权力，而且握有行政和司法权力，既然直到现在一些省份里还有中世纪的买卖妇女和儿童的事情，那就不能不承认封建残余是中国各省的压迫的主要形式。
    正因为封建残余及其全部军阀官僚上层建筑是中国国内的压迫的主要形式，正因为如此，现在中国正经历着一个按其力量和规模来说是最伟大的土地革命。
    而土地革命是什么呢？土地革命正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和内容。
    正因为如此，所以共产国际说，中国目前正经历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但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仅反对封建残余，同时也反对帝国主义。
    为什么呢？
    因为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全部财政的和军事的力量，乃是支持、鼓舞、培植和保存封建残余及其全部军阀官僚上层建筑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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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全集第九卷
    因为不同时进行革命斗争以反对在中国的帝国主义，就不能肃清中国的封建残余。
    因为谁要肃清中国的封建残余，谁就一定要和在中国的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集团作斗争。◇260◇
    因为不和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就不能打倒并肃清中国的封建残余。
    正因为如此，所以共产国际说，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时是反帝国主义的革命。
    这样，中国现在的革命便是两条革命运动（反封建残余运动和反帝国主义运动)巨流的汇合。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反封建残余的斗争和反帝国主义的斗争的结合。
    共产国际（自然联共（布）中央也是这样)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整个路线的出发点就是如此。
    而托洛茨基对中国问题的立场的出发点是什么呢？它是和刚才说过的共产国际的观点正相对立的。托洛茨基不是完全不承认中国封建残余的存在，就是认为这些封建残余没有决定的意义。托洛茨基（自然反对派也是这样)对中国封建官僚压迫的力量和意义估计过低，以为中国民族革命的基本原因是中国关税受帝国主义国家的控制。
    请让我引证托洛茨基几天以前送交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众所周知的提纲吧。托洛茨基这个提纲的标题是“中国革命和斯大林的提纲”。托洛茨基在这个提纲中写道：
    “布哈林藉口‘封建残余’在中国经济中似乎起主要作用来为机会主义的妥协路线辩护，他这种企图是毫无根据的。即使布哈林对中国经济的估计是根据经济的分析，而不是根据一些烦琐哲学的定义，‘封建残余’仍旧不能替如此明显地促进了四月政变的政策作辩护。中国革命具有民族资产阶级的性质，其基本原因在于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受阻于中国关税①受帝国◇261◇主义国家的控制。”（见托洛茨基“中国革命和斯大林的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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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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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仔细看这一段引文就会以为托洛茨基不是反对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性质问题上的路线，而是反对布哈林的“妥协政策”。这当然是不对的。事实上在这一段引文中所说的是否认封建残余在中国的“主要作用”。事实上这里所说的是把中国现在日益展开的土地革命宣布为上层的革命，所谓反关税的革命。
    托洛茨基在这里所以要把布哈林的“妥协政策”说一顿，其目的是为了掩盖自己背叛共产国际路线的行为。直截了当地说，这是托洛茨基惯用的欺骗手法。
    这样，在托洛茨基看来，中国封建残余及其全部军阀官僚上层建筑，不是目前中国革命的基本发条，而是次要的、不大的、只配放在引号里面的力量。
    这样，在托洛茨基看来，中国民族革命的“基本原因”是中国关税受帝国主义者的控制，因此，中国革命主要是所谓反关税的革命。
    托洛茨基的论调的出发点就是如此。
    托洛茨基对中国革命性质所持的观点就是如此。
    请让我指出：这种观点正是张作霖“陛下”的五等文官的观点。◇262◇
    如果托洛茨基的观点是正确的，那就应该承认张作霖和蒋介石也是对的，因为他们既不要土地革命，也不要工人革命，他们所要达到的只是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实现中国的关税自主。
    托洛茨基的观点已经是张作霖和蒋介石的办事员的观点了。如果封建残余应该放在引号里面，如果共产国际宣称封建残余在革命现阶段上有主要的意义是不对的，如果中国革命的基础是关税不自主，而不是和封建残余及支持这些残余的帝国主义作斗争，那末，中国的土地革命还有什么内容呢？
    ①着重号是我加的。一一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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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斯大林全集
    第九卷
    中国的土地革命和没收地主土地的要求从哪里来的呢？在这种情况下有什么根据认为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呢？土地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这难道不是事实吗？难道土地革命能够从天上掉下来吗？
    在湖南、湖北、河南等等省份里，千百万的农民被卷进极伟大的土地革命中，农民在这些省份里建立起自己的政权、自己的法庭、自
    己的自卫力量，赶走地主，“用平民手段”O制裁他们，这难道不是
    事实吗？
    如果封建军阀的压迫不是中国的压迫的主要形式，那末，这样强大的土地运动是从哪里来的呢？
    如果不承认帝国主义是压迫中国人民的封建主和军阀的基本同盟者，那末，千百万农民的这种声势浩大的运动怎能同时具有反帝国主义的性质呢？
    仅湖南一省的农民协会现在就有二百五十余万会员，这难道不是事实吗？而这种会员在湖北和◇263◇河南现在有多少呢？最近期间在中国其他省份又将有多少呢？
    还有“红枪会”、“硬肚”②等等，一一难道这一切都是捏造而不是现实吗？
    难道可以真正地断言以没收地主的土地为口号的千百万农民的土地革命不是反对真正的不容怀疑的封建残余，而是反对想像出来的引号里的封建残余吗？
    ①“用平民手段”系马克思语。一八四八年马克思在“新莱茵报”上写道：“全部法兰西的恐怖主义无非是用以打垮资产阶级的敌人即打垮专制制度、封建主义和市侩主义的一种平民手段而已。”一一译者注。
    ②“红枪会”是中国在民国时期出现的会门组织。它最早在山东与河南地区发展起来，兴盛于20世纪20年代，各地的名称不一，对外以称“大刀会”或者“硬肚”者为多。一一本书制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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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
    207
    托洛茨基的观点已经是张作霖“陛下”的办事员的观点了，这难道不明显吗？
    由此可见，我们有两条基本路线：
    (甲)共产国际的路线一一估计到中国存在着封建残余这一压迫的主要形式，估计到强大土地运动的决定意义，估计到封建残余和帝国主义的联系，估计到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性质及其反帝国主义斗争的突出性；
    (乙)托洛茨基的路线一一否认封建军阀压迫的主要意义，看不见中国土地革命运动的决定意义，并且仅以要求中国关税自主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利益来说明中国革命的反帝国主义的性质。
    托洛茨基（自然反对派也是这样）的基本错误在于低估了中国的土地革命，不懂得这个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性质，否认中国千百万人所参加的土地运动的前提，低估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
    这种错误对托洛茨基来说并不是新的错误。它是托洛茨基在和布尔什维主义作斗争的整个时期中整个路线的极显著的特点。
    低估农民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作用这一错误，从一九○五年起就和托洛茨基形影不离，它◇264◇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前夜表现得特别明显，并且直到现在也没有离开托洛茨基。
    请让我举出几件托洛茨基反对列宁主义的事实，例如举出一九一
    七年二月革命前夜的事实，那时我们正走向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
    当时托洛茨基硬说，既然农民中间的分化已经加剧，既然目前我们这里存在着帝国主义的统治，并且无产阶级把自己和资产阶级民族对立起来，那末农民的作用就会降低，而土地革命就不会有一九○五年所赋予它的那种意义了。列宁对这一点是怎样回答的呢？
    请让我从一九一五年列宁关于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作用问题的论文中引出一段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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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斯大林全集第九卷
    “托洛茨基的奇特的理论（指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斯大林注)从布尔什维克这里摄取了号召无产阶级进行坚决革命斗争并夺取政权的思想，而从孟什维克那里摄取了‘否认’农民作用的思想。农民呢，分为阶层了，分化了，他们可能有的革命作用渐渐消失了；在俄国‘民族’革命是不可能了，因为‘我们生活在帝国主义时代’，而‘帝国主义不是把资产阶级民族和旧制度对立起来，而是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族对立起来’。
    这真是一个‘玩弄字眼’（帝国主义这个字眼）的滑稽例子！如果在俄国无产阶级已经和‘资产阶级民族’对立起来，那就是说，俄国面临社会主义革命了！！那末‘没收地主的土地’的口号（托洛茨基继一九一二年一月代表会议之后在一九一五年重复说的)就不对了，那末不应当说◇265◇‘工人的革命的’政府，而应当说‘工人的社会主义的’政府了！！托洛茨基糊涂到什么程度，从他的这句话里就可以看出来：无产阶级也以坚决性吸引‘非无产阶级的(！)人民群众’（第二一七号)！！托洛茨基不曾想到：如果无产阶级吸引农村非无产阶级群众去没收地主的土地并推翻君主制，那末这将是俄国‘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这将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①
    一九O五年至一九一五年这整整十年，这伟大的十年，证明了俄
    国革命有两条阶级路线，而且只有两条阶级路线。农民的分化加强了农民内部的阶级斗争，唤醒了很多在政治上睡觉的分子，使农村无产
    阶级接近了城市无产阶级（从一九O六年起，布尔什维克就主张要特
    别组织农村无产阶级，并把这个要求列入了孟什维克占多数的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的决议中)。但是‘农民’和马尔柯夫之流一罗曼诺夫之流一赫沃斯托夫之流的对抗却加强了，增长了，尖锐化了。这是一
    ①着重号是我加的。一一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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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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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很明显的真理，甚至托洛茨基在巴黎写的几十篇文章的千言万语都“推翻’不了它。托洛茨基实际上是帮助俄国那些把‘否认’农民的作用理解为不愿意发动农民起来革命的自由主义的工人政治家！而现在关键就在这里。”（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一卷第三八一页至第三八二页)
    托洛茨基公式的特点在于他看见资产阶级，看见无产阶级，而看不见农民，不了解农民在资产阶◇266◇级民主革命中的作用，一一正是这个特点构成了反对派在中国问题上的基本错误。
    托洛茨基和反对派在中国革命性质问题上的“半孟什维主义”也正是在这里。
    从这个基本错误中产生了反对派的其他一切错误，产生了反对派在中国问题提纲中的一切糊涂观念。
    三屠杀共产党人的南京右派国民党及与共产党人保持联盟的武汉左派国民党
    就拿武汉问题做例子吧。共产国际关于武汉的革命作用的问题的方针是人所共知的，而且是很清楚的。既然中国正经历着土地革命，既然土地革命的胜利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是无产阶级和农民革命专政的胜利，既然南京是国内反革命的中心，而武汉是中国革命运动的中心，那末，在保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国民党党内和国民党党外的领导作用的条件下，必须支持武汉国民党，共产党人必须参加武汉国民党及其革命政府。
    现在的武汉政府是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机关呢？不，暂时还不是，而且不会很快就成为这样的机关。但是在革命进一步发展时，在这一革命取得胜利时，它是有一切机会发展成这样的机关的。◇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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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全集第九卷
    共产国际的方针就是如此。
    托洛茨基看问题则完全不同。他认为武汉是“空架子”，而不是革命运动的中心。对于左派国民党现在代表什么这个问题，托洛茨基回答说：“暂时还不代表什么，或几乎不代表什么。”
    就说武汉是空架子吧。既然武汉是空架子，那末，托洛茨基为什么不要求和这个空架子作坚决的斗争呢？从什么时候起，共产党人竟开始支持空架子，参加空架子，领导空架子呢？共产党人必须和空架子作斗争，这难道不是事实吗？共产党人拒绝和空架子作斗争，便是欺骗无产阶级和农民，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为什么托洛茨基不提议和空架子作斗争，即使采取共产党人立即退出武汉国民党和武汉政府的办法呢？为什么托洛茨基提议留在这个空架子里，不退出这个空架子呢？这里的逻辑何在？
    这种“逻辑上的”不对头是不是由于托洛茨基对武汉指手划脚地讲了一顿，把它叫做空架子，然后又胆怯起来，不敢在自己的提纲里做出相当的结论呢？
    或者拿季诺维也夫做例子来说。季诺维也夫在他今年四月提交联
    共（布）中央全会的提纲中，把武汉国民党估计为一九二O年时期的
    基马尔派的政府。但基马尔派的政府是反对工人和农民的政府，是没有而且不能有共产党人的位置的政府。看来从对武汉的这种评价中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和武汉作坚决的斗争，推翻武汉政府。
    具有人类的普通逻辑的普通人是会这样想的。◇268◇
    季诺维也夫却不这样想。他把汉口的武汉政府估计为基马尔派的政府，同时提议给这个政府以最有力的支持，提议共产党人不要退出这个政府，不要离开武汉国民党等等。他直截了当地说：
    “必须给汉口以最有力的和全面的帮助，从那里组织对卡维涅克们的反击。在最近时期必须集中力量帮助汉口组织起来和巩固起来。”（见季诺维也夫的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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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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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能懂得呵！托洛茨基说武汉（汉口）是空架子。相反地，季诺维也夫却断言武汉是基马尔派的政府。由此应该做出结论：和空架子作斗争，为推翻武汉政府而斗争。然而不管托洛茨基也罢，季诺维也夫也罢，都不敢做出从他们的前提中必然产生的结论，而季诺维也夫甚至更进一步，提议“给汉口以最有力的和全面的帮助”。
    这一切说明什么呢？说明反对派纠缠在矛盾里了。他们失去了逻辑思考的能力，丧失了一切前途。
    观点糊涂，在武汉问题上失去任何前途，一一如果一般说来可以把糊涂叫做方针的话，这就是托洛茨基和反对派的方针。
    四论中国工农代表苏维埃
    或者再拿中国工农代表苏维埃问题做个例子吧。◇269◇
    关于组织苏维埃的问题，我们有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三个决议：列宁论在落后国家中成立非无产阶级的农民苏维埃的提纲，罗易论在中国、印度这样的国家里成立工农苏维埃的提纲，以及论“在什么时候和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建立工人代表苏维埃”的特别提纲。
    列宁的提纲是说明在没有或几乎没有工业无产阶级的中亚细亚诸国成立“农民的”、“人民的”、非无产阶级的苏维埃。列宁的提纲里没有一句话说到在这样的国家成立工人代表苏维埃。并且列宁的提纲认为苏联无产阶级对落后国家的革命的直接援助是在这些国家里成立并发展“农民的”、“人民的”苏维埃的必要条件之一。显然，这个提纲指的不是中国或印度，因为在这些国家里有一定数量的工业无产阶级，并且在这些国家里建立工人苏维埃在一定条件下是成立农民苏维埃的先决条件；这个提纲指的是其他较落后的例如波斯等等国家。
    罗易的提纲主要是指已有工业无产阶级的中国和印度。这个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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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全集第九卷
    建议在一定条件下，在从资产阶级革命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过渡时期，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显然，这个提纲对中国有直接的关系
    标题为“在什么时候和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建立工人代表苏维埃”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特别提纲根据俄国和德国革命的经验说明了工人代表苏维埃的作用。这个提纲断言：“没有无产阶级革命的苏维埃不可避免地会变成对苏维埃的讽刺。”显然，在讨论立即在中国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问题时，我们也应当考虑到最后这个提纲。
    如果同时考虑到目前中国的形势和作为革命运动中心的武汉国民党的存在，以及共产国际第二◇270◇次代表大会的后两个提纲的指示，那末，在中国立即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的问题是怎样的呢？
    现在，例如在武汉政府活动地区内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这就是建立两重政权，这就是提出推翻左派国民党和在中国成立新的苏维埃政权的斗争口号。
    工农代表苏维埃是为推翻现存政权而斗争的机关，是为新政权而斗争的机关。工农代表苏维埃的出现不能不造成两重政权，而两重政权又不能不使全部政权应当归谁的问题尖锐化起来。
    俄国在一九一七年三月、四月、五月、六月的情形是怎样的呢？当时存在着临时政府，它握有一半政权，而且也许是较为实在的政权，因为当时军队还是支持它的。与此同时，还存在着工兵代表苏维埃，它们也握有似乎一半政权，虽然不是像临时政府那样实在的政权。当时布尔什维克的口号是取消临时政府，把全部政权转归工兵代表苏维埃。当时布尔什维克中间谁也没有想到加入临时政府，因为既要推翻这个政府，就不能加入这个政府。
    能不能说一九一七年三月至六月俄国的形势类似现在中国的形势呢？不，不能这样说。所以不能这样说，不仅由于俄国当时面临着无产阶级革命，中国现在则面临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且由于俄国临时政府是反革命的和帝国主义的政府，现在的武汉政府则是反帝国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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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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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的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意义下的革命的政府。
    反对派在这方面向我们建议些什么呢？
    反对派建议在中国立即成立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作为组织革命运动的中心。但工农代表苏维埃◇271◇并不只是组织革命运动的中心。它们首先而且主要是反对现存政权的起义机关，是建立新的革命政权的机关。反对派不懂得：工农代表苏维埃，只有作为起义机关，只有作为新政权机关，才能变成革命运动的中心。不这样，工人代表苏维埃就会变成空架子，变成现存政权的附属品，就像一九一八年在德国和一九一七年七月在俄国发生过的情形一样。
    反对派是否懂得现时在中国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就是造成苏维埃和武汉政府这两重政权，而且必不可免要提出推翻武汉政府的口号呢？
    我很怀疑季诺维也夫懂得这个简单的道理。但托洛茨基是完全明白这一点的，因为他在自己的提纲中直截了当地说：“苏维埃的口号就是号召经过两重政权的过渡制度去建立实际的政权机关。”（见托洛茨基的提纲“中国革命和斯大林的提纲”)
    由此可见，我们在中国成立苏维埃，同时就是建立“两重政权的制度”，就是推翻武汉政府和建立新的革命的政权。大概托洛茨基在这里是拿俄国革命历史中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前一个时期的事变作样本的。当时在我国的确有过两重政权，当时我们的确推翻了临时政府。
    但是我已经说过，当时谁也没有想到加入临时政府。为什么托洛茨基不建议共产党人现在立即退出国民党和武汉政府呢？怎能成立苏维埃，建立两重政权的制度，同时又加入你要推翻的武汉政府呢？托洛茨基的提纲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显然，托洛茨基在这里已无望地陷入他自己的矛盾的迷宫里了。他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272◇阶级革命混淆起来了。他“忘记了”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仅没有完结，不仅没有胜利，而且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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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全集第九卷
    处在它发展的第一阶段。托洛茨基不懂得拒绝支持武汉政府，提出两重政权的口号，现在用立即成立苏维埃的办法来推翻武汉政府，就是给蒋介石和张作霖以直接的和明显的援助。
    有人向我们说：既然如此，又怎样去了解一九○五年在俄国成立工人代表苏维埃呢，难道当时我们不是经历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吗？
    但是，第一、当时只有两个苏维埃，一个在彼得堡，一个在莫斯科，这两个苏维埃的存在并没有造成俄国苏维埃政权系统。
    第二、彼得堡和莫斯科的苏维埃当时都是反对旧的沙皇政权的起义机关，这再度证实：不可把苏维埃看做仅仅是组织革命的中心，苏维埃只有作为起义机关和新政权机关才能成为这样的中心。
    第三、工人苏维埃的历史说明：只有具备了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直接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顺利条件，也就是只有具备了从资产阶级政权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的顺利条件，这样的苏维埃才能存在和进一步发展。
    一九O五年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工人苏维埃，以及一九一八年德国
    的工人苏维埃所以灭亡，不都是由于当时没有这样的顺利条件吗？
    假如一九○五年在俄国存在着类似现在中国左派国民党这样的广大革命组织，那末可能当时在俄国就不会有苏维埃了。但是，这样的组织当时在俄国是不能存在的，因为在俄罗斯工农中间没有民◇273◇族压迫的因素，俄罗斯人自己就在压迫其他民族，而类似左派国民党这样的组织，只有在受到外国帝国主义者的民族压迫的环境中才能产生，因为这种压迫会把国内革命分子都集中到一个广大的组织里去。
    只有瞎子才会否认左派国民党有革命斗争机关的作用，有反对中国封建残余和帝国主义的起义机关的作用。
    但是，由此应得出什么结论呢？
    由此应得出这个结论：中国左派国民党对现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
    革命所起的作用，近乎苏维埃在一九O五年对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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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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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起的那种作用。
    假如中国没有像左派国民党这样一个很受欢迎的革命民主的组织，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但是，既然有了这样一个特殊的革命组织，适合于中国条件的特点，并已证明自己适合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进一步发展，那末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刚刚开始，还没有胜利，而且不会很快胜利的现在，就把这个费了多年时间才成立起来的组织加以破坏，未免太愚蠢太无知了。
    某些同志根据这一点做出结论说，将来在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时候，也可以利用国民党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组织形式，而且他们把这一点看做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平地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
    一般说来，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当然不是没有的。在我们俄国，在一九一七年初，也曾谈到革◇274◇命有经过苏维埃而和平发展的可能性。
    但是，第一、国民党不是苏维埃，说国民党适合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展的事业，并不是说国民党就能适合于无产阶级革命发展的事业，其实，工人代表苏维埃才是无产阶级专政最适合的形式：
    第二、即使在一九一七年俄国苏维埃的条件下，和平地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
    第三、中国的无产阶级中心是那样地稀少，而中国革命的敌人是那样地强大和众多，以致革命的每一推进和帝国主义者的每一进攻，必然会使国民党发生新的分化，使共产党因国民党的威信降低而更为加强起来。
    我想，中国革命的和平发展道路应该认为是不可能的。
    我想，在中国，在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过渡时期是不得不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的。因为在现今的条件下，没有工农代表苏维埃，这种过渡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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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全集第九卷
    必须首先在全中国展开土地运动，必须巩固武汉并支持它和封建官僚制度作斗争，必须帮助武汉战胜反革命，必须在各地广泛地发展农民协会、工会和其他革命组织作为将来成立苏维埃的基础，必须使中国共产党巩固自己在农民和军队中的势力，一一只有在这以后，才可以成立当做为新政权而斗争的机关、当做两重政权的要素、当做准备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要素的工农代表苏维埃。◇275◇
    在中国成立工人苏维埃，不是一句空话，不是一篇空洞的“革命的”演说。不能像托洛茨基那样轻率地看这个问题。
    首先，成立工农苏维埃就是说要退出国民党，因为不能既成立苏维埃，推进两重政权，号召工农建立新政权，同时又留在国民党及其政府里面。
    其次，成立工人代表苏维埃就是说要以国民党党外的联盟，要以类似一九一七年十月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联盟的那种联盟，代替现在国民党党内的联盟。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在那里，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条件下，问题是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专政，而在国民党党内结成联盟的政策是完全适合于这一点的，那末在这里，在成立苏维埃的条件下和在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下，问题将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苏维埃政权，而要准备并建立这种政权，则只有在一个政党即共产党的领导下才有可能。
    其次，工人代表苏维埃是使共产党人负有义务的。现在中国工人每月得八个卢布到十五个卢布，生活条件极恶劣，工作时间非常长。这种情形必须立即结束，而且可以结束，只要增加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改善工人阶级的居住条件等等。但是，在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条件下，工人是不会满足于这一点的。他们会向共产党人说（而且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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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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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是对的)：既然我们有苏维埃，而苏维埃又是政权机关，就不能压
    一压资产阶级，“稍微”剥夺资产阶级一下吗？如果共产党人在工农代表苏维埃存在的条件下◇276◇不走上剥夺资产阶级的道路，那末他们就会成为空谈家了。
    试问，现在，在革命现阶段上，是否可以而且需要走这条道路呢？不，不需要。
    将来，在工农代表苏维埃的条件下，是否可以而且需要拒绝剥夺资产阶级呢？不，不可以。如果以为在这种情形下可以保持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党内的联盟，那就是流于妄想，不了解从资产阶级革命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过渡时期中阶级力量斗争的决窍。
    在中国建立工农代表苏维埃的问题就是如此。
    由此可见，这个问题并不像某些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之流的极轻率的人向我们描述的那样简单。
    从原则上来看，一般地是不是容许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资产阶级
    一起参加一个共同的革命民主政党或一个共同的革命民主政府并在那里与之合作呢？
    某些反对派以为这是不可容许的。然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表明，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时期内，这种参加是完全容许的。
    我可以举出马克思一八四八年在德国反对专制制度的革命时期的例子。当时马克思和他的同志加入了莱茵省的资产阶级民主联盟，当时这个革命的民主政党的机关报“新莱茵报”就是由马克思主编的。◇277◇
    马克思和他的同志处在这个资产阶级民主联盟内，把革命资产阶级向前推进，同时用一切办法批判自己的右派同盟者的不彻底性，正像中国共产党处在国民党内应当用一切办法批判自己的同盟者左派国民党人的动摇和不彻底一样。
    大家知道，直到一八四九年春天，马克思和他的同志才脱离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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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全集第九卷
    个资产阶级民主联盟，并着手成立一个具有完全独立的阶级政策的独立的工人阶级组织。
    由此可见，马克思甚至比作为无产阶级独立的阶级政党加入国民党的中国共产党走得更远。马克思和他的同志在一八四八年加入这个资产阶级民主联盟是否适当，是可争论可不争论的。例如罗莎·卢森堡认为马克思不应当加入这个资产阶级民主联盟。这是策略问题。但是，在原则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时期内，加入资产阶级革命政党是可能的而且是适当的，一一这是无可怀疑的。至于说到马克思主义者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环境中参加革命民主政府并在那里与革命资产阶级合作，那末，关于这一点，我们己有恩格斯和列宁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指示。大家知道，恩格斯在他的小册子“在工作中的巴枯宁主义者”〔六三)中是赞成参加这种政府的。大家知道，列宁在一九。五年也是主张容许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政府的。
    五
    两条路线◇278◇
    总之，在我们面前有两条完全不同的关于中国问题的路线：共产国际的路线与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路线。
    共产国际的路线。封建残余和依靠这种残余并为各国帝国主义者所竭力支持的官僚军阀上层建筑是中国现状中的基本事实。
    中国目前正经历着既反对封建残余又反对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土地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和内容。
    武汉国民党和武汉政府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中心。南京和南京政府是国内反革命的中心。
    支持武汉的政策同时就是展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取得由此而产生的一切结果的政策。由此便有了共产党人之参加武汉国民党和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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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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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政府，这一参加并不排斥共产党人用一切办法批评国民党党内自己的同盟者的不彻底和动摇，而是以此为前提。
    应当利用共产党人的这种参加使无产阶级便于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起领导者的作用，并促使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期更快地到来。
    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接近完全胜利的时候，到了在资产阶级革命进程中显露出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的时候，到了那个时候，就必须成立当做两重政权的要素、当做为新政权而斗争的机关、当做新政权即苏维埃政权的机关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279◇
    到了那个时候，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党内的联盟应当代之以在国民党党外的联盟，而共产党则应成为中国新的革命的唯一领导者。
    现在，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处在发展的最初阶段的时候，当国民党是最适合于并且最能适应中国特点的民族民主革命组织形式的时候，像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所做的那样，提议立即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和立即建立两重政权，一一这就是瓦解革命运动，削弱武汉，促使武汉垮台，帮助张作霖和蒋介石。
    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路线。中国的封建残余乃是布哈林的捏造。在中国，封建残余不是完全没有，就是微乎其微，没有什么重大的意义。
    原来土地革命现在在中国是有的。但它从何而来，连鬼也不知道。(笑声)
    既然这种土地革命是有的，那当然只好设法支持它了。
    现在主要的不是土地革命，而是争取中国关税自主的革命，即所谓反关税的革命。
    武汉国民党和武汉政府不是“空架子”（托洛茨基）就是基马尔主义（季诺维也夫）。
    一方面，必须建立两重政权以推翻武汉政府，其办法是立即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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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全集第九卷
    苏维埃（托洛茨基）。另一方面，必须巩固武汉政府，必须给武汉政府以有力的和全面的帮助，其办法原来也是立即成立苏维埃（季诺维也夫)。
    照例说来，共产党人应该立即退出这个“空架子”，退出武汉政府和武汉国民党。可是最好是让◇280◇他们留在这个“空架子”里，就是既留在武汉政府里又留在武汉国民党里，既然武汉是“空架子”，为什么他们还要留在武汉呢，一一这实在只有上帝才知道。谁要是不同意这一点，谁就是奸贼和叛徒。
    所谓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路线就是如此。
    几乎再想不出比这种所谓路线更荒谬更糊涂的东西了。
    得到的印象是：我们不是和马克思主义者打交道，而是和一些脱离实际生活的办事员，或者说得好一些，和“革命的”旅行家打交道。这些旅行家游历了苏胡姆和基斯洛沃得斯克①之类的地方，忽略了提出中国革命基本方针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后来从报纸上得知中国确实爆发了什么革命，既像土地革命，又像反关税革命，于是就决定写一堆提纲，四月写了一个提纲，五月初写了一个提纲，五月底又写了一个提纲，把这一堆提纲写好，就扔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他们以为这许多糊涂的和矛盾的提纲就是挽救中国革命的主要手段。
    同志们，这就是中国革命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你们必须在这两条路线中间加以选择。同志们，我要结束我的讲话了。
    我想在最后用几句话谈谈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派别言论在当前的政治意义和作用。他们抱怨说，没有给他们充分的自由来对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进行闻所未闻的谩骂和不能容许的斥责。
    ②苏胡姆和基斯洛沃得斯克是苏联著名的风景区和疗养地，均在高加索。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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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抱怨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制度”。实质上，他们要得到瓦解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281◇自由。实质上，他们要把马斯洛夫
    一伙人的作风移植到共产国际和联共（布）里来。
    同志们，我应当说，托洛茨基所选择的攻击党和共产国际的时机太不恰当了。我刚刚得到英国保守党政府决定和苏联绝交的消息。用不着证明，现在到处都会展开对共产党人的进攻。这种进攻已经开始了。有些是以战争和干涉来威胁联共（布）。另一些则是以分裂来威胁联共（布）。正在建立一种从张伯伦到托洛茨基的统一战线之类的东西。
    可能是想用这个来吓唬我们。但是，几乎用不着证明，布尔什维克并不是胆小的孩子。在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上有过不少这样的“战线”。布尔什维主义历史表明，这些“战线”都被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的决心和无比的勇敢一一粉碎了。
    不用怀疑，我们也能够粉碎这种新的“战线”。（鼓掌）
    载于一九二七年五月三十一日“布尔什维克”杂志第十期◇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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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摄克赤决槍风
    ~车国华
    中同战友联盟
    大革命风云突变
    共产党人坚贞不屈
    全日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武汉国民政病旧址
    国共合作，武汉苦撑危局
    二
    寧
    風
    合
    心策要日大上變色之武漢
    近
    蒋汪勾结，宁汉合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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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给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学生们
    亲爱的同志们！
    两年以前，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成立四周年的时候，我在你们那里讲过话，谈到这个大学对于各苏维埃共和国和东方各被压迫国家的任务（六四）。
    这个大学执行着自己的任务，现在正把新的战斗干部，代表七十
    四种民族的第四期毕业生，用列宁主义这种强大武器武装起来的同志们，送到斗争的烈火中去。
    同志们在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关头走上战斗的工作岗位，在这时，世界帝国主义，首先是英帝国主义，正企图扼住中国革命的咽喉，同时向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苏联挑战，希望摧毁世界各国无产者的这个坚固而强大的堡垒。
    我祝贺毕业的同志们，同时坚信你们会光荣地对无产阶级尽自己的义务，会把自己的所有力量和知识贡献给东方劳动者为摆脱帝国主义压迫而斗争的解放事业。
    约·斯大林
    载于一九二七年五月三十一日“真理报”第二二号◇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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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答坡克罗夫斯基
    在开始和你通信的时候，我以为是和一个追求真理的人来往。现在，在接到你的第二封信之后，我才知道我是和一个妄自尊大、把个人“利益”看得高于真理利益的无赖通信。因此，如果我在这封简短的（也是最后的）回信中直言不讳，你可不要诧异。
    一、我曾肯定说，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后的时期中，党已经用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专政以及“和贫苦农民联盟”的新战略口号代替了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以及“和全体农民联盟”的旧战略口号。我曾肯定说，党是在实行这个新口号下走向十月革命并到达十月革命的，不实行这个口号，党就不能组成一支能够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并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必要的政治大军。
    你坚决反驳我的这种论断，并且证明说：“党在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这一时期所维护的，是它对农民的旧口号，即和全体农民联盟的口号。”（见你的第一封信）你不仅证明这个反列宁主义的、纯粹加米涅夫式的概念，而且认为这个概念几乎是一个公理。
    问题原是这样的，我们所争论的也正是这一点。◇285◇
    现在，你看到你的固执和自负把你弄到了这么难堪的境地，于是不得不低声承认自己的错误，肯定“党在四月至十月期间的战略口号正是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专政的口号”（见你的第二封信）。
    但你一低声承认自己的错误，就马上大叫大嚷地竭力把它说成是“措辞”不当的小事，并且声明：“我在上次信中说到党抛弃了和全体农民联盟的旧口号时用以表达自己思想的那种措辞，也许有不明确的地方。”（见你的第二封信）
    这样一来，我们进行的是“措辞”上的争论而不是两种原则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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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全集第九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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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的概念的争论了！
    客气些说：这就叫做耍无赖。
    二、我曾肯定说，我们是在跟苏维埃中某部分农民的动摇和妥协作斗争的情况下准备十月革命的，这种动摇和妥协给革命造成了极大的危险（布尔什维克在一九一七年七月的失败），只有在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专政的口号下才能够顺利地跟这种动摇和妥协作斗争：布尔什维克只是靠这个口号才得以把动摇和妥协的中农中立起来。
    你坚决反驳这一点，坚持自己的错误，认为在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期间党是在“和全体农民联盟”的旧口号下进行工作的。而你这样反驳，就把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中谈到布尔什维克为争取中农阶层脱离各小资产阶级政党、为孤立这些政党、为中立农民中某些动摇和妥协的阶层而斗争的那些光辉灿烂的篇幅一下删除了。
    问题原是这样的。◇286◇
    现在，你既不得不承认在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期间某部分农民动摇和妥协的事实，也不得不承认布尔什维克为这种动摇和妥协作斗争的事实。
    但你一面承认这一切，一面却装出好像这和中立中农问题没有关系的样子，甚至处心积虑地责备我，说我“没有答复”中立中农的问题。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你太天真了，或者是你为了达到某种绝非科学的目的而有意识地给自己戴上一副天真的假面具。
    三、我曾肯定说，党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是由于它顺利地贯彻了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专政的新战略口号；如果不以和贫苦农民联盟的新口号代替和全体农民联盟的旧口号，党既不能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也不能在十月革命进程中获得全体农民的支持：全体农民只是在布尔什维克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的限度内才支持了布尔什维克的：由于十月革命的主要目的是社会主义革命而不是资产阶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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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坡克罗夫斯基
    所以全体农民的支持是有条件的，有限度的。
    其实你是反对这一点的，因为你在第一封信中否认了在二月革命以后的时期中以新口号代替旧口号这一事实。
    问题原是这样的。
    现在，你不得不在口头上承认和全体农民联盟的旧战略口号确实己被和贫苦农民联盟的新战略口号所代替了。◇287◇
    但你承认了这种真理，就立即像加米涅夫那样着手消灭痕迹，把保证获得全体农民支持的“策略”任务与保证和贫苦农民联盟的“战略”任务对立起来，从而像加米涅夫那样侮辱你刚才承认的关于第二个战略口号的真理，实际上你又回到了原来的加米涅夫的立场，同时却处心积虑地诬蔑我，说我似乎不承认全体农民在十月革命时给予布尔什维克一定的有条件的支持。
    看来你不懂得策略任务是战略任务的一部分，不能把前者和后者等量齐观，更不能把它们对立起来。
    看来你不懂得我国全体农民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持只能是有条件的，有限度的，他们只是在十月革命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亦即
    十月革命消灭地主所有制、地主秩序和地主秩序的政治上层建筑（君主制度)的限度内，才支持无产阶级革命的。
    看来你不知道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中，在苏维埃夺取政权以后，当克伦斯基向彼得堡进军的时候，彼得堡的卫戍部队（农民组成的）拒绝开赴前线去抵抗克伦斯基，同时宣称他们这支卫戍部队是“拥护和平并反对新战争”的，他们不是把和平了解为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而是了解为放下武器，停止战斗，正像你和其他许多政治上的庸人所了解的那样（见你的第一封信）。
    看来你不知道当时彼得堡是由赤卫队员和水兵从克伦斯基和克拉斯诺夫的袭击下拯救出来的。
    看来你不知道我们国内战争在其初期（自一九一七年十月至一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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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全集第九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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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八年春天)主要是依靠工人和水兵的力量进行的，所谓“全体农民”的支持，在当时往往只表现于他们并没有阻碍我们去直接打◇288◇击无产阶级革命的敌人罢了。
    看来你不知道实际上只是在一九一八年的下半年我们才把红军建成一支群众性的军队，那时农民己分得土地，富农力量己相当削弱，苏维埃政权已能保卫自己，并且已有实行“和中农结成巩固联盟”的口号的可能…
    当然，可以写种种荒诞无稽的东西，纸张总是会忍受的，可以像加米涅夫那样转弯抹角并消灭痕迹…但总要有些分寸。
    四、你醉心于自己笔头的“艺术”，若无其事地忘掉自己的第一封信，还硬说我不懂得由资产阶级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
    这真是嫁祸于人！
    什么是由资产阶级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呢？不以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专政的新口号代管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的旧口号，能不能设想我国会有这种转变呢？显然是不能的。
    列宁为什么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和加米涅夫作斗争，主张以新口号代替旧口号，并把这种代替和俄国革命从第一阶段（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第二阶段（无产阶级革命）的过渡联系起来呢？是不是为了使资产阶级革命有可能和更容易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呢？显然是为了这
    一点。
    是谁在当时反对从旧口号过渡到新口号呢？显然是加米涅夫。是谁在一九二七年春天否认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准备时期以新战略口号代替旧战略口号的事◇289◇实呢？显然是你这位可敬的坡克罗夫斯基。
    是谁纠正了坡克罗夫斯基的这个加米涅夫式的错误呢？显然是斯大林同志。
    由此可见，你对于由资产阶级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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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坡克罗夫斯基
    一窍不通的，简直是一窍不通的，这难道还不清楚吗？
    结论：要兼有无知之徒的无赖手段和本领有限的卖艺者的自满心理，才能像你这位可敬的坡克罗夫斯基一样随意地颠倒是非。
    我想，己经到了和你断绝书信往来的时候了。
    约·斯大林
    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三日
    第一次刊印◇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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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事问题简评
    一论战争的威胁
    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威胁这一问题是现时的基本问题，这是几乎不能怀疑的了。这里所说的不是什么不固定的无形的新战争“危险”，而是一般新战争特别是反苏战争的真正的实在的威胁。
    最近一次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对世界的重新分割和对势力范围的重新划分已经“过时”了。某些新的国家（美国、日本）跑到前面去了。某些老的国家（英国）落在后面了。在凡尔赛几乎被埋葬了的资本主义德国正在复活、成长并日益强大起来。资产阶级的意大利怀着嫉视法国的心理正往上爬。
    争夺销售市场、争夺输出资本的市场、争夺通向这些市场的海陆道路、争取重新分割世界的疯狂斗争正在进行。美英之间、日美之间、英法之间、意法之间的矛盾正在增长。
    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正在增长，有时表现为无产阶级公开的革命发动（英、奥）。
    帝国主义世界和附属国之间的矛盾也在增长，往往表现为公开的冲突和革命的爆发（中国、印尼、北非、南美）。◇291◇
    这一切矛盾的增长都表明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增长，尽管稳定是事实，这次危机却较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以前的危机无比地加深了。苏联一一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存在和繁荣，只是使这个危机加深和尖锐罢了。
    帝国主义正在准备新的战争，并把它看做解决这个危机的唯一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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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全集
    第九卷
    径，这是不足为奇的。军备的空前扩张，资产阶级政府实行法西斯“管理”方法的总方针，对共产党人的十字军讨伐，对苏联的疯狂攻击，在中国的直接干涉，这一切都是同一现象（准备重新分割世界的新战争)的各种不同的方面。
    假如没有共产党进行坚决的斗争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假如没有苏联的和平政策成为新战争煽动者的绊脚石，假如帝国主义者不怕彼此削弱从而使帝国主义战线易于遭受新的突破，那末帝国主义者早已厮杀起来了。
    我想，后一种情况，即惧怕彼此削弱从而使帝国主义战线易于遭受新的突破，乃是暂时阻止厮杀的重要因素之一。
    因此，帝国主义者的某些集团就有了一种“自然的”意图：把自己阵营里的矛盾推到后面去，暂时掩盖这些矛盾，成立帝国主义者的统一战线，向苏联进军，以便牺牲苏联来解决日益加深的资本主义危机，即使是局部地暂时地解决也好。
    首先倡导这件事情的，首先倡导成立帝国主义者的反苏统一战线的，是英国资产阶级及其战斗的参谋部一一保守党，这一事实对于我们不是什么意外。英国资本主义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人民革◇292◇命的最凶恶的绞杀者。从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起到现在的中国革命止，英国资产阶级一直站在而且仍然站在人类解放运动的摧毁者的前列。苏联人永远不会忘记几年前我国因英国资本家的恩赐而遭到的暴行、掠夺和军事侵犯。如果英国资本及其保守党再来领导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世界策源地的战争，即反苏的战争，这又有什么奇怪呢？
    但是英国资产阶级是不喜欢用自己的手来作战的。它总是宁愿借别人的手来进行战争。它有时的确找到了甘愿为它火中取栗的傻瓜。
    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的情形就是这样，那时英国资产阶级建成了欧洲各国的联盟来反对革命的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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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事问题简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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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十月革命以后的情形就是这样，那时英国资产阶级进攻苏联，企图建立“十四国联盟”，虽然如此，它还是被赶出了苏联国境。
    现在中国的情形也是这样，英国资产阶级企图在那里建立统一战线来反对中国革命。
    十分明白，保守党在准备对苏战争，它己经进行好几年的准备工作来建立大小国家的反苏“神圣同盟”。
    如果在从前，在最近时期以前，保守党人的这种准备工作多少是隐蔽地进行的，那末在现今，在最近时期，他们却转而采取了“直接的行动”，给予苏联几次公开的打击，企图在万目睽睽之下结成臭名远扬的“神圣同盟”。◇293◇
    第一次公开打击是英国保守党政府在北京袭击苏联大使馆。这次袭击至少有两个目的。它要发现苏联“破坏”工作的“可怕”文件，凭藉这些文件造成普遍愤怒的气氛和反苏统一战线的基础。它要造成和北京政府的军事冲突，使苏联对中国作战。
    大家知道，这一次打击是失败了。
    第二次公开打击是袭击阿尔柯斯并对苏绝交。这次打击的目的是要建立反苏统一战线，开始全欧洲对苏联的外交封锁，挑起一系列对苏断绝条约关系的事件。
    大家知道，这一次打击也失败了。
    第三次公开打击是在华沙暗杀沃依柯夫②。保守党代理人所组织
    ①阿尔柯斯是苏联合作社代表团于一九二○年在伦敦设立的股份公司的简称。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二日该公司及苏联驻英国商务代表处同遭英国警察的搜查和袭击。一一译者注。
    ②沃依柯夫（一八八八一一一九二七）是苏联外交家，自一九二四年十月起，任苏联驻波兰全权大使，一九二七年六月七日在华沙被白卫分子杀害。
    一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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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全集第九卷
    的对沃依柯夫的暗杀，照主谋者的毒计，是要起萨拉也沃暗杀事件①的作用，使苏联和波兰发生军事冲突。
    这一次打击看来也失败了。
    这些打击暂时都还没有使保守党人得到他们所预期的效果，其原因何在呢？
    因为各个资产阶级国家的利益是互相矛盾的，这些国家有许多是愿意和苏联保持经济联系的。
    因为苏联政府坚定不移地实行苏联的爱好和平的政策。
    因为英国的附属国，无论是张作霖的国家或皮尔苏茨基的国家都
    一样，不愿意做保守党人的无声无臭的工具以损害其本身的利益。
    看来可敬的公爵们不愿了解：每个国家，即使它是最小的国家，都情愿把自己当做一个单位，力◇294◇求过自己的日子，不愿为了保守党人的漂亮眼睛而把自己的生存作孤注一掷。英国保守党人忘记了估计这一切情况。
    这是不是说再不会有这样的打击呢？不，不是这样。相反地，这只是说打击将更加厉害地重复下去。不能把这些打击看做偶然的事情。它们是从整个国际环境中、从英国资产阶级在“宗主国”和殖民地的地位中、从作为执政党的保守党的地位中自然地产生出来的。
    现在的整个国际环境，英国政府反苏“业务”中的一切事实，它组织对苏的财政封锁，它和列强进行关于反苏政策的秘密商谈，它资助乌克兰、格鲁吉亚、阿捷尔拜疆、阿尔明尼亚等等的流亡“政府”以期在苏联的这些国家内组织暴动，它资助间谍恐怖集团炸坏苏联桥梁、烧毁苏联工厂、恐吓和刺杀苏联驻外使节，这一切都无疑地向我
    ①萨拉也沃暗杀事件系指奥国皇太子弗兰茨·斐迪南于一九一四年六月
    二十八日在萨拉也沃（波斯尼亚）被一个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刺杀而言，这次刺杀案成了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世界帝国主义大战开始爆发的表面原因。
    一一译自“斯大林全集”第十卷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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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事问题简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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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说明英国保守党政府坚决地走上了组织反苏战争的道路。同时决不可认为保守党人在某种条件下造成某种反苏的军事同盟是不可能的。
    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呢？
    任务就是要在欧洲各国敲起新战争威胁的警钟，提高各资本主义国家工人和士兵的警惕性，不倦地使群众有准备地以革命斗争的全副武装对付各国资产阶级政府组织新战争的种种企图。
    任务就是要当众揭露一切“认为”新战争的威胁是“虚构”，以和平主义的谎言安慰工人并漠视资产阶级在准备新战争的工人运动活动家，因为这些人想使战争出乎意外地袭击工人。◇295◇
    任务就是要使苏联政府今后仍然坚定不移地实行和平政策，实行保持和平关系的政策，不顾我们敌人的挑拨伎俩，不顾他们对我们威信的伤害。
    敌人营垒中的挑拨者正在刺激我们，将来也要刺激我们，硬说我们的和平政策是由于我们软弱，由于我们军队软弱。这有时激怒了我们的某些同志，他们易受挑拨并要求采取“断然的”手段。这是神经脆弱。这是缺乏耐性。我们不能够也不应当受敌人愚弄。我们应当走自己的道路，保卫和平事业，表明自己的和平意志，揭穿我们敌人的强盗意图，暴露他们是战争煽动者。
    因为，假如敌人逼迫我们，确切些说，当敌人逼迫我们进行战争的时候，只有这样的政策才能使我们有可能把苏联的劳动群众团结成
    一个统一的战斗营垒。
    至于说我们“软弱”或我们军队“软弱”，那末我们的敌人在这
    一点上并不是第一次犯错误。约在八年以前，当英国资产阶级对苏联实行干涉，而邱吉尔以“十四国”进军来威胁的时候，资产阶级报刊也叫嚷我们军队“软弱”，但是全世界都知道，英国干涉者及其同盟者是可耻地被我们胜利的军队赶出国境了。新战争挑拨者先生们不妨记住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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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全集第九卷
    任务就是要加强我国的国防力量，发展我们的国民经济，改进我们的军事工业和非军事工业，提高我国工人、农民和红军战士的警惕性，锻炼他们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意志，消灭那种可惜还远没有被消灭的松弛现象。◇296◇
    任务就是要巩固我们的后方并清除其肮脏东西，毫不踌躇地惩办“显贵的”恐怖分子和纵火焚烧我们工厂的人，因为没有巩固的革命后方，就不可能有我国的国防。
    不久以前，收到了英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兰斯柏利、马科斯顿和布罗克韦对于枪毙俄国王公贵族中二十个恐怖分子和纵火者的抗议书。我不能把这些英国工人运动的活动家看做苏联的敌人，但是他们比敌人更坏。
    他们比敌人更坏，因为他们自称是苏联的朋友，可是又以自己的抗议帮助俄国地主和英国密探今后组织对苏联代表的暗杀。
    他们比敌人更坏，因为他们要以自己的抗议使苏联工人在其死敌面前解除武装。
    他们比敌人更坏，因为他们不愿了解枪毙二十个“显贵的”分子是革命自卫的必要措施。
    无怪乎人们说：“愿上帝使我们摆脱这种朋友，而敌人，我们自己是能对付的。”
    至于枪毙二十个“显耀的”人物，那是让苏联的敌人知道，让国内外的敌人知道，苏联是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它的手腕是坚强的。
    既然如此，对于我们那种在新战争威胁下向党作新攻击的倒霉的反对派能说些什么呢？对于认为在战争威胁下对党加强攻击是适合时机的反对派能说些什么呢？它不团结在党的周围去反对外来的威胁，却认为利用苏联处境的困难来对党作新的攻击是适合时机的，这能有什么好结果呢？难道反对派反对苏联在将来和帝国主义作战时获得胜利，反对加强苏联的国防力量，反对巩固我们的后◇297◇方吗？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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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这是在新的困难面前畏缩，临阵脱逃，以喋喋不休的左的词句掩饰逃避责任的愿望吧？…
    二
    关于中国
    现在中国革命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已能给走过的道路做出某种总结，并考察一下关于检查共产国际在中国的路线的问题。
    有几个列宁主义策略原则是必须顾到的，不顾到这些原则，既不可能正确地领导革命，也不可能检查共产国际在中国的路线。我们的反对派早已忘记了这些原则。但是，正因为反对派有健忘的毛病，所以必须一再提到这些原则。
    我指的是这样的列宁主义策略原则：
    第一个原则。在共产国际给各国工人运动作出指导性的指示时，
    一定要估计到每个国家的民族特殊的东西和民族独有的东西；
    第二个原则。每个国家的共产党一定要利用最小的可能以保证无产阶级有数量众多的同盟者，即使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不可靠的也好：
    第三个原则。一定要估计到这样一个真理：在政治上教育千百万群众，只有宣传和鼓动是不够◇298◇的，必须要有群众自身的政治经验。
    我以为顾到这些列宁主义策略原则是一个必要的条件，没有这个条件，便不可能对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中的路线作马克思主义的检查。
    我们就从这几个策略原则来考察中国革命问题。
    尽管我们党在思想上有了提高，可惜我们党内还存在着某种“领导者”，他们真诚地相信：根据共产国际的某些公认的一般原理，不用顾到中国经济、中国政治制度、中国文化、中国习俗和传统的民族特点，所谓用电报就能领导中国革命。实在说来，这些“领导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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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全集第九卷
    同于真正领导者的地方，就在于他们衣袋里总藏着两三个现成的、对
    一切国家都“适用的”、在任何条件下都“必需的”公式。顾到每个国家的民族特殊的和民族独有的东西的问题，对他们来说是不存在的。把共产国际的一般原理和每个国家革命运动的民族特点结合起来的问题，使共产国际的一般原理适应于各个国家的民族一国家的特点的问题，对他们来说是不存在的。
    他们不懂得，现在，当各国共产党已经成长起来并成为群众性的政党的时候，领导的主要任务就在于发现和掌握每个国家的运动的民族特点，并善于把这些特点和共产国际的一般原理结合起来，使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目的易于实现并得以实现。
    由此他们便企图把对一切国家的领导千篇一律化。由此他们便企图机械地搬用若干一般公式，而不顾到个别国家的运动的具体条件。由此便产生了公式和个别国家革命运动之间的永远的冲突，◇299◇这种冲突是这些可怜的领导者领导的基本结果。
    我们的反对派正是这类可怜的领导者。
    反对派听说中国正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同时他们知道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是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情况下进行的。由此便得出一个对中国的现成公式：打倒和资产阶级的任何共同行动，共产党人立即退出国民党万岁（一九二六年四月）。
    但是反对派忘记中国和一九○五年的俄国不同，它是一个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半殖民地国家，因此，中国革命不单纯是资产阶级革命，而且是反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革命，帝国主义掌握中国工业、商业和交通命脉，帝国主义的压迫不仅加于中国劳动群众，而且加于中国资产阶级某些阶层，因此，中国资产阶级能够在一定条件下和在一定时期内支持中国革命。
    大家知道，实际情形正是如此。如果拿中国革命的广州时期、国民革命军到达长江的时期、国民党分裂以前的时期来说，那就不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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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认：中国资产阶级是支持中国革命的，共产国际容许在一定时期内和在一定条件下与这个资产阶级一起行动的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结果是反对派背弃了自己的旧公式，宣布了一个“新”公式：和中国资产阶级一起行动是必要的，共产党人不应当退出国民党（一九
    二七年四月)。
    这是对反对派的第一个惩罚，他们所以遭受惩罚，是由于他们不愿顾到中国革命的民族特点。
    反对派听说北京政府和帝国主义各国的代表在中国关税自主的问题上发生了争吵。反对派知道◇300◇关税自主首先是中国资本家所需要的，由此便得出一个现成的公式：中国革命是民族的、反帝国主义的，因为它的主要目的是争取中国关税自主。
    但是反对派忘记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力量主要不在于限制中国的关税，而在于它在中国拥有从数万万中国工人和农民身上吸吮血液的工厂、矿山、铁路、轮船、银行和商行。
    反对派忘记了中国人民所以进行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首先而且主要是由于帝国主义在中国是一种支持并鼓励直接剥削中国人民的封建主、军阀、资本家、官僚等等的力量，是由于中国工人和农民不同时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便不能战胜自己的这些剥削者。
    反对派忘记正是这种情况才是使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有可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极重要的因素之一。
    反对派忘记谁宣传中国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是争取关税自主的革命，谁就会否认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有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因为他把中国革命交给中国资产阶级去领导了。
    的确，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关税自主实质上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政纲，因为甚至连张作霖和蒋介石那样的反动头子现在都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建立中国的关税自主了。
    由此便产生了反对派的两重性，他们企图摆脱自己的关税自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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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全集
    第九卷
    式，企图悄悄地放弃这个公式，而转向共产国际关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可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立场。
    这是对反对派的第二个惩罚，他们所以遭受惩罚，是由于他们不愿认真地研究中国革命的民族◇301◇特点。
    反对派听说商人资产阶级渗入了中国农村，把土地租给无产的农民。反对派知道商人不是封建主，由此便得出一个现成的公式：封建残余，也就是说，农民反封建残余的斗争，在中国革命中没有重大的意义，现时在中国主要的不是土地革命，而是中国关税受帝国主义国家控制的问题。
    但是反对派看不见中国经济的特色不是商人资本渗入农村，而是在封建的中世纪的剥削和压迫农民的方法依然保存的条件下，中国农村封建残余的统治是和商人资本的存在相结合的。
    反对派不懂得，中国现在那种惨无人道地掠夺并压迫中国农民的整个军事官僚机器，本质上就是农村封建残余和封建剥削方法的统治与商人资本的这种结合上面的政治上层建筑。
    的确，后来的事实也表明在中国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这个革命首先而且主要是反对中国的大小封建主。
    事实表明这一革命己席卷几千万农民并有扩展到全中国的趋势。事实表明，封建主，实在的活的封建主，在中国不仅存在着，而且在好多省份里掌握政权，使军队中的指挥人员服从他们的意志，使国民党的领导受他们的影响，接二连三地给中国革命以打击。
    在此以后还否认封建残余和封建剥削制度是中国农村压迫的基本形式，在此以后还不承认土地革命是目前中国革命运动的基本事实，这就是反对彰明较著的事实。
    由此反对派便放弃了自己关于封建残余和土地革命问题的旧公式，由此反对派便企图偷偷放弃◇302◇自己的旧公式并默认共产国际的立场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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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对反对派的第三个惩罚，他们所以遭受惩罚，是由于他们不该顾及中国经济的民族特点。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公式和现实间的不协调，一一这就是反对派可怜的领导者的命运。而这种不协调是反对派违背一定要估计到每个国家革命运动中民族特殊的和民族独有的东西这一列宁主义著名策略原则的直接结果。
    请看列宁是怎样论述这个原则的：
    “现在全部问题就是要使每个国家的共产党人十分自觉地认清同机会主义和‘左的’教条主义作斗争的基本的原则的任务，并且十分自觉地估计到这种斗争因每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民族成分(如爱尔兰等)、殖民地、宗教派别等等的特征而具有的并且必然具有的具体特点。现在对第二国际的不满到处都感觉得到，并且在扩大和增长，这种不满是由于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由于它不善于或不能够创立一个真正集中的、真正领导的中心，这个中心能够在革命无产阶级为建立全世界苏维埃共和国的斗争中指导革命无产阶级的国际策略。必须认识清楚，这样的领导中心无论如何不能建立在斗争策略规则的千篇一律、死板划一、彼此雷同上面。只要各◇303◇民族间和各国间的民族差别和国家差别还存在（这些差别甚至在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以后也还要保持很久很久)，那末各国共产主义工人运动的国际策略的统一所要求的不是消除多样性，不是消灭民族差别（这在目前是可笑的幻想），而是在运用共产主义基本原则（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时，把这些原则在细节上加以正确的变更，使这些原则正确地适应并且适用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别。在每个国家为解决统一的国际任务、为战胜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和左的教条主义、为推翻资产阶级、为建立苏维埃共和国和无产阶级专政而
    ①着重号是我加的。一一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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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全集第九卷
    采取具体办法的时候，要调查、研究、找出、看透、抓住民族特殊的东西和民族独有的东西”，一一这便是一切先进国家（而且不仅是先进国家)在目前历史阶段上的主要任务。”（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七十一页至第
    七十二页)
    共产国际的路线就是一定要顾到这个列宁主义策略原则的路线。相反地，反对派的路线就是违背这个策略原则的路线。
    这种违背也就是反对派在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问题上倒霉的根源。
    米
    现在来说第二个列宁主义策略原则。◇304◇
    从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中产生了无产阶级在争取革命胜利的斗争中的同盟者的问题。
    无产阶级的同盟者的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之一。在中国无产阶级面前站着强大的敌人：大小封建主，新旧军阀的军事官僚机器，反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以及掌握中国经济生活命脉并用海陆军来巩固自己剥削中国人民的权利的东方和西方的帝国主义者。
    为了击破这些强大的敌人，除其他一切而外，还必须有无产阶级的灵活的和考虑周到的政策，必须善于利用敌人阵营里的每一裂痕，善于给自己找寻同盟者，即使这些同盟者是动摇的、不稳定的同盟者，只要他们是人数众多的同盟者，只要他们不限制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的宣传和鼓动，不限制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工作。
    这种政策是第二个列宁主义策略原则的基本要求。没有这种政策，
    ①着重号是我加的。一一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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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事问题简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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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反对派认为这种政策是不正确的，非列宁主义的。但这只是说明他们把列宁主义丢得干干净净了，他们离开列宁主义是这样远，就像天地相隔一样。
    中国无产阶级在不久以前有过这种同盟者吗？是的，有过。
    在革命的第一阶段上，革命是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广州时期)，这时无产阶级的同盟者是农民、城市贫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
    中国革命运动的特点之一，在于这些阶级的代表是和共产党人一起在一个叫做国民党的资产阶◇305◇级革命组织内共同进行工作的。
    这些同盟者不是也不能是同样可靠的。他们中间有些是比较可靠的同盟者（农民、城市贫民），有些是不大可靠的和动摇的同盟者(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些则是完全不可靠的同盟者（民族资产阶级)。
    国民党当时不容争辩地是人数比较众多的组织。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的政策是孤立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右派），为了革命的利益而利用他们，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左派）推向左边，把农民和城市贫民团结在无产阶级的周围。
    当时广州是不是中国革命运动的中心呢？无疑地是的。现在只有精神失常的人才会否认这一点。
    这一时期共产党人的成就是什么呢？扩大了革命地区，广州军队到达了长江；有了公开组织无产阶级的可能（工会、罢工委员会）；共产主义小组结成了政党；成立了第一批农民组织的基层组织（农民协会)；共产党人渗入了军队。可见这一时期共产国际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
    在革命的第二阶段上，蒋介石和民族资产阶级转到了反革命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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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全集第九卷
    革命运动的中心由广州移到了武汉，这时无产阶级的同盟者是农民、城市贫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民族资产阶级退到反革命阵营的原因是什么呢？第一是民族资产阶级对工人革命运动规模的恐惧，第二是帝国主义者在上海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压力。◇306◇
    这样，革命便失去了民族资产阶级。这对革命是局部的损失。但革命却进入发展的更高阶段，进入土地革命阶段，使广大农民群众更靠近了自己。这对革命是有利的。
    当时，在革命的第二阶段上，国民党是不是人数众多的组织呢？无疑地是的。它不容争辩地是一个比广州时期的国民党人数更加众多的组织。
    当时武汉是不是革命运动的中心呢？无疑地是的。现在只有瞎子才会否认这一点。否则武汉地区（湖北、湖南）当时就不会成为共产党所领导的土地革命最发展的根据地了。
    当时共产党人对国民党的政策是把它推向左边，把它变成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核心。
    当时有没有这种转变的可能呢？是的，是有的。无论如何没有理由认为没有这种可能。当时我们直截了当地说，要把武汉国民党变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核心，至少须有两个条件：国民党的彻底民主化和国民党对土地革命的直接赞助。假使共产党人放弃实行这种转变的企图，那就太愚蠢了。
    这个时期共产党人的成就是什么呢？共产党在这一时期从五六千人的小党成长为有五六万党员的群众性的大党。
    工会成长为巨大的全国性的团体，约有会员三百万。农民基层组织成长为拥有几千万人的巨大的团体。
    农民的土地运动发展到宏大的规模，在中国◇307◇革命运动中占了中心地位。共产党争得了公开组织革命的可能。共产党成了土地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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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的领导者。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开始由愿望变成事实。
    诚然，中国共产党不善于利用这一时期的一切可能。诚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这一时期犯了一系列的极大的错误。但是以为中国共产党能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一下子就成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党，那就可笑了。只要把我们党经历过的一系列的分裂、脱离、变节、叛卖等等历史回忆一下，就能明白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党并不是一下子就能产生出来的。
    由此可见，这一时期共产国际的领导也是完全正确的。现在中国无产阶级有没有同盟者呢？是的，是有的。
    这些同盟者就是农民和城市贫民。
    现时的特征是武汉国民党领导集团转入了反革命阵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脱离了革命。
    这一脱离的原因，第一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日益发展的土地革命的恐惧和封建主对武汉领导集团的压力，第二是帝国主义者在天津地区施压力，要求国民党和共产党人分裂，作为容许北进的代价。
    反对派怀疑在中国有封建残余存在。但是现在谁都明白，封建残余在中国不仅存在着，而且它甚至比目前革命的进攻力量还要强大。正因为帝国主义者和封建主在中国暂时还较强大，所以革命遭◇308◇到了暂时的失败。
    革命在这一次失去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也正是革命暂时失败的标志。
    但是革命却把广大农民和城市贫民群众更紧密地团结在无产阶级的周围，从而奠定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基础。
    对于革命的好处就在这里。
    反对派说革命的暂时失败是由于共产国际的政策。可是只有背弃马克思主义的人才会这样说。只有背弃马克思主义的人才会要求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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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政策永远而且一定导致对敌人的直接胜利。
    布尔什维克在一九O五年革命中的政策是否正确呢？是的，是正
    确的。既然有苏维埃的存在，既然有布尔什维克的正确政策，一九○
    五年的革命为什么还遭到失败呢？因为封建残余和专制政体当时比工人的革命运动要强大些。
    布尔什维克在一九一七年七月的政策是否正确呢？是的，是正确的。既然有苏维埃的存在（苏维埃当时背叛了布尔什维克），既然有布尔什维克的正确政策，布尔什维克当时为什么还遭到失败呢？因为俄国帝国主义当时比工人的革命运动要强大些。
    正确的政策并不永远而且一定导致对敌人的直接胜利。要直接战胜敌人，不仅决定于正确的政策，而且首先和主要决定于阶级力量的对比，决定于革命力量的显著优势，决定于敌人阵营的瓦解，◇309◇决定于有利的国际形势。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的正确政策才能导致直接的胜利。但有一个必不可少的要求是正确的政策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条件下都应当予以满足的。这个要求就是党的政策要提高无产阶级的战斗力，加强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联系，提高无产阶级在这些群众中间的威信，把无产阶级变为革命的领导者。
    能否断言过去一个时期为中国革命的直接胜利提供了最有利的条件呢？显然是不能的。
    能否断言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没有提高无产阶级的战斗力，没有加强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的联系，没有提高无产阶级在这些群众中间的威信呢？显然是不能的。
    只有瞎子才看不见：中国无产阶级在这个时期内使广大农民群众离开了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他们团结在自己的旗帜周围了。
    共产党在革命的第一阶段和广州民族资产阶级结成联盟，是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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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事问题简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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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扩大革命地区，形成群众性的党，使自己有公开组织无产阶级的可能，并给自己开辟一条接近农民的道路。
    共产党在革命的第二阶段和武汉国民党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结成联盟，是为了增强自己的力量，扩大无产阶级组织，使广大农民群众脱离国民党的领导，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创造条件。
    民族资产阶级跑进了反革命阵营，和广大人民群众失去了联系。武汉国民党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被土地革命吓倒，在千百万农民群众心目中信誉扫地，跟着民◇310◇族资产阶级走了。
    但是千百万农民群众却因此更紧密地团结在无产阶级的周围，认为无产阶级是自己唯一可靠的领袖和领导者了。
    只有正确的政策才能导致这样的结果，这难道不明白吗？只有这种政策才能提高无产阶级的战斗力，这难道不明白吗？除了我们的反对派中的可怜的领导者以外，谁能否认这种政策的正确性和革命性呢？
    反对派断言：武汉国民党领导集团之转到反革命方面，说明在革命的第二阶段和武汉国民党联盟的政策是不正确的。
    但是，只有忘记了布尔什维主义历史并把列宁主义丢得干干净净的人才会这样说。
    在十月革命时和十月革命后，直到一九一八年春，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革命联盟的政策是否正确呢？我想，还没有人敢于否认这个联盟的正确性。这个联盟的结局如何呢？结局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举行反苏维埃政权的暴动。能否根据这点就断言和社会革命党人联盟的政策是不正确的呢？显然是不能的。
    在中国革命的第二阶段和武汉国民党的革命联盟的政策是否正确呢？我想，还没有人敢于否认这种联盟在革命第二阶段时期的正确性。反对派自己当时（一九二七年四月）也断言这种联盟是正确的。现在，在武汉国民党领导集团脱离革命之后，怎能根据这种脱离就断言和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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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全集第九卷
    汉国民党的革命联盟◇311◇是不正确的呢？
    只有不坚定的人才会搬弄这样的“论据”，这难道不明白吗？难道有人断言过和武汉国民党的联盟是永无止期的联盟吗？难道天地间有永无止期的联盟吗？反对派简直丝毫不懂得第二个列宁主义策略原则，即无产阶级要与非无产者的阶级和集团结成革命联盟的原则，这难道不明白吗？
    请看列宁是怎样论述这个策略原则的：
    “要能战胜较强大的敌人，就只有用最大的力量，同时一定要最仔细地、小心地、谨慎地、巧妙地利用敌人中间任何的即使是最小的‘裂痕'，利用各国资产阶级之间、各国内部各种各样资产阶级之间的任何利害冲突，并且利用任何的即使是最小的机会以获得人数众多的同盟者，尽管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同盟者。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丝毫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丝毫不懂得
    一般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①。谁要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在相当复杂的政治情况中，没有在实践上证明自己真正善于应用这个真理，那他就还没有学会帮助革命阶级去进行斗争，把全体劳动人类从剥削者的压榨下解放出来。上述一切，对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和以后的时期都一样。”（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312◇十一卷第五十二页)
    反对派的路线是违背这个列宁主义策略原则的路线，这难道不明白吗？
    相反地，共产国际的路线是一定要顾到这个策略原则的路线，这难道不明白吗？
    米
    ①着重号是我加的。一一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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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来谈第三个列宁主义策略原则。
    这个策略原则所涉及的是更换口号、更换口号的程序和方法问题。它所涉及的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把党的口号变成群众的口号，怎样和用什么方法把群众引导到革命的立场上来，使群众自己根据亲身的政治经验深信党的口号的正确性。
    要说服群众，单靠宣传和鼓动是不行的。为此必须有群众自身的政治经验。为此必须使广大群众亲身体验到推翻现存制度的不可避免性，建立新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的不可避免性。
    先进集团、政党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就已经深信，譬如说，推翻米留可夫一克伦斯基临时政府的不可避免性，这是好的。然而单是这一点还不足以推翻这个政府，还不足以把推翻临时政府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口号提出来作为当前的口号。为了把“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公式从最近将来的前途变成当前的口号，变成直接行动的口号，还必须有一个决定性的条件，就是使群众自己深信这个口号的正确性并给党以某种支持来实现这个口号。
    必须把作为最近将来的前途的公式和作为当前口号的公式严格地区别开来。以巴格达齐也夫为◇313◇首的彼得堡布尔什维克集团，在
    一九一七年四月正是在这一点上碰了钉子，那时他们过早地提出了“打倒临时政府，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当时列宁把巴格达齐也夫集团的这种企图看成是危险的冒险主义，当众斥责了它六五)。
    为什么呢？
    因为后方和前方的广大劳动群众还没有决心接受这个口号。因为这个集团把作为前途的“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公式和作为当前口号的“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混淆起来了。因为这个集团冒进，使党有脱离当时还相信临时政府的革命性的广大群众和苏维埃而完全孤立的危险。
    中国共产党人应不应当，譬如说，在半年以前提出“打倒武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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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党领导集团”的口号呢？不，不应当提出。
    不应当提出，因为这是危险的冒进，这会妨碍共产党人去接近那些还相信国民党领导集团的广大劳动群众，这会使共产党脱离广大农民群众而孤立起来。
    不应当提出，因为武汉国民党领导集团、武汉国民党中央还没有把它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政府的作用发挥净尽，还没有因它反对土地革命、因它反对工人阶级、因它转到反革命方面而在广大劳动群众的心目中大丢其脸，信誉扫地。
    我们总是说：只要武汉国民党领导集团还没有把它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政府的作用发挥净尽，就不能采取使它信誉扫地和更换它的方针，必须让它先把自己的作用发挥净尽，然后才在实践上提出◇314◇更换它的问题。
    现在中国共产党人应不应当提出“打倒武汉国民党领导集团”的口号呢？是的，应当，完全应当。
    现在国民党领导集团已因它反对革命而大丢其脸，使自己和广大工农群众处于敌对地位，这个口号一定会在人民群众中间获得有力的响应。
    现在每个工人和每个农民都会懂得，共产党人退出武汉政府和武汉国民党中央而提出“打倒武汉国民党领导集团”的口号是做得正确的。
    因为现在摆在农民和工人群众面前让他们选择的是这样一个问题：或者是国民党现在的领导集团，那末就要拒绝满足农民和工人群众的迫切需要，就要放弃土地革命；或者是土地革命和根本改善工人阶级状况，那末更换武汉国民党领导集团就成为群众的当前口号了。
    第三个列宁主义策略原则的要求就是如此，这个原则是有关更换口号的问题，是把广大群众引导到新的革命立场上的方法和途径的问题，是以自己的政策、自己的行动、适时地以另一些口号代替这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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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号来帮助广大劳动群众根据亲身的经验认识党的路线的正确性的问题。
    请看列宁是怎样论述这个策略原则的：
    “单靠先锋队是不能胜利的。当整个阶级、当广大群众还没有站在直接援助先锋队的立场上，或者没有站在至少对先锋队严守善意的中立而对其敌人完全不予支持的立场上的时候，单◇315◇把先锋队投入决战，这不仅是愚蠢，而且是罪恶。而要真正使整个阶级，真正使广大的劳动群众和被资本压迫的群众都站到这个立场上来，要做到这
    一点，单靠宣传鼓动是不够的。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有这些群众亲身的政治经验。这是所有的大革命的基本规律，这个规律现在不仅被俄国而且被德国十分有力地和明显地证实了。不仅文化水平低的和多半是不识字的俄国的群众，就连文化程度高的和个个识字的德国的群众，也必须亲身体验到第二国际骑士们的政府真是软弱无力、毫无气节、束手无策、向资产阶级献媚、卑鄙龌龊，亲身体验到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就必不可免地是极端反动派（俄国的科尔尼洛夫，德国的卡普②及其同伙)的专政，然后才会坚决地转向共产主义。国际工人运动中觉悟的先锋队，即共产党、共产主义集团、共产主义派别，其当前任务就是要善于把广大的（现在大半还是酣睡、消沉、守旧、因循而没有醒悟的)群众引导到这种新的立场上，确切一点说，就是不仅要善于领导自己的党，而且要在这些群众走近新的立场、转到新的立场的时候，善于领导这些群众。”（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七十三页)
    反对派的基本错误在于他们不了解这个列宁主义策略原则的意义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一一斯大林。
    ②卡普（一八六八一一一九二二）是德国一九二O年反革命政变
    “卡普盲动”的主要领导者，政变后成为政府首领，他的政府仅存在数日即被德国工人的总罢工推翻。一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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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作用，他们不承认这个策略原则，他们一贯地破坏这个策略原则。◇316◇
    他们（托洛茨基分子）在一九一七年初就破坏了这个策略原则，企图“跳过”还没有完成的土地运动（这是列宁的看法）。
    他们（托洛茨基一季诺维也夫）破坏了这个策略原则，企图“跳过”工会的反动性，不承认共产党人在反动工会中工作是适当的，否认和这种工会结成临时联盟的必要性。
    他们（托洛茨基一季诺维也夫一拉狄克）破坏了这个策略原则，企图“跳过”中国革命运动的民族特点（国民党），“跳过”中国人民群众的落后性，于一九二六年四月要求共产党人立刻退出国民党，而于一九二七年四月在国民党发展阶段还没有完结没有终了的条件下又提出立即组织苏维埃的口号。
    反对派以为既然他们了解了、认清了国民党领导集团的不彻底、动摇、不可靠，既然他们认清了与国民党的联盟是暂时的和有条件的(而每个有经验的政治工作人员都不难认清这一点)，那末，这就完全足以展开反国民党、反国民党政权的“坚决行动”了，就完全足以使群众、使广大工农群众“立即”支持“我们”和“我们的”“坚决行动”了。
    反对派忘记了，在这里，“我们的”了解还远不足以使中国共产党人能够率领群众。反对派忘记了，为了这一点，还必须使群众自己根据他们亲身的经验去认清国民党领导集团的不可靠性、反动性、反革命性。
    反对派忘记了，“干”革命的不仅是先进集团，不仅是党，不仅是个别的即使是“高级的”“人物”，◇317◇而首先和主要的是千百万人民群众。
    奇怪的是反对派忘记了千百万人民群众的状况、认识和坚决行动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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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党和列宁在一九一七年四月是否知道必须推翻米留可夫一克伦斯基的临时政府，是否知道临时政府的存在和苏维埃的活动不能相容，是否知道政权应当转到苏维埃手中呢？是的，是知道的。
    以巴格达齐也夫为首的彼得堡的著名的布尔什维克集团于一九一
    七年四月提出了“打倒临时政府，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并企图推翻临时政府，那时候为什么列宁斥责这个集团是冒险主义者呢？
    因为广大劳动群众、一部分工人、千百万农民、广大军队群众以及苏维埃本身都还没有决心把这个口号作为当前的口号来接受。
    因为临时政府以及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等小资产阶级政党，还没有使自己的作用发挥净尽，还没有使自己在千百万劳动群众的心目中信誉扫地。
    因为列宁知道，为了推翻临时政府和建立苏维埃政权，只有无产阶级先进集团即无产阶级政党的认识和觉悟是不够的：为了这一点，还必须使群众自己根据亲身的经验深信这种路线的正确性。
    因为必须经过杂乱的联合政府，经过一九一七年六月、七月、八月各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变节和背叛，必须经过一九一七年六月前线上可耻的进攻，经过各小资产阶级政党跟科尔尼洛夫之流和米留◇318◇可夫之流的“诚实的”联合，经过科尔尼洛夫的暴动等等，才能使千百万劳动群众深信推翻临时政府和建立苏维埃政权是不可避免的。
    因为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能把作为前途的苏维埃政权口号，变成作为当前口号的苏维埃政权口号。
    反对派的倒霉在于他们屡犯巴格达齐也夫集团当时犯过的错误，他们离开了列宁的道路，宁愿顺着巴格达齐也夫的道路“行进”。
    我们、党和列宁在参加立宪会议选举的时候和在彼得堡召开这个会议的时候，是否知道立宪会议是和苏维埃政权制度不相容的呢？是的，是知道的。
    我们究竟为了什么召开这个会议呢？资产阶级国会制度的敌人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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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尔什维克在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以后，不仅参加选举，而且自己召开立宪会议，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这是不是“尾巴主义”，落后于事变，“抑制群众”，破坏“远程射击”策略呢？当然不是的。
    布尔什维克采取这个步骤，是为了帮助落后的人民群众亲眼看到并确信立宪会议的无用，确信它的反动性和反革命性。只有用这种办法才能使千百万农民群众靠近自己，使自己易于解散立宪会议。
    列宁关于这一点写道：
    “我们在一九一七年九月至十一月参加了俄国资产阶级国会即立宪会议的选举。我们当时◇319◇的策略是否正确呢？…我们俄国布尔什维克，在一九一七年九月至十一月，不是比西方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都更有理由认为国会制度在俄国是政治上过了时的吗？当然，我们更有理由这样认为，因为问题不在于资产阶级国会是否早已存在，而在于广大劳动群众对于采用苏维埃制度和解散（或容许解散）资产阶级民主国会的准备（思想上、政治上、实践上）达到什么程度。一
    九一七年九月至十一月，俄国城市工人阶级、士兵和农民，由于一系列特殊的条件，已有了极好的准备来采用苏维埃制度和解散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国会，一一这是完全不容争辩、完全确定的历史事实。虽然如此，但布尔什维克并没有抵制立宪会议，而是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前和以后都参加了选举…
    由此就得出完全不容争辩的结论：己经证明，甚至在苏维埃共和国胜利以前几个星期，甚至在这个胜利以后，参加资产阶级民主国会，不仅对革命无产阶级无害，反而会使革命无产阶级易于向落后群众证明这种国会为什么应该解散，易于把这种国会解散，易于使资产阶级国会制度成为‘政治上过时的东西’。”（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四十一页至第
    四十二页)
    布尔什维克实际上就是这样应用第三个列宁主义策略原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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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也必须这样应用布尔什维主义的策略，不论所指的是土地革命、国民党或苏维埃口号都一样。◇320◇
    看来反对派以为中国革命己经完全失败。这当然是不对的。中国革命遭到了暂时的失败，这是没有疑问的。但这是怎样的失败，是多大的失败，一一现在的问题就在这里。
    可能这是近乎长期的失败，像俄国一九O五年发生过的那样，革
    命中断了整整十二年，然后在一九一七年二月以新的力量爆发起来，推翻专制政体，为新的苏维埃的革命扫清道路。
    不能认为这个前途是没有的。这还不是革命的完全的失败，正像
    一九O五年俄国革命的失败不能认为是彻底的失败一样。这不是完全
    的失败，因为当前发展阶段上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土地革命，中国的革命的统一，从帝国主义羁绊下得到解放)还待解决。如果这个前途成为现实，当然在中国也谈不上立即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因为只有在革命高涨的环境中苏维埃才能成立和兴盛起来。
    但是，恐怕不能认为这个前途是可能的。无论如何暂时还没有根据认为这个前途是可能的。没有根据，是因为反革命还没有联合起来，也不会很快联合起来，如果一般说来它有一天会联合起来的话。
    因为新旧军阀之间的战争正以新的力量爆发起来，这个战争不能不削弱反革命的力量，同时不能不使农民破产和更加怨恨。
    因为在中国还没有一个集团或政府能够实行类似斯托雷平的改革来作为统治集团的避雷针。
    因为已经夺得地主土地的千百万农民是不容易抑制和压倒在地上的。
    因为无产阶级在劳动群众心目中的威信与日俱增，无产阶级的力量还远没有被击溃。◇321◇
    中国革命的失败，就其程度说来，可能类似布尔什维克在一九一
    七年七月遭到的失败，那时候孟什维克一社会革命党人的苏维埃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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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全集第九卷
    了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不得不转入地下，经过了几个月，革命又重新走上街头，来扫除俄国的帝国主义政府了。
    当然，这里的比拟是有条件的。我作这个比拟是附有一切保留条件的，如果注意到当前中国的形势和一九一七年的俄国的差别，那就会看出这一切保留条件都是必要的。我采用这种比拟仅仅是为了大略地描绘出中国革命失败的程度。
    我想这个前途的可能性较大。如果这个前途成为现实，如果在最近时期（不一定是经过两个月，也许经过半年、一年）新的革命高涨成为事实，那末，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的问题就会提到日程上来，成为当前口号，以与资产阶级政府相对立。
    为什么呢？
    因为在当前革命发展阶段上，在新的革命高涨条件下，成立苏维埃将是一个完全成熟的问题。
    昨天，在几个月以前，中国共产党人不应当提出成立苏维埃的口号，因为这会是我们的反对派所特有的冒险主义，因为国民党领导集团还没有作为革命的敌人而使自己信誉扫地。
    现在，相反地，成立苏维埃的口号可以成为真正革命的口号，如果（如果！）在最近时期将有一个新的和强大的革命高涨的话。
    因此，现在，在高涨没有到来以前，除了争取以革命的领导代替目前的国民党的领导之外，还应◇322◇当在广大劳动群众中间极广泛地宣传拥护建立苏维埃的思想，不要冒进，不要立即成立苏维埃，要记住只有在强大的革命高涨的条件下苏维埃才能兴盛起来。
    反对派可以说，他们是“头一个”说这话的人，这就是他们叫做“远程射击”的策略。
    不对，最亲爱的，完全不对！这不是“远程射击”的策略，而是徘徊歧路的策略，不是射远了就是射近了的策略。
    当反对派一九二六年四月要求共产党人立即退出国民党时，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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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事问题简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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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射远了的策略，因为后来反对派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共产党人应当留在国民党内。
    当反对派宣称中国革命是争取关税自主的革命时，这就是射近了的策略，因为后来反对派自己也不得不偷偷地抛弃了他们的公式。
    当反对派一九二七年四月宣称中国封建残余被夸大了，而忘记了群众性的土地运动的存在时，这就是射近了的策略，因为后来反对派自己也不得不默认了自己的错误。
    当反对派一九二七年四月提出立即成立苏维埃的口号时，这就是射远了的策略，因为当时反对派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他们阵营内部的矛盾，其中一个（托洛茨基）要求采取推翻武汉政府的方针，而另一个(季诺维也夫)相反地要求“用一切办法帮助”这个武汉政府。但是，从什么时候起在我们中间开始把这种徘徊歧路的策略，不是射远了的就是射近了的策略称为“远程射击”的策略呢？◇323◇
    关于苏维埃必须说，共产国际早就先于反对派而在自己的文件中谈到了中国的苏维埃这一前途。至于反对派在今年春天为了对抗革命的国民党（国民党在当时是革命的，否则季诺维也夫就用不着喊叫“用一切办法帮助”国民党了)而把苏维埃作为当前口号提出来，这就是冒险，就是乱叫乱嚷的冒进，就是巴格达齐也夫在一九一七年四月所犯的那种冒险和那种冒进。
    虽然苏维埃口号在中国最近的将来可能成为当前口号，但是还远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反对派在今年春天提出苏维埃口号不是危险的和有害的冒险行为。
    同样的，虽然“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曾于一九一七年九月被列宁认为是必要的和切合时宜的口号（见中央关于起义的有名的决定)达，但还远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巴格达齐也夫在一九一七年四月提出这个口号不是有害的和危险的冒险行为。
    巴格达齐也夫在一九一七年九月可以讲他是“头一个”说到，还

==========第267页==========
    256
    斯大林全集第九卷
    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就说到苏维埃政权的人。这是不是说，巴格达齐也夫是对的，而列宁把他在一九一七年四月的言论斥责为冒险主义就是不对的呢？
    看来我们的反对派对巴格达齐也夫的“桂冠”总是羡慕不已。反对派不懂得，问题并不在于“头一个”说话，从而冒进和搅乱革命事业，而在于及时地说话，并且要使所说的话为群众所响应而变成行动。
    事实就是如此。◇324◇
    反对派离开了列宁主义的策略，其政策是“过左的”冒险主义，
    一总结就是如此。
    载于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八日“真理报”第一六九号署名：约·斯大林◇325◇

==========第268页==========
    257
    注释
    (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于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至十二月十六日在莫斯科举行。全会讨论了下列几个报告：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任务的报告，关于中国问题和英国问题的报告，关于托拉斯化、合理化和由此而产生的共产党员在工会中的任务的报告，关于联共（布）党内问题的报告，关于德国问题和荷兰问题的报告。全会又审查了马斯洛夫一路特·费舍案件、布兰德勒和塔尔盖麦案件、苏瓦林案件。会上成立了下列几个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中国委员会、英国委员会、德国委员会和其他委员会。斯大林被选为全会政治委员会、中国委员会和德国委员会的委员。全会在讨论斯大林“关于联共（布）党内问题”的报告以后，斥责联共（布）党内的托洛茨基一季诺维也夫反对派联盟是一个在政纲上滚到孟什维克立场上去的分裂主义者的联盟。全会责成共产国际各个支部进行坚决的斗争，以反对联共（布）党内的反对派及其在各国共产党内的门徒破坏共产国际和全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的领导者一一列宁党队伍的思想统一和组织统一的一切企图。全会批准了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关于联共（布）党内的反对派联盟”的决议，并决定把它作为自己的决议附在全会决议的后面。斯大林“关于联共（布）党内问题”的报告和关于这个报告的结论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印成单行本，题为“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一一（正文第三页）。
    〔二)反社会主义者特别法是俾斯麦政府于一八七八年在德国实施的。这个法令取缔了社会民主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和工人报刊。根据这个法令，社会主义的书籍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迫害。德国社会民主党被迫转入秘密状态。一八九○年，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该法令才被废除。一一（正文第九页）。
    (三)“社会民主党人报”(《De rSo z i a l d e mok r a t》)是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秘密机关报，于一八七九年九月创刊，一八九O年九月停刊，
    最初在苏黎世（瑞士），自一八八八年十月起移至伦敦。一一（正文第九页）。
    (四)见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一九四七年俄文版第三五八页至第三
    五九页。一一（正文第十页）。

==========第269页==========
    258
    斯大林全集第九卷
    (五)指俄共（布）党内自称为“民主集中主义”集团的反党集团。这个集团成立于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由萨普龙诺夫和奥新斯基领导。“民主集中派”否认党在苏维埃中的领导作用，在工业方面反对实行一长制和厂长个人负责制，在组织问题上反对列宁的路线，他们要求让派别和小集团在党内自由活动。党的第九次和第十次代表大会坚决地斥责了民集派。一九二七年，“民主集中派”集团和托洛茨基反对派的积极分子一起被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开除出党。一一（正文第十三页)。
    (六)“工人反对派”是俄共（布）党内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反党集团，由
    施略普尼柯夫、梅德维捷夫等领导。这个集团于一九二O年下半年形成，它反
    对党的列宁路线。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斥责了“工人反对派”，认为宣传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的思想和共产党的党籍是不相容的。被击溃了的“工人反对派”的残余后来和反革命的托洛茨基派勾结起来，成为党和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并被粉碎了。一一（正文第十三页）。
    〔七)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于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七日至七月八日在莫斯科举行。大会讨论了“关于苏联经济状况和俄共（布）党内的争论”问题，
    一致支持布尔什维克党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大会批准了俄共（布）第十
    三次代表大会所批准的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关于党内争论总结和小资产阶级倾向”的决议，并决定把它作为大会的决议予以公布。一一（正文第
    十四页)。
    〔八)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于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六日至十一月
    三日举行。“论联共（布）党内的反对派联盟”提纲是斯大林同志受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委托而写的。十一月三日代表会议一致通过该提纲为代表会议的决议。同日该决议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批准(见“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八卷第二一四页至第二三三页)。一一（正文第
    十六页)。
    〔九)总委员会是英国工联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于一九二一年第一次被选出。一一（正文第十八页）。
    (一O)指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关于共产国际和俄共（布）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的决议而产生的任务”的决议（见“联共（布）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一九四一年版卷下第二十五页至第
    三十一页)。一一（正文第二十三页）。

==========第270页==========
    注释
    259
    〔一一)“社会民主党人报”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秘密的中央机关报，于
    一九O八年二月创刊，一九一七年一月停刊，共出五十八号。创刊号在俄国出
    版，后来移至国外出版，最初在巴黎，以后在日内瓦。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由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组成。列宁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内为彻底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使孟什维克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退出了编辑部。自一九一一年十二月起，“社会民主党人报”由列宁主编。该报曾刊载斯大林的许多文章。列宁的“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刊载在一九一五年八月二十三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四十四号上（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
    二十一卷第三O八页至第三一一页)。一一（正文第二十七页）。
    〔一二)“我们的言论报”是孟什维克一托洛茨基的报纸，于一九一五年
    一月至一九一六年九月在巴黎出版。一一（正文第二十八页）
    〔一三)见列宁“论粮食税”（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三O
    八页至第三四三页)。一一（正文第三十页）。
    〔一四)见斯大林“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见“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八卷第二三四页至第二九七页)。一一（正文第三十五页）。
    (一五)指一九二六年五月三日至十二日英国工人举行的总罢工。参加罢工的有最重要的工业部门和运输部门的五百多万有组织的工人。关于罢工的发生和失败的原因见“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八卷第一五五页至第一六八页。
    一一（正文第四十二页）。
    〔一六)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三OO页至第三O二页。
    (正文第四十三页)。
    〔一七)维丁派是德国共产党“极左派”之一，存在于柏林市内西北部的维丁区党组织内。“维丁反对派”的领导人和联共（布）党内托洛茨基一季诺维也夫反对派联盟是互相勾结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坚决地斥责了“维丁反对派”，要求它完全停止派别活动，和被开除出德国共产党的、仇视德共的分子断绝一切关系，无条件地服从德共和共产国际的决议。一一(正文第四十六页)。
    〔一八)“最近新闻报”（日刊）是米留可夫反革命资产阶级政党的中央
    机关报，于一九二O年四月至一九四O年七月在巴黎出版。一一（正文第五十
    页)。

==========第271页==========
    260
    斯大林全集第九卷
    (一九)见列宁“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见“列宁全集”第
    四版第二十四卷第三页至第七页)。一一（正文第五十九页）。
    〔二○)齐美尔瓦尔得左派是左派国际主义者集团，于一九一五年八月二
    十三日至二十六日（九月五日至八日）在齐美尔瓦尔得（瑞士）举行的国际主义者第一次国际代表会议上由列宁组成。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在齐美尔瓦尔得左派集团中采取了唯一正确的始终一贯的反战立场。关于齐美尔瓦尔得左派，见“联共（布）历史简明教程”一九四九年莫斯科中文版第二○六页。
    一一（正文第六十页）。
    〔二一)路标转换派分子是一九二一年在流亡国外的俄国资产阶级中间产生的一个资产阶级政派的信徒，该派以“路标转换”杂志得名。路标转换派思想是苏俄新兴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观点的反映，他们由于新经济政策的实行而放弃了对苏维埃政权的公开武装斗争，指望苏维埃制度逐渐蜕化为普通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乌斯特里雅洛夫是路标转换派思想的代表人物。一(正文第六十三页)。
    〔二二)涅恰也夫主义是阴谋手段和恐怖主义的策略，以俄国无政府主义者一一巴枯宁分子涅恰也夫的名字得名。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涅恰也夫在俄国建立了一个和群众隔绝的、狭隘的阴谋组织，该组织的成员的意志和意见完全受到压制。一一（正文第七十二页）。
    (二三)阿拉克切也夫制度是十九世纪前二十五年在俄国施行的无限制的警察独裁制度，军阀专横和对人民实行暴力的制度，以反动政客阿拉克切也夫伯爵的名字得名。一一（正文第七十二页）。
    (二四)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一九三一年俄文版第八卷第七十一页。(正文第七十八页)。
    (二五)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一九三一年俄文版第二十二卷第三六二页。一一（正文第七十八页）。
    (二六)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附录一九三九年俄文版第七十五页至第九十七页。一一（正文第八十一页）。
    (二七)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一九三○年俄文版第七卷第一O三页。
    (正文第八十七页)。
    (二八)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卷第一页至第五三五页。一一（正文第九十五页)。

==========第272页==========
    注释
    261
    (二九)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五卷第三五三页至第四六二页。
    (正文第一O一页)。
    (三O)见“联共（布）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一九
    四一年版卷下第二十五页至第三十一页。一一（正文第一一一页)。
    (三一)指“‘论粮食税’小册子的计划和提要”（见“列宁全集”第四
    版第三十二卷第二九九页至第三O七页)。一一（正文第一一四页）。
    (三二)见“联共（布）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一九
    四一年版卷上第二八一页至第二九五页。一一（正文第一一七页）。
    〔三三)指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根据斯大林“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的报告通过的“关于党内争论总结和小资产阶级倾向”的决议（见“联共（布）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一九四一年版卷上第
    五四O页至第五四五页)。一一（正文第一二九页）。
    (三四)斯大林“论列宁和列宁主义”一书于一九二四年五月出版。该书包括两篇著作：“论列宁。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八日在克列姆里军校学员晚会上的演说”和“论列宁主义基础。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的讲演”（见“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六卷第五十二页至第六十四页，第六十九页至第一八八页)。
    一一（正文第一三七页）。
    (三五)联共（布）莫斯科省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于一九二七年一月八日至
    十五日举行。代表会议讨论了苏联的国内外形势问题，关于中央监察委员会
    一工农检查院的当前任务的报告，联共（布）莫斯科省委的总结报告以及其他问题。斯大林在代表会议一月十四日的晚间会议上发表了演说。代表会议赞成联共（布）列宁中央的政策。一一（正文第一三九页）。
    (三六)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二七一页至第二七六页。(正文第一四一页)。
    (三七)“斗争报”于一九一七年五月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察里津委员会的机关报出版，自一九一七年年底起作为察里津工兵农和哥萨克代表苏维埃的机关报出版。察里津改名为斯大林格勒后，该报是斯大林格勒省和市的党组织与苏维埃组织的机关报。“斗争报”终刊号第五十八号（总第四六七
    O号)于一九三三年三月十四日出版。一一（正文第一五三页）。
    (三八)指斯大林在一九二一年三月十日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所做“论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当前任务”的报告（见“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五卷第三十三页至第四十四页)。一一（正文第一六一页）。

==========第273页==========
    262
    斯大林全集第九卷
    (三九)指斯大林为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写的“论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当前任务”的提纲（见“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五卷第十五页至第二十九页)。一一(正文第一六一页)。
    (四O)见“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五卷第三十四页。一一（正文第一六
    二页)。
    (四一)见“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五卷第十五页至第十六页。一一（正文第一六二页)。
    (四二)见“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七卷第一五六页至第二一一页。一一(正文第一六四页)。
    (四三)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四O二页至第四O三页和第
    三十三卷第二七九页至第二八O页。一一（正文第一七三页）。
    (四四)热那亚（意大利）国际经济会议于一九二二年四月十日至五月十
    九日举行。参加会议的一方是英、法、意、日以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另一方是苏俄。各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向苏俄代表团提出了几项要求（偿还战时和战前的一切债务，把收归国有的财产归还外国产权人等等)；如果实行这些要求，就等于把苏维埃国家变为西欧资本的殖民地。苏俄代表团拒绝了外国资本家的这些无理要求。关于热那亚会议，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一八六
    页至第二OO页和第二三五页至第二三八页。一一（正文第一七三页)。
    (四五)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于一九二七年三月
    二十四日至三十一日在莫斯科举行。代表会议讨论了下列几个报告：关于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的工作，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政策，关于青年参加生产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经济工作任务，关于青年团员参加发展农业和农村合作事业的工作以及其他等等。斯大林在代表会议三月二十九日的晚间会议上发表了演说。代表会议在其决议中向党保证：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今后仍然是党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工作方面的忠实助手。一一（正文第一七五页）。
    (四六)联共（布）中央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关于“生产合理化问题”的决议，发表在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五日“真理报”第六十八号上。一一(正文第一七八页)。
    (四七)见列宁“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十八卷第一四三页至第一四九页)。一一（正文第一八三页）
    〔四八)见“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七卷第二九三页至第二九四页。一一(正文第一八四页)。

==========第274页==========
    注释
    263
    (四九)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两卷集一九四八年俄文版卷下第四三四页。一一(正文第一八九页)。
    (五O)指一九一八年七月六日至七日在莫斯科发生的“左派”社会革命
    党人的反革命叛乱，这次叛乱在数小时内即被镇压下去。一一（正文第一九二页)。
    (五一)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一二九页至第一四一页。(正文第一九六页)。
    (五二)见“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七卷第三二五页至第三三三页。一一(正文第一九八页)。
    (五三)指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三日至十六日举行的联共（布）中央全会。这次全会讨论了一系列与苏联和俄罗斯联邦共和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有关的问题，决定了召开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日期。四月十三日，斯大林就全会议程问题和在讨论加里宁的“苏联和俄罗斯联邦共和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问题”报告时发了言。全会在讨论了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国际事件（中国事件及其他)的决定的通告以后，批准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国际问题的政策，坚决地驳斥了托洛茨基一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反党政纲。一一（正文第二○七页)。
    (五四)“农村共产党人”（双周刊）是供农村党的积极分子阅读的杂志，
    联共（布）中央的机关刊物，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创刊，一九三O年八月停刊。
    一九二七年二月以前，该杂志的主笔是莫洛托夫。一一（正文第二一一页）。(五五)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一二二页至第一二八页和第
    二一五页至第二二O页。一一（正文第二一一页）。
    〔五六)指科伦民主协会，于一八四八年德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成立。参加协会的除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外还有工人。马克思曾被选入莱茵省和威斯特伐
    里亚省民主协会州委员会，并且是它的领导者之一。一一（正文第二二O页）。
    (五七)“新莱茵报”(《NeueRhe i ni scheZe i tung》)于
    一八四八年六月一日至一八四九年五月十九日在科伦出版。该报领导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主编是马克思。关于“新莱茵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一
    九三七年俄文版第十六卷第一部第一六五页至第一七三页。一一（正文第二二
    O页)。
    (五八)见“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七卷第一四七页。一一（正文第二二
    三页)。

==========第275页==========
    264
    斯大林全集第九卷
    〔五九)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六日通过的关于中国状况的决议。该决议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的提纲和决议”一九二七年莫斯科一列宁格勒版。一一（正文第二二四页）。
    (六O)“新生活报”是孟什维克的报纸，于一九一七年四月至一九一八
    年七月在彼得格勒出版。一一（正文第二四八页）。
    〔六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于一九二七年五月十八日至三十日在莫斯科举行。全会讨论了共产国际在反对战争和战争危险的斗争中的任务、英国共产党的任务、中国革命问题等等。斯大林同志五月二十四日在全会的第
    十次会议上做了“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的报告。全会对国际形势作了估计，拟定了反对战争威胁的斗争纲领，并由于英国与苏联断绝外交及商务关系，通过了宣言“告全世界工人和农民书。告一切被压迫人民书。告士兵和水兵书”。托洛茨基一季诺维也夫反党联盟的首领们利用苏联国际形势的紧张，在全会上以诽谤性的抨击来反对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领导。全会通过特别决议尖锐地指斥了反对派首领们的分裂行动，并警告他们：如果再继续派别斗争，就要把他们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开除出去。一一（正文第二五七页)。
    (六二)指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四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宣言“告全世界无产者和农民书。告一切被压迫人民书”。宣言发表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五日“真理报”第八十五号上。一一（正文第二五九页）。
    (六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一九三五年俄文版第十五卷第一O五页
    至第一二四页。一一（正文第二七八页）。
    〔六四)见斯大林“论东方人民大学的政治任务”。见“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七卷第一三三页至第一五二页。一一（正文第二八三页)。
    〔六五)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四卷第一八一页至第一八二页。(正文第三一四页)。
    (六六)列宁于一九一七年九月从地下寄给中央委员会和布尔什维克组织的文章和信件中提出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把它作为组织武装起义的直接任务（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五卷第二八八页至第二九四页和第
    二十六卷第一页至第九页)。当九月十五日党中央委员会会议讨论列宁的来信时，斯大林同志对要求消灭这些文件的投降主义者加米涅夫给予坚决的反击，提议把列宁的来信散发给最大的党组织讨论。一九一七年十月十日，在列宁、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捷尔任斯基、乌里茨基参加之下，举行了布尔什维克

==========第276页==========
    注释
    265
    党中央委员会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会上通过了列宁起草的武装起义的决定（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六卷第一六二页)。一一（正文第三二四页）。

==========第277页==========
    266
    年表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至一九二七年七月)
    ー九二六年
    十一月ニ十二日至十二月十六日
    斯大林出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十二月二日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会议上当选为全会德国委员会委员。
    十二月四日
    斯大林和印度共产党的代表谈话。
    十二月七日
    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会议上做了关于联共（布）党内问题的报告。
    十二月十三日
    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会议上做了关于联共（布）党内问题报告的结论。
    十二月十七日
    斯大林和保加利亚共产党代表季米特洛夫、柯拉罗夫等人谈话。
    十二月十八日
    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
    十二月二十二日
    斯大林出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的联共（布）代表团和德国共产党代表团的联席会议讨论和德国“极左派”作斗争的问题。
    十二月二十三日
    斯大林被联共（布）莫斯科红色勃列斯尼亚区第七次代表会议选为出席联共（布）莫斯科省第十五次代表会议的首席代表。
    十二月二十四日
    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的联共（布）代表团代表和

==========第278页==========
    斯大林全集第九卷
    267
    美国共产党代表团代表的联席会议上就美国共产党党内状况问题发表演说。斯大林的小册子“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的报告和结论)出版。
    十二月二十九日
    斯大林和莫斯科钢筋工厂工人代表团谈话。
    十二月三十日
    斯大林写信给克谢诺丰托夫。
    ー九二七年
    一月七日
    斯大林和谢米列契耶省尤利耶夫卡村的农民代表谈土地问题。
    一月八日
    斯大林和莫斯科索科里尼基区工人代表团谈话。
    一月十四日
    斯大林在联共（布）莫斯科省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发表演说。斯大林和波兰共产党代表谈话。
    一月二十一日
    斯大林出席在莫斯科大戏院举行的列宁逝世三周年的纪念大会。
    一月二十八日
    斯大林写信给札依采夫。
    一月二十九日
    斯大林被联共（布）列宁格勒省第二十四次代表会议选为联共（布）列宁格勒省委员会委员。
    二月七日至十二日
    斯大林领导联共（布）中央全会的工作。
    二月二十二日
    为纪念连纳惨案十五周年，斯大林写信给连纳金矿的工人。为纪念斯大林格勒“斗争报”十周年，斯大林向该报致贺电。
    二月二十三日
    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法国委员会会议上就法国共产党策略问题发言。

==========第279页==========
    268
    年表
    斯大林出席在莫斯科大戏院举行的红军建军九周年庆祝大会。
    二月二十五日
    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召集的纺织工业工作人员会议上就布尔什维克领导方法和进一步发展苏联纺织工业的道路问题发表演说。
    二月二十八日
    斯大林和十月铁路局斯大林铁路工厂工人代表团谈话。
    三月一日
    斯大林在十月铁路局斯大林铁路工厂工人大会上发表演说。
    斯大林在十月铁路局斯大林铁路工厂工人大会上当选为莫斯科苏维埃代表。
    三月七日
    斯大林写信给茨维特柯夫和阿雷坡夫两同志。
    三月九日
    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法国委员会会议上讲话。
    三月十五日
    斯大林“论工农政府问题。答德米特利也夫”一文发表在一九二七年“布尔什维克”杂志第六期上。
    三月二十日
    斯大林写信给申凯维奇。
    三月二十九日
    斯大林在莫斯科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发表演说。
    四月二日
    斯大林被莫斯科省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选为出席全俄苏维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代表。
    四月五日
    斯大林在莫斯科党组织的积极分子会议上就中国革命性质和前途问题发表演说。
    四月八日
    斯大林被列宁格勒省苏维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选为出席全俄苏维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代表。
    四月九日
    斯大林写信给邱贡诺夫。

==========第280页==========
    斯大林全集第九卷
    269
    四月十日至十六日
    斯大林出席全俄苏维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
    四月十三日至十六日
    斯大林领导联共（布）中央全会的工作。
    四月十三日
    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会议上就全会议程问题和在讨论加里宁的报告“苏联和俄罗斯联邦共和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问题”时发言。
    四月十五日
    斯大林的“论党在农民问题上的三个基本口号。答杨一斯基”一文发表在
    一九二七年“布尔什维克”杂志第七、八两期合刊上。
    四月十六日
    斯大林被全俄苏维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四月十八日至二十六日
    斯大林出席苏联苏维埃第四次代表大会。
    四月十九日至二十日
    斯大林写给宣传员的提纲“中国革命问题”。该提纲经联共（布）中央批准后发表在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一日“真理报”第九十号上。
    四月二十六日
    斯大林被苏联苏维埃第四次代表大会选为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五月一日
    斯大林在红场检阅莫斯科卫戍部队和首都劳动人民的五一游行队伍。
    五月五日
    斯大林于“真理报”十五周年纪念日给该报写的祝词发表在“真理报”第
    九十九号上。
    五月九日
    斯大林写“论中国革命的几个问题。答马尔秋林同志”一文。该文发表在
    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五日“农村共产党人”杂志第十期上。
    五月十三日
    斯大林和中山大学学生谈中国革命问题。
    五月二十日
    斯大林写“论十月革命准备时期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专政的口号。答坡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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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年表
    罗夫斯基”一文。该文于一九二八年第一次发表在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一书中。
    五月二十四日
    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会议上发表关于“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的演说。
    五月三十日
    斯大林写信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第四期毕业生致贺。
    六月二十三日
    斯大林写信答坡克罗夫斯基。
    七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
    斯大林写“时事问题简评”一文。该文发表在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八日“真理报”第一六九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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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全集
    第九卷人民出版社出版新華鲁店發行上海新華印刷廠印刷精装本定價三萬五千元
    一九五四年四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四年四月上海第一次印刷字數236,000宇印數1一50,000册書號1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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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要使中国的土地革命扩大和深入。要成立并巩固种种工农群众组织，从工会委员会和罢工委员会到农民协会和农民革命委员会，以便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和胜利把这些组织变为将来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的组织上和政治上的基础。
    斯大林
    (1927年5月9日)
    诸夏怀斯社
    二O一六年七月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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